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历史名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对于龙泉窑的研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离不开对古文献的查证和研读,尽管有的文献记述的内容并不详细,有的还有误导,但作为学术研究的必修课,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于文献资料的认识,往往会出现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现象,但绝对不可以忽视其作用。 古人对龙泉窑的专门记载少得可怜,大多涉及龙泉窑的还是文人笔记中的随笔所述,可信度并不是很高,但不能因为古文献稀少或不可靠而忽视其存在。由于古文献包含特定时代的特定信息,故在古陶瓷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而不可多得的价值。所以,在相关考古资料已相当丰富的今天,重视、珍视古文献,重新对这些零碎的记载加以梳理、认识、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龙泉窑的开创年代 龙泉窑的开创年代问题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谜团之一。目前通常的说法是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说始于五代或者宋代的。在古文献中,关于龙泉窑的开创年代的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庄绰的《鸡肋编》:“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庄绰曾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南北各地郡县做官,交游甚广,见闻颇丰。他在上述文中清楚地描述了处州龙泉县是五代吴越钱氏所贡青瓷的产地。“宣和中”,龙泉窑已成为朝廷青睐的宫廷用瓷生产窑场。正因为朝廷向其订烧青瓷,使得“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过去,许多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瓷出龙泉”的观点。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的《龙泉县志·大事记》中又提到“五代贞明五年(919)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说明在有限的古文献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了五代以前,龙泉就已经开始烧造瓷器的事实。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则文献清楚地表明,在北宋“政和间”以前,当时被称作“龙泉县窑”的龙泉窑场在朝廷指令下已开始烧造青瓷,虽然“质颇粗厚”,但已经是宫廷用瓷的“老面孔”了。可见北宋时龙泉青瓷的地位已相当显著,技术水平达到了当时同行领先,不然怎会引起皇家的重视呢? 当然,关于龙泉窑开创年代的考证,文献的记载一定是滞后的,但这也说明,龙泉窑的开创年代下限必定在五代钱氏时期或更早些。 二、龙泉窑的烧造地点 “龙泉窑”的烧造地点,顾名思义,应该在浙江龙泉一带,龙泉今属丽水,即古时的处州。古代对窑场的命名多以窑场所在地州府称之,如“越窑”、“汝窑”、“婺州窑”、“耀州窑”和“定窑”等,但唯独“龙泉窑”以龙泉县名命名之。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曹昭的《格古要论》记载:“古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今曰处器、青器、古青器。”曹昭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大鉴定家和收藏家,他所书《格古要论》面世于洪武年间,是我国存世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之一,较具权威性。文中所说“古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给我们指明了龙泉窑的大致所在地。 明代陆容在成书于弘治七年(1494)的《菽园杂记》中说:“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据笔者考证,陆容曾任浙江布政司右参政,“性好学嗜书”,“且喜寻迹访贤,观风问俗,深入社会下层,不耻下问。”这条内容系作者从《龙泉县志》转录的。经河南大学的王菱菱博士考证,该转录的《龙泉县志》版本是南宋处州人陈百朋撰写的。可见,南宋时龙泉以刘田、金村为中心的制瓷已相当发达。“刘田”又作“琉田”,即今之龙泉大窑,考古调查结果和窑址发掘资料表明,大窑、金村确实是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和当时先进制瓷技术辐射性传播的源泉。 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卷八《地理志·处州》记载:“处州……系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七《陶埏》中说:“浙省处州丽水、龙泉两邑烧造过釉杯碗,青墨如漆,名曰处窑。” 而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的《龙泉县志》也说:“青瓷窑,一都琉田,瓷窑昔属剑川,自析乡立,庆元县窑地属庆元,去龙邑几二百里。” 从上述古文献中,我们可确知龙泉窑的烧造地点主要在古代处州龙泉县的琉田,即位于现在浙江省龙泉县,以大窑村为中心,范围遍及金村、溪口、安仁、安福、庆元等地。 三、龙泉窑的产品特征 龙泉窑瓷器胎质细腻,按其胎色可分为白胎和黑胎两类,以白胎为主。龙泉窑有“哥窑”和“弟窑”之分,“哥窑”即黑胎青瓷,釉色以粉青为上,釉面多开有纹片,有“紫口铁足”之特征。“弟窑”即白胎青瓷,釉色青翠娇艳,尤以“粉青”、“梅子青”为世人所珍,代表龙泉窑系的主流。 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说:“今处之龙溪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这是描述龙泉窑产品特征最早的文献记载。 明《格古要论·古窑器论》记载:“古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今曰处器、青器、古青器。土脉细且薄,翠青色者贵,粉青色者低。有一等盆,底双鱼,盆口有铜掇环,体厚者不甚佳。”该书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作者的父亲特别喜欢收藏、鉴赏古代文物,曹昭自幼耳濡目染,也嗜好古董,而且还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孜孜不倦。 明著名养生学家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也有记载:“定窑之下而龙泉窑次之,古宋龙泉窑器土细质薄,色甚葱翠,妙者与官窑争艳,但少纹片,紫骨铁足耳。其制若瓶若觚若蓍草,方瓶若鬲、炉、桶,炉有耳,束腰,小炉菖蒲盆底有圆者、八角者、葵花,葵花者各样,酒鄨、骰盆。其水盘之式,有百棱者,有大圆径,二尺者外比与菖蒲盆式相同,有深腹。单边盥盆有大乳钵,有葫芦瓶,有酒海,有大小药瓶,并立地梅瓶、大瓶,诸窑所无,但制不甚雅,仅可适用种种器具,制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而器质厚实,极耐磨弄,不易茅篾。但在昔,色以不同,有粉青、有深青、有淡青之别。”高濂称得上是一位玩家,对古陶瓷自然十分在行,按现代标准也称得上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鉴赏家。 另外,明代张应文的《清秘藏》也说:“龙泉豆绿者,与汝窑大致相同,往往易于相混。今为析之,汝胎色粗而略糠,龙泉坚而且细;汝釉薄而清,龙泉釉厚而混;汝无釉之处,色如羊肝,龙泉无釉之处,色如瓦屑;汝釉上有光,透脱如料,龙泉釉上无光,滋润若玉;汝多有鱼子文,少有蟹爪文;龙泉间有蟹爪文,绝无鱼子文,其相异之点在此。”“古宋龙泉窑器土细质厚,色甚葱翠,妙者与官窑争艳,但少纹片,紫骨铁足耳,且极耐磨弄,不易茅篾。”张应文的《清秘藏》对中国的古陶瓷记述较详,尽管没有太多的新鲜观点,但功课还算是做得非常认真细致的,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 清佚名所著《南窑笔记》也说:“其土质坚白,釉色葱翠,所谓‘粉骨龙泉是也’……龙泉釉色有梅子青,冬青色者,可与官窑争艳。间有纹片者,俱堪珍贵。” 四、龙泉窑的制造方法与烧造过程 关于龙泉窑的制造方法和烧造过程,主要见于明陆容《菽园杂记》:“……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如刘田。泥则取于窑之近地,其他处皆不及;油则取诸山中,蓄木叶烧炼成灰,并白石未澄取细者合而为油。大率取泥贵细,合油贵精。匠作先以钧运成器,或模范成形,候泥干则蘸油涂饰,用泥筒盛之,置诸窑内,端正排定,以柴筱日夜烧变,候火色红焰无烟,即以泥封闭火门,火气绝而后启。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者次之,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 这是所有古文献资料中对龙泉青瓷烧制技术最全面、最真实的记载。文中对龙泉青瓷的原料来源、胎、釉的制备工艺、成型方法、装烧工艺等都作了详述。龙泉窑所用的坯、釉原料都是窑场附近就地取材的,配制青瓷釉运用草木灰与石灰石配制的高钙灰釉。龙泉窑的器物成型采用拉坯、模压和捏塑等方法。 文中所说的“泥筒”是装瓷坯的窑具的古老名称,在明末宋应星撰著的《天工开物》中称这种窑具为“匣钵”,在我国古代制瓷工艺中最早使用“匣钵”装烧技术的是唐代越窑烧造“秘色瓷”中发明的,并被龙泉窑继承并沿用至今。窑炉采用柴烧龙窑,在弱还原焰气氛中烧成。文中对产品特点的描述,“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者次之……县官未尝见也。”这与近年考古部门在大窑枫洞岩明代窑址发掘的遗存遗物特点是一致的,可见作者记述的是明初龙泉窑为朝廷生产的“宫廷用瓷”。 五、龙泉窑与哥窑的关系 龙泉窑与哥窑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最早的记述是元代曾任翰林国史院编修的孔齐写的《静斋至正直记》:“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宜兴)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今在庆元见一寻常青器菜盆,质虽粗,其色亦如旧窑,不过街市所货下等低物,使其质更加以细腻,兼以岁久则乱真矣。”而曹昭《格古要论》中说:“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元末新烧,土脉麄燥,色亦不好。”此时“哥哥洞窑”已被简称为“哥窑”了。明人王士性《广志绎》中说:“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脚,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据考证,王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为官二十一年,遍游五岳及各地名山大川,且每到一处,都留心其史地民风。其著作应属文人随笔类。然而,与王士性生活同为十六世纪的明人陆深在《春雨堂随笔》中写道:“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烧窑者色淡,故名哥窑。”从中我们可看出生一、生二兄弟为宋时人,生二所烧瓷器更精美,价值更高,属“官窑之类”,而“哥窑”的命名,是因“生一所烧窑者色淡”。陆深曾任浙江副使督学,卒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他比王士性年稍长,又是当地的父母官,所述之事应有可信度。 成书于明末的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七《陶埏》则说:“宋、元时龙泉琉华山下有章氏造窑,出款贵重,古董行所谓哥窑器者即此。” 清代以来,关于龙泉窑的文献资料,一方面沿袭明代的主要观点,另一方面则提出新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章窑”与“龙泉窑”是否相同这方面。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之“龙泉窑”条上分别记载了关于“龙泉窑”、“哥窑”、“章龙泉窑”的内容。“龙泉窑,宋初处州府龙泉县琉田市所烧,土细善,质颇粗厚,色甚葱翠,亦分浅深,无纹片,……”“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名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脉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口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釉惟米色粉青两种,汁纯粹者贵……”,“章龙泉窑,即生一之弟、章生二所陶者,仍龙泉之旧,又号章窑,或曰处器、青器,土脉细腻,质薄,亦有粉青色、翠青色,深浅不一,足以铁色,但少纹片,较古龙泉制度,更觉细巧精致,至今温处人犹称为章窑……案:白壤所造,外涂油水,翠浅露白痕者真。明初窑移处州,青器土垩,火候渐不及前矣。”即章生一所烧之窑为哥窑,章生二所烧之窑为章(龙泉)窑,至于龙泉窑,与哥窑、章窑不同,另成一类。清人认为,生一所烧之窑是哥窑,生二所烧之窑是章窑(弟窑);而章窑并非龙泉窑,乃仿古龙泉窑而成,它们之间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六、龙泉窑的外销 元代王大渊是当时的航海家、探险家、旅行家,二十多岁时曾两次出海,在至顺元年(1330),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完成第一次出行,前后历时5年之久。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历时三年。他每到一处都写下许多见闻,后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写成《岛夷志略》一书,作为他的出行记录,翔实可靠地记录了十四世纪上半叶的南海、印度洋、东非海岸和澳洲的社会状况,是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材料。 明初宋濂、王袆主编的《元史》卷七十四《祭祀三》记载:“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除,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由龙泉窑烧造“新器”,但究其事实,当时除了龙泉窑以外,江浙行省已不存在其他可以与龙泉窑相提并论的窑业在生产瓷器。 由于龙泉青瓷的大量输出,在亚洲、非洲许多国家中都有遗存,并陆续被发掘出来。龙泉窑对外输出的路线主要是从闽浙等地港口出发,经东南往西,循印度半岛沿岸到波斯湾,到红海、埃及等非洲地区。还有一条线路就是经朝鲜半岛去日本。由于先进的工艺和大量的对外输出,龙泉青瓷制瓷工艺传入诸海陆邻国,甚至远至非洲、中亚等地。 七、龙泉窑的衰落 自元代以后,青花瓷开始流行,宫廷不再喜欢青瓷,龙泉窑瓷器内外销售市场也因仿龙泉青瓷的出现、青花瓷的挤压、明清政府对海上贸易的控制及严苛的税率等原因而愈加狭小,龙泉窑走向衰落。明嘉靖四十年《浙江通志》卷八《地理志·处州》记载:“价高而微课逐厚,自后器之出于琉田者,已麄陋利微,而课额不减,民甚病焉。”乾隆二十七年修《龙泉县志》也说:“明正统时顾仕成所制者,已不及生二章远甚,化治以后质粗色恶,难充雅玩矣。” 到了清初,由于龙泉青瓷一直不被清代历代王朝所重视,曾辉煌了千年的龙泉窑终于衰落停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