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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微观到“整体”宏观的过程。我对一些“同宗”音乐传播进行个案研究的有《民间乐曲<八板>的传播演变》《同宗民歌<茉莉花>、<绣荷包>的传播演变》《四大戏曲声腔的传播演变》《南音与中原移民南迁》《“湖广填四川”与四川民间音乐》《凤阳歌由移民传向四面八方》《<八月桂花遍地开>与红军万里长征》等十几篇论文。当我有了一定个案研究积累，尤其是参加4部民族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后，我对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传统音乐有了更多的了解，所获得的大量音乐文献资料为我的观点提供了充分的实证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于l994年便着手于一个宏大的著述计划，拟对民歌、客家音乐、戏曲声腔、曲艺音乐、民间乐曲及宗教音乐的传播及“同宗”特点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经过lO年含辛茹苦的笔耕，终于完成了《客家音乐传播》《中国同宗民歌》《戏曲声腔传播》《曲艺音乐传播》《中国同宗民间乐曲传播》《音乐与传播》等6部专著。《中国宗教音乐传播》一书尚在撰写中。 王：在我国，对音乐传播中“同宗”现象的研究，从发生学的角度，滥觞于何时？ 冯：我虽然提出了“同宗”这一概念，但学界对音乐同宗现象的研究则早已有之。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一些音乐史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此问题均有所论，只是未用“同宗”“传播”之类的概念。如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论及过小曲艺术的变体现象；80年代后音乐学家易人发表的《<孟姜女春调>的流传及其影响》《芳香四溢的<茉莉花>》以及音乐学家徐荣坤在论述民歌的演变和发展时，都研究过民歌大同小异的变化现象。正是在广泛吸取音乐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对传统音乐传播的审思的基础上，我才得以提出“同宗”音乐的见解。 王：不知您是否同意用“延异”一词来概括您的音乐传播学研究。“延”即音乐母体历时态的传承和同时态的播衍；“异”即变异，但这种变异相对“同宗”音乐而言，不是那种根本性的变化，而是母体在形式上或部分质上的变化。所以，作为“同宗”音乐的传播，是在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是同质化与部分异质化的统一。 冯：用“延异”这个概念来表达“同宗”音乐传播，更具有方法论意蕴。事实上，这涉及到“同宗”音乐中“母体”与“变体”的关系问题。每种“同宗”音乐赖以形成的标志是运用基本调即母体，而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