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于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宅,抗战胜利后陈家兄妹大团聚合影。后排左起为陈方恪、陈登恪、孔紫萸、陈隆恪、陈寅恪、陈康晦；前排左起为唐篔、陈新午、陈美延。三联书店供图 葛兆光、刘克敌解析“陈寅恪热”和当下学界 陈寅恪注定不是常人,那么常人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陈寅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代也已过去,那么今天能从他身上看到什么? 陈寅恪首先是一个学者,他的治学方法是否可学? 陈寅恪高估了同时代人的理解力,高估了深奥繁复的学术的感染力,竟至发出“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爲詩欠斫頭”的悲鸣；他逝世41年后,我们又能理解他几分? 就这些问题,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和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刘克敌。 2001年,陈寅恪专著《柳如是别传》出版,首次印刷一万册,竟然在短短数月间销售一空。 ○“陈寅恪热”依然没有完全消退 南方日报: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陈寅恪走向大众,并带动起一股“陈寅恪热”。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刘克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于199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立即在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并迅速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陈寅恪一时竟成为焦点人物。由此也开始了陈寅恪研究的新的里程碑———由书斋开始走向大众。 此书问世开始至上个世纪末,短短5年间,关于陈寅恪的传记、研究专著和各类文集的出版达到一个高峰,至于论文数量之多更是难以统计。 南方日报:进入新世纪以来,所谓的“陈寅恪热”是否有所降温? 刘克敌:大众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了,陈寅恪似乎正离我们而去,而我们不想再抓住他。连鲁迅这样更广为人知的大师也在被忘却,更不要说陈寅恪了。至于学术界则是以更加理智和冷静的态度从事陈寅恪研究,学理性更加突出。不过,2001年1月,人们盼望已久的《陈寅恪集》终于由三联书店出版,首先与读者见面的是《柳如是别传》,该书首次印刷一万册,竟然在短短数月间销售一空,不得不再次加印,反映出新世纪“陈寅恪热”依然没有完全消退或者说是再次“发烧”。虽然这“烧”发得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聊胜于无。至于今天,热度在大众之中应该已经消退,但在学术界“陈学”还是受重视的研究领域。 我现在希望能特别表彰一下他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学术史上的陈寅恪应当和思想史上的陈寅恪同时得到强调。 ○被符号化的陈寅恪 不要只记得那个有独立人格的陈寅恪 南方日报: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人对于陈寅恪的解读也不尽相同。你印象中真实的陈寅恪是什么形象?应当如何客观看待陈寅恪这个人? 葛兆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我看来,在社会上,在学界中,很多回忆陈寅恪先生的文章里面,其实是有两个陈寅恪的,一个是从思想、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回忆和想象陈寅恪的,更多的是把陈寅恪当成是思想史或政治史的象征性人物,突出的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写法我们应当同意。但是,对于陈寅恪这样一个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我更想谈的是陈寅恪在学术史中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很烂,恐怕他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家也不会把他当成象征性的人物。陈寅恪作为学者,学术研究的伟大成就,支持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我不是反对谈陈寅恪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的铮铮傲骨,他晚年的悲凉心境,我也写过这类文章,但是,学术史上的陈寅恪应当和思想史上的陈寅恪同时得到强调,不要只记得那个有独立人格的陈寅恪。 刘克敌:他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跟鲁迅、胡适、王国维一样,都是第一流的文化大师。不过,现在有些人对陈寅恪有一些神化倾向,就像当年的鲁迅一样。比如说季羡林先生,包括他的一些弟子,还有海外一些舆论,对陈寅恪有过分拔高的嫌疑,特别是拔高他的政治意图,把他作为知识分子标杆,用心可能是好的,但却相对忽略了对他学术思想的研究。我认为,理解陈寅恪,应该首先将他当成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一个大学者,然后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宜在此过度发挥),最后才是一个文化大师。 陈寅恪多立少破的治学思路,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一直流行的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研究模式,无疑是一种反拨。 ○陈寅恪治学 他的范式和框架颠覆不了 南方日报:您强调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在今天学术失范的背景下,他的治学方法又有何借鉴意义? 葛兆光: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自从20世纪20年代回国以后,陆陆续续所作的历史研究,如果放在当时国际东方学以及中国学的潮流中看,跟世界最前沿的东方学研究是同步的,无论是关注的方向、材料的发掘还是方法的应用,甚至还有很多是他独特的观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很“预流”,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 有的人对陈寅恪历史研究的深意恐怕不甚了解,比如说,有人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进宫时是不是处女很无聊,其实这个问题是以小看大。陈是通过这种小事,来考证当时唐代文化有多大程度上是胡汉交融的,因为胡人没有那么严格的伦理观念呀,他要考证的只是中国文化早就是不断交错融合这样一个现象。这个就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现象太多了,我很早就说过,现在文史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可是,他在选题上,是很有意识的,总是能够抓住大关节,并从小处观察到历史的宏大命题。 第二个值得借鉴的是,陈寅恪能从常见材料里读出不常见的、宏观的问题,尤其是中古史,我们知道中古史资料并不很多,但是他都能提出笼罩性很强的、很深层的问题来。尽管现在很多人对他的研究有批评,比如对唐代政治制度渊源、关中本位说等等提出很多具体的意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思路、方法和范式颠覆不了,现在很多人的研究,仍然是走在他的延长线上。 第三个是,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提出的新史料、新领域和新方法,中国学术界从(上世纪)40年代以后好像断掉了。当年,他们提出把欧洲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用多种多样的语言工具研究问题,努力发掘新的史料,视野从汉族中国拓展到四裔,这都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学术界普遍满足于老问题,对新史料、新知识、新方法很少应用,也难得开拓出新领域。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应该仅仅去谈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同样要学习他的研究精神和研究方法。 刘克敌:20世纪是中国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