 作者：刘衍文 我对每一个有德之人，每一个读书有得之人，都是很敬重的。但如问我究竟对谁的学问最为敬仰，古人且不说，今人则除了钱锺书先生而外，就是潘雨廷先生了。 潘先生精通古今中外的哲学，对于《易经》的各种流派，《易经》在其他各种哲学流派影响下的变化及其得失，说来真是如数家珍。最初，请他来上海教育学院对教师开设讲座，是我征得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蒋锡康先生的允若而安排的，他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是我向过去的朋友，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研究生副所长的叶百丰先生力荐的，而他评上副研究员、正教授，前后也都是由我写出鉴定的。 那些评职称的送审材料委实不能代表潘先生的学术水平。有人对之颇多挑剔，由于不了解先生的苦衷，这是难怪的；有人却把他奉若神明，甚至某些新闻报道和小说也大加渲染、神乎其神，而一些医生、技击家、气功师、术数家则纷纷借其名以自重，以为获得他的真传，那也简直是胡说八道。先生学术的精粹之处这班人全然不晓，只抱住一点，就随心所欲，任意发挥，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这里只想如实写下一点我之所知所感，以为永怀，并奉献对《周易》有同好者。 潘先生自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就一直居家研《易》，在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任职前，从未正式有过工作。他的父亲是旧日浦东银行的总经理。我的难友、原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吴企尧先生与其父、其兄皆有交往，但与其本人却不熟悉。正是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有优裕的环境足供他长期向学。据潘先生自己说，他的研《易》，所以能锲而不舍，最初和他母亲的病痛乃至逝世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能 “转益多师”,就历代哲人的《易》学研究来说，他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对潘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杨践行先生和薛学潜先生。当初我和王逢年先生、丁济华医生一起，由社会学家应成一先生介绍，并陪同我们去潘家听过杨、薛两位先生及潘先生约三周的课，随即因十年浩劫与世隔绝。及至拨乱反正、恢复自由后，再因张大文、黄福康诸君之介，重新与潘先生有了联系。才知杨、薛两位先生都已归道山，当时听课的王逢年和丁济华也已先后去世，惟成一先生健在。同时得交与杨、薛两家有通家之好的傅紫显先生。潘先生曾对我们谈起杨、薛两先生的轶事，而傅先生尤知其详。可惜我今撰此文时，成一先生早已辞世，两年前，傅先生又忽告病故。不然，很多存疑的事，都可向他们请益的，这是很大的遗憾。 当初我们去听课，是由薛先生首先开讲的。薛先生是近代著名经办洋务的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薛福成（1838—1894）的长孙，父薛翼运（1862—1929），字南溟。薛先生小时，其父聘请钱基博先生为家庭教师，讲授过查理•斯密所编的《小代数学》。钱老有文记其事，但没有道出他这位学生的名字。先生字毓津，尝游历世界各国，创办实业，著有《政本论》。桐城吴挚甫（汝纶）先生就是他的外祖父，程序他“可绳乃祖”。后潜心于《易》学，专著有《<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等书，颇流行于海外。我们去听课时，薛先生又有新著两种陆续印行。他对我们讲的似乎是“宇宙起源与河图、洛书”这一命题，发了二十多页讲义。听课的人很多，男女老少，济济一堂，有的还不时点头，我们却都听得莫名其妙。只约略记得论证宇宙星云的布局与河图、洛书的运行规律完全一致，我想这里面是否会有些牵强附会呢？上面提到的后两本书我都翻过，但一点不得要领。老友傅先生见告，旧书店有廉价可得，是否把他买来？我说，我买书只讲实用，要是买书不看，或看不懂，何必虚张门面呢？前几年傅先生又与其亲友联系，想整理薛先生全部遗著，要我作序，我说，对薛先生的学问，我一点门径都摸不着，让我如何下手去写？倘潘先生在，那就好了。 潘先生曾和我讲起薛先生的一个奇论：他说人们都讥笑“历史循环论”的非是，其实，宇宙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全部都是循环的。“朝茵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推而广之再广之，扩而充之再充之，由于时间过长过久，人类的历史和智力尚不能见，故不能知。薛先生提出了一个计算方法，以星际间的距离速度，转换为时间的长度，得出十二亿年为一最大循环的结论。曾演讲给我听，问我信也不信。这是薛先生不轻易为人言的，估记于此。 杨先生字圣一，生活清苦，度日维艰，平时薛先生常有所资助。他潜心《易》理，坚毅不拔。他的讲课，皆平正通达。近人根据马王堆出土文物才发现的，杨先生大都皆先行推断而得。他的著作，傅先生都借我看过。潘先生尝从杨先生学气功和太极拳，但我陪潘先生去看尢彭熙博士时，尢说其站桩姿势先就不对，气犹未通，途径走错了，那是很危险的。后来我又请几位有气功的人来检测，奇怪的是，不论气功师功力高下如何悬殊，测别人的气功能量都大致不差，他们都一致认为潘先生其实无气可言，好像并未练过功。为此我请教了傅先生，而傅也早有察觉，曾私下问过潘，潘回答说：练与不练是一样的，一通百通嘛。《易》之道无所不包，有了《易》，什么都解决了。 我不知杨先生的气功究竟功力如何。但他始终忠于他的研究。潘先生说，杨先生曾和他私下谈起，说曾三次梦见伏羲，与之论道，得益甚多。问我信也不信？我说：精诚所至，日夕怀之，自然就会形诸梦寐的。孔子欲从周，就经常梦见周公；刘彦和崇拜孔子，“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寐，乃怡然而喜”（见《文心雕龙•序志》），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完全是可以解释的。但潘先生认为，此事绝非如此简单，当是精神的贯通感召有以致之。并说他曾几度梦见虞翻云云。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执着的“通人之弊”吧。杨先生后来得癌症而死，据潘先生说，照理杨先生是不会生癌的。别的事他都想得开，但儿子划上右派，一时转不过来，刺激太大，癌症就发作了。 潘先生年轻时到唐尉芝（文治）先生家拜过门，唐的《年谱》中有记载。潘先生平常是不赞成卜卦的，他屡屡以“不疑何卜”告诫人，疑而能解者亦不卜，有大疑大惑者才偶尔卜之。他说到唐夫子只在清末明初交替之际，对自己的出处卜了一卦，得一“遯”卦，才下定决心，退出官场，专心壹志于教育事业。这与南宋时朱熹欲上奏章弹劾奸臣，因蔡元定为其卜得一“遯”卦而就此缩手，其事殊而其情类。潘认为这是一种触机，原有天意在。我则以为卜卦是有极大地偶然性的，只是一时的凑巧而已，又有点像摇奖，以之为戏则可，为之执迷则不可取。 潘先生也尝拜在熊十力的先生门下。我们知道，熊先生在金陵刻经处与其师欧阳竟无大师及其同门友吕澂先生决裂，后与马一浮先生也搞得不欢而散，很多人都有意见，觉得熊无非是要故意标新而争胜于人，正确的还是原来的师徒传统承受。傅先生认为：老潘水平不知要高出多少熊多少，何必凑热闹屈尊拜其为师。我也委婉地向潘先生说了熊先生《新唯识论》、《乾坤衍》中的一些疑问。潘先生解释说：《易》学在各个时代都会与其他学派结合而有所变化发展。唐代中国佛教兴盛，从《华严经》带来的《易》学新课题，却经历宋元明清皆付阙如，熊先生是最初填补了这方面的缺陷的，在《易》学史上会有一定的地位。吕澂的《中国佛教源流史略》讲法相宗甚精辟，涉及禅宗的就有多处错误。顾毓琇先生专讲禅宗发展史虽有微误，但可补吕书之不足。顾毓琇、毓瑔兄弟都与潘先生相熟，毓琇先生有书从美国寄赠予潘，我因得略翻一过。毓瑔先生则我也相识，一度往来甚密。他尝介绍多人来潘家听讲，又与尢彭熙先生交好，跟尢学气功，过从甚密。但我之结识毓琇先生却是因难友黄睿思的推介，与上述诸公无涉。后来我们在潘、尢两府都不期而遇，彼此一怔，觉得上海虽大，亦何其狭小！ 潘先生曾告诉我一件熊先生的“秘密”，现在他们两位都已作古，就不妨斗胆公开了吧。潘说，熊先生在其行将易箦时，深自忏悔，觉得自己所以会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乃是晚年辟佛所致。于是不断念诵《往生咒》，以赎罪其罪愆云。 到潘先生家里听课的人很多，有一位S先生，据潘先生暗里对我说，这位先生自称练功已出“阴神”，结果不慎飘入母猪肚内，变成小猪生出，幸得灵心未泯，不食而死，遂得生还，但所有功力都已荡然无存，一切只好从头做起。其入定所得，都写成韵语，出示于人，很多人都抄录了下来。我看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门面语，最不像样的狂禅语录也要比它高明。S先生已经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看似活不长久了，但他却沾沾自喜，自信功德即将圆满，尸解飞升。他人当然是老实的，不会也不必要骗人，那一定是走火入魔了。我和潘先生说，旧笔记小说有类似记载，只说有人死后魂入猪肚，变为小猪，闻秽不食，饿死再生，但没有说是练气功。不知S先生是否精神恍惚，认梦成真了吧。 听课者中又有刘公纯先生，在唐山大地震期间，闻北京也将发生地震，匆匆赶往梁漱溟先生家，住了两个月光景，挥汗抄录了梁先生的著作返杭。他是马一浮先生的得意弟子，惟恐梁先生会地震遭难，人稿惧亡。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史通义》，就是他校点的。以马氏弟子而能对梁先生著作如此关心爱护，尤重异量之美，实是难得。他比梁年轻的多，但想不到先梁而辞世。我们则因他的劳力而比别人早一些读到了梁先生的未刊著述。 据傅紫显先生说，这种民间讲学的形式可追溯到解放之前。过去来讲课的先生，曾有一位来自昆山，一位来自嘉兴，也各有特色，且都在薛家开讲，听课的大都留饭，竟有三桌之多。解放后那两位先生也就从此未曾再来，现已不记其名姓，也不知其下落了。又苏州沈祖绵、沈廷发父子，与潘先生有通家之好，其《沈氏悬空学》在海外煞是风行，潘原有著者惠赠的一部，却在十年浩劫中被抄，未能一睹内容。有一次沈廷发先生来沪讲学，本约我与之相会，复因忙而失之交臂。在潘先生家，一次有一位张竹铭老先生自美国来访。张老是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的高足，于道教最有心得。我尝献数疑，蒙其一一指点，虽相聚恨短，而受益实多。至于听讲者中，有专门研究“西藏学”的吴中先生，为白教传人，现尚健在，可惜我身体不好，不能向其求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