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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仅体现于显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根植于隐性的思维模式中。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得如此绵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得益于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方法论和辩证法原则。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说：数学是上帝书写宇宙的文字。在西方，数学向来被视为各类科学的典范，因为数学遵循的是严格的因果推理，即从一个给定的前提出发，通过推理论证得出普遍必然的结论。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社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正如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的那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  与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则是矛盾辩证式的。中国文化推崇的也不是数学，而是被称为“中华第一图”的阴阳鱼太极图。“一阴一阳之谓道。”“离开阴阳更无道。”在中国文化的思维深处，从来就没有一个给定的前提或支点，而总是有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彼此关联，这两个因素共存共生、相辅相成，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只有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才能显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中国文化更侧重一种整体性的思维。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差异性的共存才能构成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春秋时期，大臣晏婴就曾借烹饪之喻向齐景公讲解“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景公告诉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景公的宠臣）跟他“和”。晏婴否定了景公的说法：梁丘据一味地谄媚于你，你们之间怎么会有“和”呢？你们之间仍然是“同”而非“和”。景公不明白“和”与“同”的差异，于是向晏婴请教。晏婴说，“和”就好比厨师做羹汤，将各种食物、调料进行烹调，这样就可以“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既互相补充、调节，又保持各种食物的味道，成为一锅美汤。如果像梁丘据那样，“君所谓可，臣亦说可。”“君所谓否，臣亦说否。”这只是取消了对立面的“苟同”，是不问是非、迁就错误的“混同”，对于认识事物、治理国家有害而无益。 正是受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引导，中华民族向来以和谐为美，以单调为丑；以和合为主流，以分裂为末流。这种和谐是一种宽容，是一种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容纳。特别是在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这种“和合观”越来越显示出其智慧的魅力。 （转载自腾讯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