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味未散，春节已过。家住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箐口村的哈尼族女孩李秀（化名）和村中多数年轻人一样，踏上了离乡的旅途。奶奶用土话叮嘱她有空多回来。事实上，这个在昆明某高校读大三的姑娘对未来有许多憧憬，毕业后是否回乡，是个让她纠结的选择。 在她的家乡元阳，世代扎根哀牢山的哈尼人在靠近森林处开凿梯田，让山泉沿着十几万亩、数千级的梯田，在完成灌溉使命后注入江河，形成了独特的哈尼梯田文化。 去年6月22日，云阳梯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早在“申遗”成功前，县政府便与云南世博集团共同组建了“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旅游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世博公司”），设立元阳梯田景区，大力开发旅游产业。一时间，“元阳”似乎遇到了机遇。 而在李秀看来，“申遗”成功大半年来，到元阳旅游的人或许多了一些，但是乡亲们生活的改变，远没有期待中的大。她说：“有时候觉得自己是梯田的主人，有时候又觉得不是。” “空心化”村落如何承载哈尼族文化 购买一张100元的元阳梯田景区门票，从售票厅出来沿着公路走几十米，就有一条湿漉漉的山间小道通向李秀在箐口村的家。 作为离景区入口最近的民俗村寨，箐口村的民居被修葺一新，青石板路干干净净。李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世博公司每年向部分村民各支付100元，让其打扫村内卫生。尽管报酬微薄，大家却都干得很认真。 负责打扫的多是妇女和上了年纪的村民。除了春节，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这个安静的村子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种梯田赚不了什么钱，但是留守的老人们并不愿抛下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 “种1斤红米只能卖1块多钱，不打工不行。”一位老婆婆说，儿子媳妇女儿都在外地干活，每月能往家寄800块钱；自己和老伴边种地边拉扯小孩。说话间，她的4个孙子孙女扭打在一起，她扭头呵斥了一声，却没人听她的，无奈苦笑：“我管不住他们。” 放眼望去，成片水光潋滟中，偶见几块干枯的梯田。李秀说：“有人把梯田的水排干，准备种蔬菜，赚的钱能多点。”也有少数人家的老人年事已高，便放弃耕种，靠儿女在外打工寄回家的钱买米吃。 李秀和朋友们也曾琢磨过留在家乡的办法：有些人开起了农家乐，但梯田景区太大，少数农家乐生意不错，更多的则往往等上半天都无人问津；还有的人“异想天开”地去世博公司应聘景区维护等岗位，但僧多粥少，“一个村子能有一两个人应聘成功就不错了”。在现实中碰了一头包后，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赚钱。 不仅在箐口村，中国青年报记者还走访了县里的胜村、大鱼塘村、普高老寨村等地，发现其“空心化”的状况大致相同。 元阳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40余万人口，年人均纯收入只有两千余元。怀抱着“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金钵，急于脱贫的村民却说不清楚“申遗”和自己究竟有什么关系。在景区内，不时见到有几岁至十几岁的村里孩子，在寒风中光脚穿着拖鞋，提着一篮子煮鸡蛋央求游客购买。 “哈尼梯田申遗”的首倡者及专家组组长、哈尼族学者史军超对哈尼梯田文化深感自豪，也为梯田文化的命运而焦虑：“一种文化，对它的主人必须有价值，首先要能让它的主人过得更好，否则主人要它干什么？” 他也担忧，随着人的出走，“空心化”的村落如何承载哈尼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学界公认的观点是，旅游对一地的传统文化而言，或许是把双刃剑。史军超说：“老百姓才是梯田的创造者和主人，梯田旅游开发的收益必须保证惠及他们，否则，势必对梯田文化造成致命的伤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