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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作为一个老大的农业国家，其根深蒂固的农业经济基础，以及依附其上的“乡绅——礼法”社会、凌驾于之上的皇权政体，都使中华帝国如同一个牢固不变的、庞大而笨重的机器，独自永续运转着。这样一个依靠巨大惯性运转的肌体，要打破惯性，重造机能，就譬若鲁迅所说，犹如“铁屋中的呐喊”，令人绝望而困顿。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鲁迅发表了他的《狂人日记》，“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全集》P444）此文犹若一把匕首，直插中华文明的心脏——礼教，并且由此开启了中国青年轰轰烈烈的个性解放风潮：自由恋爱、投身革命阵营、建设现代国家。 如果说文化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当时并不现代（工业化）、不发达（人口比例少）的城市树立了突破礼教、摧断中华传统文化根基的大纛旗，吸引城市和农村青年突破禁锢，参与建立现代中国的事业。那真正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破坏原有“士绅——礼法”社会的，是国、共殊途同归的土地改革。晚清以降，无论是国、共的土地改革，都引起中国文化保守派的深切担忧，这种担忧发自于对数千年来中国礼法和中国文化所依附的社会制度性安排被彻底颠覆的深深不安，很多人在这一结构破产后，希望通过对乡村的重建，来恢复原有的中国文化和文明形态，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写道： “……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 “以上我们以大树做譬，说中国文化的根本就要崩溃了，就要动摇了；但指实来说，什么叫中国文化根本动摇？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呢？前边我们说过：中国文化史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梁漱溟全集》第一册，P611，《乡村建设大意》）这其中所隐含的一个问题便是，在“士绅”农村之后的中国，如何重建乡土，且在这“乡土中国”之上的传统文化如何重建？然而，一个以城市化为现代国家根本特征的新世界是否还以农村社会为文化核心呢？另外，中国的传统社会却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一直以来是一个基层由社会士绅管理和组织的社会。这两个巨大的问题，完全撼动了新乡建运动者的思考基础，其核心问题在于一个不是以农村和土地为经济基础和核心结构的国家，核心任务是乡建吗？如果不是，那无论是土改、集体化运动和联产承包制的合法性都来自外在条件，因为他们为社会的新核心——城市和工业化社会服务，而新的儒家便必然不是农村和土地的儒家，一定是城市和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儒家，昧于此者便是名副其实的迂俗之儒。 秦晖于2000年依靠新的出土材料，有力论证了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皇权下县的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上至秦汉之际，下迄唐宋之间，今天所见的存世‘生活史料’设计的几百个实际存在过的村庄，包括湖南（长沙一带）、湖北（江陵一带）、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阳一带）、河西走廊（张掖—敦煌一线）等诸代表性区域类型——从内地到边疆，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全是非宗族化的乡村，其非宗族化的程度不仅高于清代农村，甚至高于当代乡间一般自然村落，而与完全无宗法因素的随机群体相仿。”（《传统十论》，P39，《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由此让人注意到，一个皇权下县的帝国，并不与传统相违背，而一个“士绅——礼法”社会却是一个晚出而未必自然的社会，这个转折可能就在唐、宋之际。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过程中艰难而繁复的构造过程，以形成晚近东南农村蔚为壮观的“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鲁迅，鲁迅有两个很重大的主张：一是要发展、发展、再发展；二是以为保种未必要保传统。第一项主张是当然之说，犹如“五四”为救亡而起，恐怕无人会反对，而第二项便是当下仍令人争讼不止的“古今中西之争”。而这不要再保的传统和古书，便是以“礼教”为核心的。鲁迅出生于一个农村破落士绅家庭，其本身的生活求学际遇，便是由农村而城市，由庶人而显达的（虽未显贵）。而农村套在士绅家庭的礼教是相当繁琐严苛的，鲁迅写儿童的生活，也在于要突破一个礼教的传统，还儿童以天真。然而，《礼记·曲礼》明文：“礼不下庶人”，何以宋以降礼下庶人已成这个帝国的常态？其根本的制度性原因，在于开科考试所形成的新社会结构，当底层士子可以自由向上流动时，其道德的自我期许便自然地趋近于士大夫，同时当其中部分获得功名，成为地方士绅后，又依此改造地方社会的道德礼教环境，以近乎严苛的礼教态度来外在要求小民的日常生活。 此时，我们便不难想象贞洁牌坊遍地的情形。无论是自愿和非自愿的，无论硬的礼法约束、经济约束还是软的道义职责、道义内化，都可以作为外在力量塑造一个地方的社会道德和行为准则，可以重塑人们对儿童的期许和要求，但是当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崩溃的时候，现代化以城市、生产资料和资本权益为核心重新组织社会秩序时，原有的强制力便不复存在，基层民众中间强制的礼法自然是自下而上地崩溃了。 鲁迅《狂人日记》所反对的是礼教，但是礼教之大纲在政，对政治原则的反对恐怕很难以小说这种文体完成，杂文也无法负担这样的重任，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鲁迅所反对的是旧有农村经济为基础的“乡绅——礼法”社会，宋儒以来构建的社会体系已经无法负担新时代的要求，尤其是其“礼下庶人”——彻底违背先贤社会治理原则的措施，首先在新文化运动中崩溃了，由此还波及到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怀疑。 孔门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德主礼辅的，前者不是以礼教去约束，而是以德行来感召，后者则是以礼法来使民众修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将对个人的道德约束无限提升，将远高于刑的礼的要求枷锁在普通民众身上，使礼替代刑成为一种硬约束力，甚至成为一种更加有约束力的更高道德标准，则是所谓的卫道士完全扭曲了前贤的意图。 很多人认为，经历了废除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土地革命、以及废除科举的几个巨大打击之后，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儒家已近于经完全崩溃，他们之中有对帝制无限怀念的遗老，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以及追随他们反对中国传统的弟子们，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遗民，还有新时代对于西政乐此不疲的极端自由民主派、保守派——他们言必称希腊、罗马。沮丧也好、失望也好、兴奋也好、幸灾乐祸也好，无疑都认定了一个事实：儒家即亡，无复可生。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学热只不过是虚火烧身，火越旺，而身愈虚，最终折腾的还只是那些家底，折腾完了便一了百了。 然而，核心问题是，当下的现代化变局是否已足以折断中华文明的应变性，是晚清以降学人昧于时变，还是中华文明确已无从更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