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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南柯记》长达四十四出，描写尘世、佛界与蚁国三种戏剧情境，刻画了自然的、以及超自然的多重人物关系，剧情在佛界与俗世，人间与蚁国之间几度转换，人物在虚幻与真实之间交替出现，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汤显祖思想的重大转折体现在他所撰《南柯记》一剧中。与《牡丹亭》一样，它也是以梦切入，单就叙述意义上讲，是为了指示一种象征性结构。剧中主人公淳于生梦中当了槐安国驸马，并尽享荣华，极身心之乐。梦醒之后，方知原是树下一堆蚊蝼，并为之涕泣，后向契玄禅师乞愿，使槐安一国并及父、妻等均变换人形入于天国，此即所谓"无情而之有情"的阶段。此处的无情是针对儒家伦理以理扼情，取消人的日常生命及其情感而发的，因而以"有情"救之。至此为止，在表义上正好与《牡》剧结尾衔合，取佛教"五蕴皆空"，生为梦幻之意，但却肯定了情的意义。然而，剧情再次向前跨越，让淳于生经历新的梦醒。剧中在此有二段点题之语： 僧曰：“诸色皆空，万法唯识，他犹然未醒，怎能信及，待再幻一个景儿，要他亲疏眷属生灭之时，一一显现。等他再起一个情障，苦恼之际，我一剑分开，收了些人为佛门弟子，亦不枉也。” 僧曰：“淳于生，当初留情，不知他是蚁子。如今知道了，还有情于他么？”（生曰）：“识破了又讨甚情来？”僧日：“你道没有情，怎生又要他生天？呀！金光一道，天门开了。（生看惊介）是也。”  淳于生第一梦属在世的人生经历，他为之涕泣，欲其人“生天”，虽已梦醒，但既执着于在世情感，又仍执着于天国幻相，这在佛教看来仍有“情障”与“相执”。故需要“一剑分开”（即真可所谓“一刀两段”），让他再次超越，空却一切影相，即第二次梦醒，属“有情而之无情”阶段。但此处的“无情”已非前此之无情，也非“以情合性”。前此之无情是完全拒绝人的生命存在，以情合性则主体仍是情而非性，此处的无情却建立于万法皆空之上，归于存在本体之“性”，也就是由情而复性。这样，也就基本上合于罗汝芳与真可的思想线路。罗汝芳根据儒学的基本命题而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这种解说虽可溯于朱熹、张载（甚至《中庸》即有“天命之谓性”），但由对此心性结构的诠释却与更早的李翱相同，李翱取“情”与“性”对，又取《起信》与唯识思路将其安排于“一心二门”的结构之中，提出其复性论主张。罗汝芳因此而言：“识其心以宰身，则气质不皆化而为天命邪？”又云：“化气质而为天性”同样，真可也云：“夫情未变之初谓之心，心之前谓之性。性体本具明静二德，以性体无外，不能自觉，故强照生，强照生，则明静之德变而为昏动矣。昏动即作，则万法生焉，而变化莫穷也……如能明之，则由情而复心，由心而复性。”  总起来看，汤显祖的“有情而之无情”大体上是据其二位学师的意见而来，即陈继儒后来对《南》剧概括所说的“化梦为觉，化情归性”。此处关键是“化”而非“合”，即通过化解而取得转换（如“转识成智”），并非两者直接合并。“化”的前提是“识破”，即“觉”与“悟”，与“迷”相对。这里自然也涉及作者在戏剧结构上的某种考虑，以“梦觉”作为人生转折的一个契机，即是依佛教“人生如梦”人生观所作的一种安排，也合于真可所云：“彼五者（五蕴）初唯识变而有，识如幻梦，精而观之，识化法灭，是谓法空。”又于本意上言是“迷者情之累也，觉者性之契也。”迷于世俗之情则如梦中之行，觉而出梦，也就是化情归性，也即汤氏自云：“梦了为觉，情了为佛”。故钱谦益评此：“《四梦》之书，虽复留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荡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所存略可见矣。” 文 / 黄卓越 图 / 江苏省昆剧院《南柯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