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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芬兰各核心学术期刊进行了全面的统计与综述,介绍了芬兰民族音乐学各时期研究对象及关注焦点的变化。 第二,社会语境中的音乐文化研究 西贝柳斯博物馆馆长、芬兰瑞典语大学音乐学系主任约翰纳斯•布鲁西赖(Johannes Brusila)进行了题为《是否存在芬兰瑞典人的流行音乐?——研究小众群体流行音乐的矛盾》的发言,通过居住在芬兰境内以瑞典语为母语的小众人群为例,探讨了音乐实践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及分析方法。这项研究是“通过音乐建构芬兰瑞典人”重大课题中的一部分,对于芬兰社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教授的发言题为《动乱中的喧嚣——“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的音乐》,本课题结合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红卫兵运动”,论述了当时涌现的“语录歌”、“造反歌”、“牛鬼蛇神嚎歌”、“红卫兵大歌舞”、“颂歌”等音乐形式、代表性的作品,及其产生的背景和运用流传情况,并将其与60年代初的中国音乐创作进行了有机联系,指出了它作为音乐为政治服务的异化表现,将表现对象体现为“神化”和“鬼化”的非人性特征。 与本专题相关的研究还包括香港浸会大学林清华教授的《晚清西方传教士及旅游者眼中的中国音乐》及《中国音乐的保存:清代(1644—1911)在中国居住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定居者所记录的中国音乐旋律的历史观察》、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何平教授的《美国大众音乐文化对科普兰音乐创作的影响》等等。 第三,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的民族性 本专题主要由两位作曲家完成,他们是芬兰作曲家协会主席米克•赫尼尔(Mikko Heinio)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教授。 米克•赫尼尔首先定义了什么是专业创作中“民族性”,但他并不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