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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代人对他没兴趣，“五四”一代人对他更没兴趣。不但斯密，凯恩斯、熊彼特又有多少人在研究？奥地利学派又有多少人研究？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西学研究很难说是深入的，不但离当年陈康提出的让西人以不懂中文为恨的目标还很远；而且我们对别人的研究传统了解得还是很不够，这从一些我们研究西学的著作的征引书目就可以看出。我们对国外新发现的材料、版本、未刊作品，更是缺乏追踪了解。也许这么说要求有点高了，因为西学的许多重要人物和流派，传到中国一个多世纪，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停留在略知其名的阶段。例如，晚清新学人士喜欢谈论的边沁和穆勒等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许并不比严几道或梁任公多多少。近年来人们喜谈经验主义，但往往望文生义。研究经验主义的著作寥寥无几，而知道经验主义的立场在西方哲学中早已被批判和克服的人也许更少。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位学者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后感慨：即便谈同一个哲学家，也是我们讲的人家听不懂，人家讲的我们听不懂。这种情况现在是否有了根本的改变？ 对于西学的经典作家、重要思潮和流派，应该像我们研究孔子一样，不绝如缕，一代又一代地积累，形成传统，并且每一代都有所推进。 近几十年，我们翻译的西学著作有很多，这能否说明我们的研究在推进呢？ 张汝伦：这就要说到西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不全面。拿西方哲学研究来说，我们对古希腊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性相当于先秦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都相当不够。现在刚刚开始有一部分年轻人对西方古代思想感兴趣，但是还差得很远。我们对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同样不够。到目前为止，我们找不到一本国人研究文艺复兴的像样的著作。即使是翻译也很不够，除了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外，还有很多关于文艺复兴的重要著作没有翻译。启蒙就更不用说了，一些人开口闭口就是启蒙，可启蒙运动在国外有很多经典的、有定评的著作，一本也没有翻译。至于国人对于启蒙运动够格的研究性著作，就更是难觅。最近我们招研究生，有一道考题是谈谈启蒙思想的特征，考生谈了法兰西和德国的启蒙运动，但是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完全不谈，因为我们的教科书上没有苏格兰启蒙运动。近年来人们好谈苏格兰启蒙运动，但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不要说著作，连像样的论文也很难找。当然有关休谟的研究文章很多，研究著作也有一些，但是从启蒙思想的角度来研究的却不多。弗格森、里德、亚当·斯密，这么重要的人，却几乎没人研究。我们口口声声说启蒙，但是西方的启蒙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少有人深入研究。 对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掌握也是这样。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听北京的朋友说，一本书只要翻译出来，就没有人谈它了。这种说法当然有点玩笑性质，有点夸张，但也至少反映了部分的事实。 所以第四个特点是，以翻译代替研究。翻译起劲得不得了，可是研究完全跟不上。翻译当然不是没有价值，可是严格来说，真正的研究应该是从原文出发，而不是从译本出发。从对西学的翻译和研究的比例来看，翻译完全压倒了研究（这只要看一下我们的图书排行榜就知道了），这就很成问题了，这说明我们现在对西方学术的接触，基本还是处于了解、介绍阶段。马克斯·韦伯的著作翻译了不少，但像样的研究著作还是不多。涂尔干我们也只是翻译，像样的研究著作也很难找。对这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