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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一场兵谏直接逼出了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一场革命逼出了清政府对君主立宪的最大诚意。当时辛亥革命已经燃烧了大半个中国，但是仍有很多民众力量是寄希望于君主立宪。从1909年到1910年，立宪派领导民众掀起过四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督促清廷尽快召开国会，尽速组织责任内阁，清廷也只不过把召开国会的日期比原定计划提前了3年，预计在1913年召开，而且把权力抓得的越紧，组成了一个皇族内阁。清廷之后又下了一着更臭的棋，就是宣布铁路国有，以此为导火线，武昌等14个省市相继起义或者独立，革命政权在大半个中国开了花，皇权是岌岌可危，清政府吓得六神无主，只好接受了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驻扎在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的协统蓝天蔚等实施兵谏，联名致电清廷提出了“政纲十二条”，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清廷震惊之下，对“政纲十二条”全部接受，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要“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而且开始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准许开放“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于11月3日正式公布。 细看《十九信条》，皇帝已经没有了实权，徒留虚名，一切权力归国会，走到这一步在清廷是极不情愿的。本来清廷考察了英、德、日三国的政体之后，认为英国制度对于君权有严格的限制不合胃口，所以确立仿照日本的宪法草案，日本的政体被后人称之为是“伪立宪绝对主义”。而如今的《十九信条》恰恰是仿照君主立宪中，民主程度最高的英国式的议院政治，是一种君权被架空了的共和政体。 杨幼炯着《近代中国立法史》，认为它是“有清一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清廷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也就是责任内阁，就这样原来计划在三年中完成的事，决定马上付诸实施，责任内阁、国会、合法政党这一系列众盼所归的民主权利似乎是触手可及了，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