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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同冯光钰教授的学缘关系始于近几年，他那对民族音乐尤其是岭南音乐研究独特的学术创辟及强烈的“问题意识”，引发着我一种求学和交流的祈愿。每每有与他接触的机会，他总是在十分繁忙的学术和公务活动的间隙中，安排时间接受访谈 兹将访谈记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王：冯教授，您是我国一位资深的民族音乐理论家，对不同民族的民间音乐均有颇深研究。您的著述不仅数量很多，且新见叠出。研究的视域既有“宏大叙事”，亦有“个案考察”。请问您从事民族音乐研究的动因是什么？ 冯：要说明动因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得益于我从小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以及所学的专业。我是1961年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毕业生，大学阶段的学习，使我获得了有关民族音乐的基础知识和学养。二是我所处的工作环境。我自1981年因工作需要从四川音乐学院调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协会工作，使我有可能站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视面和更高的文化平台上来审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演变，并在搜集整理大量民族民间音乐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研究。三是改革开放初即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对我的强烈影响。那次会议的意义对我国民族音乐学来说是里程碑式的。因为从那时起，中国音乐学界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要确立自己民族音乐学的地位。当时中国刚从“文革”“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与会的民族音乐学家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热切情怀，关注着民族音乐学发展的历史命运，希望改变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地位，使其作为一门显学立于世界民族音乐学之林。受当时那种学术气氛的浸染，我就更有信心着手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了。这些年来，我乐此不疲，即便退休有年也不移其志。 王：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您是一个问题意识很强的人。您研究的特点有如“五四运动”的启蒙大师胡适先生所倡扬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也就是以一种问题意识去设计命题，然后通过民族学、民俗学和传播学方法予以证明或证伪。似乎这一特点贯穿着您的整个民族音乐学的研究。 冯：我的音乐学术思维灵感常常为不断袭来的问题所激发。改革开放以来，我深感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问题待拓的“荒原”太多。我一个人的学力、能力、时间都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于每个问题，只能是“弱水三千，吾取一瓢饮”。 王：我拜读过您的一些大作，给人一种清新的学术感觉。其中《音乐与传播》一书堪称是您研究音乐传播学的扛鼎之作。您借助现代传播学与音乐学结合的边缘视野，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对其问题以非常独特的运思方式进行了从个案到整体的研究，不仅给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许多新的研究结论亦可圈可点。如您提出“音乐的本质在于传播”；“音乐传播引起音乐变迁”；并且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音乐’既是表明事物的名词，又有着事物变化的动词含义”。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哲学意味。哲学上常用两种方式提问：即某物是什么？某物何以为是？名词意义上的音乐是要说明音乐的本体形态，动词意义上的音乐是要说明音乐何以是其所是。 冯：我的研究方法的逻辑是以问题意识为前提，但这个前提不是传统哲学或音乐学方法先入为主悬置在音乐学之上的伪问题或假问题，而是建立在我长期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实践的切己感受基础上的。我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先是一点一点做起，然后逐渐展开为整体的观照。我在1992年发表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一文中集中表达了我的音乐传播观：“一切传统音乐都是传播的，又在传播中不断演变。可以说，没有传播及演变，就没有音乐文化的发展；不再传播演变的音乐文化，将是僵滞的音乐文化。” 王：从客观上讲，如果一种文化不与另一种或多种异质文化相交流、碰撞、借鉴和认同，这种文化本身也不会构成什么问题，它只是自在地生长着；从学理上讲，对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如果没有一种跨学科的视域，是难以产生更多问题意识的。您之所以能对民族音乐产生问题意识，除了切己的感受外，肯定与您的学术视野有关。 冯：是的。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我们要是囿于这一学科本身，抑或不注意吸收其它学科如哲学、传播学、人类学、文化学或民族学的知识和方法，我感到研究就难以展开。多一个学科视野就好像多了一双眼睛看得更清楚。在这里我要说，现代传播学的发展，对我的研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往往是从概念的突破开始的，一个新的概念的提出表明着一种新观点的产生。您在音乐传播学研究中以独具的学术慧眼提出了“同宗”概念，并用这一概念去解释许多民族音乐现象。请问您的这个概念是如何提出来的？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看，它的所指是什么？ 冯：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同宗”概念古已有之，并非我的发明。它的原生意义是指“同一宗族”。古代文献《仪礼·丧服》中谈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后泛指同族或同姓的“同宗”。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同”和“宗”的词意分别作了解释：“同，会合也”；“宗，尊祖庙也”。我借用“同宗”一词是想说明我国民族音乐广泛存在着与人类种族的“同族”与“同姓”相似的现象。我在《音乐与传播》一书中谈到：我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踏上音乐之路后，接触到许多流传于各地的民歌、器乐曲、戏曲、曲艺曲目，虽然它们的风格各异，但旋律却有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上世纪8O年代开始，我在参与编纂全国的民歌、器乐曲、戏曲、曲艺四大民族音乐集成过程中有机会博览到更多的民族音乐资料，更引发了我对同一曲目的母体和千变万化的众多变体现象的思考。当时我将这些情况与传播学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分析，终于把这种现象锁定在“同宗”的概念上。“同宗”一词，第一次出现在1986年我撰写的《中国传统音乐初论》一文中，该文将《孟姜女哭长城》《茉莉花》《绣荷包》《九连环》等由“一个基本曲调和它的一系列变体”的几十首民歌，称为“同宗民歌”。此后，我便集中对音乐“同宗”现象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王：您是如何把您以上的研究方法集中于对民族音乐中“同宗现象”问题研究的？ 冯：对“同宗现象”的研究，我经历了一个由“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