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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家的树滋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树滋堂，指整个新蒯家弄，狭义的树滋堂，则专指第三进大厅。黎里民众，习惯上将狭义的树滋堂叫作“蒯厅”。 这蒯厅面积163平方，哺鸡筒瓦脊顶，下有飞椽，外观高大轩敞，气势雄伟。这么一座与厢楼等高的厅堂，厅内并没有因为过于高大而让人感到过于空广。原来设计得很巧妙，采用了覆水椽及轩，也就是建造成双层屋面。在高大的屋面之下又安排了一个人字形屋面，外加接上一个船篷轩，这样，降低了厅内的净高，梁架上的纹饰也让人可以逐一领略。整个大厅可以划分成三个空间。内部人字形屋面及船篷轩覆盖下的属大厅的中央部分；船篷轩南安排了14扇落地长窗，分割出宽宽的走廊；北面沿金柱一线一排屏门，上悬匾额，下挂中堂，屏门后面的空间，就成了吴地俗称的“退堂”。双层屋面，具有隔热作用，冬暖夏凉，尤其是夏季凉爽宜人。  （4.1.1蒯厅(摄于1950年)) 蒯厅极有特色，一是相亲的绝妙场所，千万别小看了这相亲一节，它可关系到夫唱妇随，家庭和睦、家族兴盛的大事。二是说书的好去处，来此说书的响档更响。晚清及民国年间，来此说书的名角儿很多，听客场场爆满。 先说蒯厅第一个特点，相亲的好去处。蒯厅正厅三间，两边各有二楼二底厢楼，黎里民众俗称“夹厢”。就而今保存完好的东边厢楼来看，楼上有特制的格窗，状如抽屉，因此又称抽屉窗。厢楼上光线较暗，从抽屉望到敞亮的厅堂，清清楚楚，厅堂上的人却无法看到小楼上的动静。 树滋堂主人蒯嘉和与钱与龄，真是一对开明的好夫妻。他们利用蒯厅这一特殊构造，决定为女儿们选择乘龙快婿。大凡有公卿弟子进谒，蒯嘉珍总是热情地与他们在厅堂上品茗叙谈，这时女眷们在抽屉窗后仔细观察，小伙子的身材相貌，神情举止，乃至出言吐语都一清二楚，就这样，蒯家的姑娘们一个个都觅得了如意郎君，为她们相夫教子奠定了感情基础。 这个特殊佳构，也为树滋堂男子相亲提供了方便。每当年节佳日，女眷们当然也要走动走动，这时，与龄夫人带领小姐来到厅堂上，与前来造访的女宾叙谈，蒯家的少爷就在抽屉窗后仔细端详，觅取佳逑。清朝政府规定，士子可以一妻一妾。蒯嘉珍在儿孙的婚姻方面，订有严格家规，他认为“娶妻娶德，取妾取色”，男子成家之后应当致力建功立业，不能随便讨小，沉溺于儿女情怀，只有年过不惑，没有儿子，才可以取妾。在封建社会，男女结婚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自身很难有选择的自由。蒯嘉珍夫妇独辟蹊径，让儿子们选到了中意的妻子，为他们日后奋发找得了贤内助。 蒯厅的第二个特点，音响效果特别好。厅堂蒙砖密布，屋瓦密集，墙壁平整，梁架椽子用料考究，加工精致，油漆光洁，一堂屏门齐齐整整，关闭后看不出门缝。在空旷的厅堂中，高声说话，嗡嗡有回声。晚清年间，苏州一带盛行评弹，黎里镇有十来家书场，大多设在茶馆里，设在大户人家的厅堂里的只有两家，一是传经堂，习称“李厅”，后来改名易安书场，再就是蒯厅，由于蒯厅的音响效果特好，评弹艺人都喜欢到这座厅堂来献艺。蒯厅还是黎里镇最早放映无声电影的场所。  蒯厅东夹厢 蒯厅书场布置，与一般茶馆自是不同。靠厅堂屏门正上方悬挂着“恕不迎送”四字匾额。据说这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特赐给评弹艺人的，评弹艺人不必对听客低三下四地作揖迎送，这对说书人是一种礼遇。匾额下设书坛，高出地面约三个台阶，所占面积不大，上面安放一张半桌，系上桌围。如果说大书或单档，半桌横放，说书人坐在桌后；如果是三档小书，有三位说书人，一人居中，左右两边各坐一人。蒯厅邀请的多数是双档小书，半桌竖放，说书人上手在左边，下手在右边。桌上放三弦、琵琶、茶壶、醒木、折扇之类的道具。书场中央，竖直安置二排条形长桌，左右两边横放双人长凳，很像“非”字的形状，这些座位处于中心位置，叫“头台”，黎里称为“状元台”，坐这样的位置，说、噱、弹、唱听得清清楚楚，就连说书人的举手投足，眼神表情，一一尽收眼底，一般这是有身价的老听客的专座。四周安排长条靠椅，椅背后有一长溜雕有圆孔的木板，每个圆孔可以装一个茶杯，购票入场，堂倌就会捧上一杯茶，红茶绿茶任凭听客自点，夏季还有菊花茶供人享用。堂倌不时为听客添茶加水，他们手拎铜壶，隔老远也能够把水准确地冲进杯子。 苏州评弹名家的到来，使蒯厅场场爆满，客厅内挤不下，场主打开落地长窗，在走廊上安置听客，一场书可以卖出二百来根筹码。可是，来得晚的人还是进不了书场，只能靠在院墙上听“戤壁书”，有的时候台阶上、院子中央都站满了人。 蒯厅立有一个规矩，其他书但说无妨，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不准说。为只为蒯贺荪，一生仕途顺利，想不到年及古稀，竟为了“杨葛”一案不得善终。自从杨葛一案发生，种种版本的评书、小说纷纷问世。苏州的评弹艺人，在杨葛案件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杨乃武与武小白菜》一书，随着历史的推移，版本日多，艺术加工更多，深受听众欢迎。但是，不必讳言，内中差不多都将蒯贺荪描绘成一个贪官、昏官。因此，蒯氏后裔禁止在蒯厅演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民国年间，蒯家遵祖训，把禁说此书的规矩明文刻在大厅进门处的石碑上。后来，黎里其他书场，也同样禁说此书，因此，苏州评弹艺人都知道，到黎里是不好说《杨乃武与小白菜》的。  蒯厅厢楼抽屉窗 1875年，树滋堂，也是整个蒯氏家族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蒯贺荪兢兢业业地供职，到头来却不得善终，蒯氏后裔觉得宦海险恶。他们不想再习举业读书做官，也不愿再参军建功甚或镇压义军以染红顶子。那时期，满清王朝大厦将倾，官场腐败成风，蒯氏片面接受教训，既然不想达则兼济天下，那就独善自身吧。于是蒯氏一族，都将儿孙们圈在家里，不再死啃四书五经，也不写什么八股策论，一味陶醉于琴、棋、书、画。对于幼儿的启蒙教育，也只是请几位私塾先生前来坐馆，识几个字，能够读读闲书，写写书信。少年人好动，总有几个在家呆不住，家长们左思右想，终于有了妙法，诱使他们吸食鸦片，美其名曰“福寿膏”，祈求吸食之后添福上寿。实在蒯家就要子孙们一个个上瘾，使他们无法远离蒯厅这个窝窠，只能乖乖地呆着。至于生活么，不成问题，祖上传下良田数千，一切地租收入、财产管理，悉数托付给帐房先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悠哉优哉。 以琴棋书画而自鸣高雅的蒯氏后裔，后来玩起了评弹和昆曲，亲朋好友一拨拨地前来，蒯厅开设书场，卖票营业，也由此开始，可听听唱唱之间，又白相起戏子来了。再后来，掺杂进了许多嗜好，搓麻将、摊牌九、斗蟋蟀、发酒疯、逛窑子，醉生梦死，纯粹一个寄生的家族。 杨葛案件之后，树滋堂再也没有出过正而八经的官员及儒生。倒是在斗蟋蟀方面，出过一位特殊人才。那就是蒯贺荪的曾孙蒯竹生，此人酷嗜蟋蟀，从小练就一手绝技。他手里的一根须草，最能逗引蟋蟀，经他的须草一撩拨，哪怕最疲惫的虫儿，也会兴奋异常，立马变得骁勇善战，更别说其他了。虫儿玩多了，蒯竹生肚里就存有了一本蟋蟀经，哪一类犹如程咬金只有三板斧，哪一类善于后发制人；什么地方的蟋蟀骁勇善战，什么地方的中看不中用，等等，等等，都烂熟于胸。特别令人叫绝的是，两头将要下笼或入盆打斗的小虫，蒯竹生只要须草一拨一逗，孰胜孰负已经心知肚明。还有更绝的，两头旗鼓相当的小虫，本来势均力敌，蒯竹生有本事，当众舞弊，在牵草时暗使手脚，让其中一头小虫开不了牙钳而落败。晚清及民国年间，斗蟋蟀成风，输赢动不动成百上千。蒯竹生成了蒯家一宝，一年一度秋虫鸣叫，这家请那个邀，俨然黎里镇上的大忙人。 一大群纨绔子弟，坐吃山空海要干，蒯姓家族从官僚士大夫的大家庭，一步一步沦落为普通地主，进而变成破落地主，兴盛百来年的树滋堂衰落了。解放前夕，田产所剩无几，佃户大减，民怨倒也不多，土改、镇反等等都安然度过。但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蒯氏子孙，在新中国的号角声中，要想脱胎换骨谈何容易？有的卖油条，有的拣破烂，乞丐似地活着。 时代毕竟在前进，蒯氏一族的儿孙们不可能个个都禁锢在蒯家弄内。辛亥革命隆隆的炮声震惊了树滋堂，蒯家弄东隔壁站起了爱国民主主义战士柳亚子，他创建南社创办刊物，配合同盟会推翻了满清王朝，又反袁世凯反张勋反段祺瑞。蒯贺荪第四代长孙蒯斯曛，自1906年呱呱堕地，迈出门槛之后就接受了新思想，紧跟南社领袖柳亚子的步伐，踏上了背叛封建家庭的道路。本书列有小传。 蒯氏后裔日暮途穷，固然是树滋堂的衰落；蒯斯曛背弃封建家族，获得了生命的价值，这更是树滋堂的衰落，同时，蒯斯曛成为了蒯氏家族走向新生的领衔人。新中国成立后，从蒯厅里走出了众多的医师、画家、教授、工程师乃至企业家。 纵观树滋堂蒯氏一支，从嘉道年间开始崛起，经三代的接力达到鼎盛。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尤其是满清王朝走向没落的时代，蒯氏盛极必衰在所必然。蒯氏家族的兴衰深深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堪称黎里的一部《红楼梦》。 本文作者：黎里古镇保护委员会顾问李海珉 注：《古镇黎里》一书经原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