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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有哲学系的研究生号称左手哈贝马斯，右手罗尔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当时这两人在西学中最时尚。如果到了现在，也许这位研究生要换成左手列奥·施特劳斯，右手施米特了吧。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学习西方，视西学为神圣，可是在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汝伦教授看来，如果不能以平实、求道、求理的态度学西方，我们始终避免不了“山寨西学”的结果。 黄晓峰 据您的了解，现在学界对西学的推崇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张汝伦：我举个例子吧，外地学校一个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毕业论文需要评审，他对自己论文的评价，第一条缺点是：“由于对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不熟悉，所以我不能以他者的眼光来评价中国哲学的思想。”中国哲学的博士，竟然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没法很好地研究中国哲学。这说明在我们国家，西学占有怎样的优势地位。尽管现在都在说国学热，但是客观冷静地看，在我们国家整个文化生态中，西学还是握有话语权，包括我们对海外汉学过分的崇拜。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只要有一个外国人去，好像就提高了档次似的。挟洋自重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一个近似笑话的例子，一个美国汉学家在一所中国著名大学的哲学系访学，另一个系的一个会议一定要叫他去和与会者合影，可是他说自己并非与会者。人家索性告诉他说，照片上有他这个西方人，就可证明这是一个国际会议。我自己曾经参加过一个哲学专业会议，会议组织者为了表明这是一个国际会议，硬把一个研究唐诗的韩国学者拉来充数。 挟洋自重也好，崇洋媚外也好，其实就是不自信。崇洋媚外的结果就是“山寨西学”，而不可能对西学真正登堂入室。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以平实、求道、求理的态度学西方，那么对西学的学习也就是满足于“为我所用”，极端者就是借张脸拍个照。 中国人学习西方从一开始就是取“山寨西学”之路吗？ 张汝伦：我们热衷西学已经有一百多年，可是取得的成绩现在看来大可检讨。最大的问题就是功利心太重，一切立足于实用。从晚清开始，虽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学无古今中西，学西学也是求道的一种方式，可是当时大部分人学西学，就是为了救中国，也就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与其说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救亡压倒求学。当时人们对学理的东西就不太在乎，在乎的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一、宣传的层面，为改良或革命造舆论，比如严复翻译《天演论》。让你感觉不改不行，要亡国灭种。二、操作层面、制度层面，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救中国的制度。这种对西学的实用兴趣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却有损我们对西学的充分了解。近代以来大力鼓吹西化的人西学造诣往往不尽如人意，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曾经总结中国人学西学有三个进境，第一是器物层面，第二是制度层面，到了“五四”是思想层面。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有点皮相之见。现在看来，我们不管对“五四”如何评价，“五四”宣传的西化或西方思想文化，还没有离开为改造中国造舆论，为具体变革中国找方案，也就是还是停留在宣传层面和制度层面；没有真正进入学理思想的层面。即便是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也是有点简单和片面。 胡适曾在其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急需的不是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学理，而是“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是“医国之金丹”。至于这个“金丹”由哪几味药组成，每一味药的药性怎么样，都不管，能治好病就行。这个求学心态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包括最近三十年，对西学各种介绍和引进，还是出于宣传（很多人称其为“启蒙”）和改制的目的。人们的兴趣，更多还是在制度操作层面，即西学里找到一个现成拿来就能用的方案。对学理的研究，为真理而真理、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很少出现。如果我们真正着眼于学理思想层面的话，那我们的思想远比现在要强大，而我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百倍于现在。这样一个功利态度，造成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是时尚化。我们可以从晚清谈起，十年换一个时髦，开始是进化论，到“五四”的时候是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实用主义，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社会史开始热门，不管是郭沫若还是陶希圣等人，都是以社会发展观为主导。改革开放以后，最初五年是萨特，萨特退场后是海德格尔，然后是马克斯·韦伯、涂尔干上场，再后来是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乃至伯林、哈耶克、罗尔斯这些自由主义者出场，最近则是施特劳斯或施米特。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最多不会超过十年。 时尚化的研究，特点就是浅尝辄止，不可能深入。当时杜威来中国讲学，声势熏天，但对杜威哲学的像样研究九十年来屈指可数。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来华动静虽无法与杜威相比，也颇热闹一阵，但也是人一走，茶就凉，不再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了。时尚化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跟风，一哄而上，大家扎堆研究某一热门课题。最近我评审国家社科基金的申请项目，二十份申请中研究女权哲学的几乎占了一半。西学传统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可我们总是盯着几个被炒热的人或国外流行的思潮。 这种时尚化的特点，对治学的心态有什么影响？ 张汝伦：时尚化研究的影响就是学无恒心，这也是第二个特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形成不了自己的研究传统。例如，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进入中国已经一个多世纪，但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统。相反，这么重要的哲学家，坚持研究的人却很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天的中国，研究罗尔斯的远比研究康德的人多；谈论施特劳斯的，绝对比谈论黑格尔的人多。这不仅仅是不识西学的潮流与点滴，更是研究没有持之以恒、形成传统所致。即使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也会与时俱进，将自己研究了多年的东西弃之不顾，认为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转而他顾。曾经有一度，三十年以前，黑格尔是显学，当时除了马克思，其他西方哲学家几乎不能比较正面地谈，而黑格尔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肯定的，马恩也说过他的好话。可是到了改革开放，突然一下子中断了，因为有外国人说他是反动的，就一下子门前冷落车马稀了，与当年“全盛”时几乎言必称“黑格尔”没法比，一些哲学系都没有黑格尔的课。也不仅是黑格尔，从严复翻译《国富论》开始，亚当·斯密这么重要的一部作品，我们国家至今都找不出一本像样的研究著作。“戊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