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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有季羡林,南有饶宗颐。 时维秋初,香港酷热。90高龄的饶宗颐,几次安排时间,与我们谈古论今。话题,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学术活动中徐徐展开,还原二十世纪之初至二十一世纪之初今日的百年沧桑,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日再贴近不过。 饶宗颐清癯健谈。作为中华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大师,他的影响遍及大陆、港澳台及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化艺术领域,是中国一个时代的代表学者之一,被誉为“业精六艺、才备九能”的“通儒”。他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始终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具备传统儒者的全部经历,温柔敦厚,一派古学者本色。 他翻译及研究世界最古老的巴比伦史诗,《近东开辟史诗》成为该领域的第一部中文译本。他致力于佛学及中印古代文化交往史等艰深课题的研究,包括古印度梵文婆罗门经典,曾深入钻研《梨俱吠陀》,并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为纪念这段因缘,他将书斋命名为“梨俱室”。他在悉昙学上更是独继绝学,在学术界相关领域深受推崇。这些都超出一般学者的研究范围。 饶宗颐感念:“当年叶公老提携了我,更提携了比我年长的陈垣先生,陈垣先生又提携了启功先生” 1917年旧历六月二十二日(阳历8月9日),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一个世代书香之家,饶宗颐呱呱坠地。父亲饶锷是潮安钱庄老板,同时为当地大儒,与二伯父都对佛学和经史素有研究,著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王右军年谱》诸稿及《慈禧宫词百首》等著作多种,家学渊源深厚,家中“天啸楼”藏书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富盛名的藏书楼。 望着襁褓中的男孩,父亲期待他学习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给他起名“宗颐”,字“伯濂”,也是效法周敦颐在庐山创办的“濂溪书院”。在这带有佛学色彩的书香门第和万卷藏书中浸淫成长,饶宗颐终成一代学问大家。 “天啸楼”下,饶宗颐既是藏书家,也是“用书家”,未成年时即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连载于1935、1936年《岭南学报》上。饶锷先生旧稿23卷,其中已编定16卷;饶宗颐先生除“别其类次”、续订外,又加《外编》、《订伪》、《存疑》等卷。此书连同1946至1949年由饶宗颐担任总编纂重修的《潮州志》,采用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编撰,精研创新,被誉为“方志史的里程碑”,为我国地方志的一个开创性典范,至今仍为修地方志所遵从。而他的上述著作连同《潮州丛著初编》、《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潮州志汇编》等等,又使他成为“潮州学”的先驱。 1935至1937年,不到18岁的饶宗颐以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的学历,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担任艺文纂修。同时受聘的学者多是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如温廷敬、冒鹤亭、冼玉清等。饶宗颐以晚辈后学的资历跻身前辈名家行列,说明他在岭南文史上的造诣已见重于士林,也说明那时不拘一格、任人维才的优良学风。抗战开始后,中山大学避敌西迁至云南澄江,饶宗颐本来应一同赴阗,但因病滞留在香港,由此与香港结缘。 滞港的1939至1941年,饶宗颐协助大学问家叶公绰编《全清词钞》,同时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辞典》撰稿。当时有一位70多岁的老学者,把年纪轻轻的他介绍给了叶公绰,饶宗颐由此邂逅清词,进而在后来的1952至1968年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更由此上溯至宋、唐,深入研究了词学,出版了《词籍考》,与人合编《词乐丛刊》等等。其中《词籍考》是第一部以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词学的著作,对后来研究者有很大启示作用,30年后由北京中华书局再版。 南国的午时让人昏昏欲睡,饶宗颐却兴致勃勃。谈到这段往事,饶先生仿佛回到风华正茂的少年时光,继之又流露出对先贤的深沉怀念。他说,近代香港文化的发展,与叶公绰是分不开的,他召集了一大批文化人来港,奠定了香港文化发展的基础。当时香港的华人富商有古代“养士”的传统,像“南北行”高、陈等老板都邀集了不少前清翰林、进士等“太史公”,在香港大学等文化殿堂任教或著书立说,以自己的财力资助他们的文化艺术活动,使中华文化在香港百年殖民历史下仍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开了香港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港大图书馆大门上叶公绰书写的对联“高楼风雨,南海衣冠”,正概括了这样的史实。 他感慨地说:“因缘际合,不可思议。叶公绰先生早年受知于梁士诒老前辈。当年叶公老提携了我,更提携了比我年长的陈垣先生,陈垣先生又提携了启功先生;而可以说,没有梁士诒的提携,就没有叶公绰,没有叶公绰先生的提携,就没有陈援庵先生、启功先生和我本人。我们中国读书人就是这样爱贤爱才、见贤思齐、代相提携、转相为师,中华文化因而百世流芳、发扬光大。叶先生不但学德优秀,而且学识卓越,他还是首先提倡敦煌学的人。”虽逾90,提起先辈恩师,老先生的孺慕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专家叹服:“只要触角所及,饶宗颐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饶宗颐的谈话,昭示了这位饱学之士对“国本”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他在1959年出版的甲骨文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提出考史与研经合为一辙的主张,认为“史”是事实的原本,“经”是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由“史”到“经”就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国古人既研史、更读经,是因为经是史的理论总结,具有普遍性,因而更有指导意义。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经学,所以他对我们民族的古经史深怀难以表达的敬意,研究国学不能亵渎“国本”,要爱惜、敬重“古义”,顺着中国文化的经络本义阐发经史。 1982年,饶宗颐提出从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来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至2003年归纳为:尽量运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作为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研究;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学术界普遍认同这是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前进。饶先生就是在甲骨文中考证出江水之神“帝江”、长江上游的“邛方”,解决殷商统治范围等等问题。 《周易》,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饶宗颐将其视同东方的《圣经》。1974年轰动世界的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周易》抄本,立即引起饶宗颐关注,几年后争取观摩了帛书的影印照片,回港后凭着1974年7月《文物》上仅仅发表的一页抄本的图版,写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略论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