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炎武（一六一三年－一六八二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以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之为亭林先生。南直隶（清改江南省）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先生在世时，正是昆曲如日中天的年代。照理，高层文人应对高雅艺术发生兴趣才合情理，尤其对于本乡本土的艺术更应如此。但事实上顾炎武比较疏远昆曲，表现在行动上始终没有参与昆曲活动，写作上始终没有涉及昆曲评介，难道他真的无兴趣于昆曲？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通过对顾炎武坎坷身世的回眸，发现似乎有许多可以体谅的原因： 高雅的昆曲兴趣可以由家庭从小培养。如果在牙牙学语时就开始接受昆曲音调的灌输，那么自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昆山名门顾梦圭一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多位子女长大后都成了昆曲大家。而顾炎武偏偏缺少这方面的培养。虽然他出生于官宦家庭，但生父和嗣母都不爱昆曲，所以顾炎武从小没有得到听曲熏陶的机会，因此就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因子了。 高雅的昆曲兴趣也可以在知己玩乐中得到激发。常说“近朱者赤”，只要朋友中有人爱好昆曲，就能在平常聆听中成为昆曲的知音。但在顾炎武的青少年时代，和他相伴的一群学子都倾注于科考，唱曲者鲜见，就少了周围的戏曲影响。即使与他志同道合的归庄后来写出了《万古愁》散曲，而且是反清复明的题材，虽有情感共鸣，但在清兵南下的国难当头时期，还是激发不起他爱好昆曲的兴趣。 高雅的昆曲兴趣只有家境殷实、时间充盈的士大夫们才能拥有。而顾炎武的青少年时代家境已经衰败，哪有条件唱曲作乐？更没有条件招聘家班享受奢华。由于顾炎武胸怀以拯救时代为己任的抱负，所以夜以继日地手不释卷，根本没有空闲将时间消磨在唱曲上。而且，他对那些在情势危急时还若无其事唱曲的现象还深恶痛绝。他曾对当时大多士大夫唱戏丧志的现象而拍案呵斥。  另外，高雅的昆曲兴趣虽然在文人间十分崇尚，却被官方看做是雕虫小技，不准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志书中拒绝记载昆曲成就和昆曲名家，只能在野史笔记中披露一些逸闻趣事。顾炎武也是这种做法，所以在他洋洋洒洒的鸿篇大著中，对近在咫尺的昆曲避而不谈。他认为习唱昆曲只是胸无大志之辈的娱乐形式，在水磨腔中是永远找不到救国之音的。所以，他在所有文章中基本不提昆曲。 顾炎武年轻时在昆曲故乡度过，由于科考场上屡遭名落孙山的打击，已经背上了怀才不遇的沉重包袱，即使有机会接近昆曲，也难有雅兴付诸实践。特别到了清兵血洗昆山城的危急时刻，顾炎武全家战斗在反清第一线，生母被砍，嗣母绝食，顾炎武悲痛欲绝，从那以后已对唱曲消遣绝对地排斥。 顾炎武45岁以后由于胸怀“走千里路，读万卷书”的大志，而毅然走上了“北漂”道路，他准备一路取经调研，一路著书立说，实现他学术救国的梦想。由于他离开了昆曲故土，在外颠沛流离，常为衣食住行操心，即使心有余兴想学昆曲，客观上也没有放松心情的条件。在以后25年的漂泊生涯中，先后辗转北方数省，结交高人数十，基本没有习唱昆曲的条件，所以始终没有激发起顾炎武涉足昆曲的兴趣。 顾炎武流落异乡的那个阶段，正是他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在京城身居高官的年代，他们一再动员舅舅结束流浪，进京发挥出“博学鸿儒”的作用，但顾炎武铁了心不入清廷而婉言谢辞，所以又失去了有可能赋闲唱曲的机会。 当“三徐”退职返乡，徐家又筑起优雅的遂园，常邀昆曲名家聚园雅集，吟诗唱曲，他们也曾动员舅舅能回乡安度晚年，但顾炎武自感壮志未酬，又拒绝返回，使他失去了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昆曲的机会。 如果说，顾炎武前半生主观上对昆曲不屑一顾的话，那么后半生是客观上和昆曲擦肩而过。由于他在实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追求，所以失去了一个个可以接近昆曲的机遇，或许成为永远的遗憾。 如果能拥有这位本地学术大家的肯定，昆曲的发展也许不会如此艰难。人说顾炎武生活在昆曲的故乡千灯，又精通音韵学，唱上几段家乡戏，说上几句捧场话，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就是听不到这位大学问家对昆曲的好评，哪怕是三言两语的肯定。 盼望顾炎武热爱昆曲、高评昆曲，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命题，事与愿违。顾炎武确实不爱昆曲，但无损他的高大形象，毕竟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应同情顾炎武所处的动荡处境，体谅他在昆曲领域的“不作为”。（杨瑞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