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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岷，这名字最早是从一位故乡的某中学校长口中得知。 那时在吉兰丹首府哥市，为了赓续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丝命脉，以传火传灯的心志，联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那风雨凄迷，文化荒脊之地，办书法展、文学营、诗朗会和讲座等等，清狂的将年轻生命编奏成了一首澎湃之歌。那时年过不惑而崇尚独身的阮的元校长，是这文化团队的中坚。在学校行政之余，常可见到他在这文化路上日夜奔波和点灯的身影。后来他知道我喜爱老庄，故常提到了他在马大所选修庄子课程的老师，精深斠雠，善义训诂，课上原文出口成诵；谈逍遥，说齐物，一字一句间，都有博大精深的学问。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老师为人淡泊，却和蔼可亲。而他口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曾在马大客座5年，及后在南大执教了9年的王叔岷教授。 1992年，我决定放弃了政治理想，回归校园。那时在美国与台湾之间进行了选择上的心理挣扎，一直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决定赴台。可是却被分派到南部的国立成功大学，然而当初在申请书志愿栏上，我只填北部的一间大学而已，因此来台的脚步又一步步倒退回到犹豫不决的角落去。从吉隆坡回乡时，阮的元校长得知，建议先来台再做打算，并以毛笔行草一书，以及托我带一份礼物给当时人在中研院的王叔岷教授。 孤身来台，恰好是秋风爽凉的季节，台北的繁华梦景，却叫人想起的是民国38年后，渡海来台那批栖身避世于学院或博物馆内的文人学者，他们以诗词、以书法、以酒、以甲骨文，以学问和教学排遣着流离中的寂寞与乡思。故国成了纸面文章，故乡化做梦魂，故人隔若参商，杜鹃啼血，九回愁肠，都必须被压在文字底下，墨痕深处，以面对日常生活的寸寸消磨。走在陌异的台北街头，穿过书店林立的重庆南路，我孤孑地如此想着。 来台隔日，循着阮的元校长给予的电话号码，联络上王叔岷老师，并约好在傅斯年图书馆见面。而岛屿北部，秋日薄光，在投币式的电话亭下，碎成一地玻璃晶亮，照透了我微微颤动的心。而不远处街道车流喧嚣，光尘纷飞，与火车站前四处飘浮的旅人脚步，编织成我对台北最深刻的初景。 当时，通过人尚留在台北的李成友指示，搭着公车到南港中研院，一路问着找上傅斯年图书馆。如今，若问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见着王叔岷老师，我的记忆几乎已将那一段磨平成了空白，讪笑地频频对自己失忆处低头抱歉；只记得后来王叔岷老师带我到他的宿舍，问起阮的元校长，以及一些人事。他清癯的脸颊与闲淡的气质，颇符合道家学者的生命形态，语调祥和、亲切，谈话间给人感觉仿佛在聊起故乡故人的情事。 我那时候刚出版两本书，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不知天高地厚的，送给了王叔岷老师当见面礼。老师收下后，回送了一本他刚由中研院出版的《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后来在闲谈中，不知是意在提醒，或正好穿过回忆的歧径，遇到了从前才气跋扈，鹰扬年少的自己，王老师说起了那段后来我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及一些他人文章里常提到的学术心境转换之逸事。 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是喜爱文学，好创作，常游笔诗词之间，跋扈谁雄之慨，任由才情纵横，不知所归。及直考上了北大研究所，遇上傅斯年校长，那份恣情才气的性向才被压抑了下来。因为傅斯年要他回到故纸堆中，沉住气，好好去识字辨字，从《道德经》、《南华经》到《史记》，校雠历来手民刀刻笔抄之传误。也就在那时，他的创作野心，如奔驰的野马，硬是被紧紧按死。隔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在学术里要沉得住寂寞，因为所有学术都是从寂寞中养成的。那语调依然恬淡，散落四周，寂然无声。 然而在那荒天寂地之中，要如何去辨析经典之字误，或还原剥蚀支离之句，并非一套皓首穷经的死功夫就能解决，如唐人刘知几所说的，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识、史学；同样的，斠雠者的才、识、学，几乎是决定着其学术能力和成就。因此，王叔岷老师的才性转化，在此成了一种迂回的转入，从创作到学术，从动态的飞扬到静态的沉潜，其实都还是在他那才气的性向上前进的，只是以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呈现而已。毕竟，无才无识者，纵然埋首日月，也只能把块石头磨成鹅卵石，却无法雕石为像，补洞成碑。而这道理，要等到我好多年后才懂得。 当时我却无知地觉得这门学问的无聊，心想，以傅斯年的才学史识，大破大立之人，怎么会叫他备具才情的学生封死在那古文字骸骨堆里呢？而王老师却说，他这一生，唯一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傅斯年校长。傅斯年有大炮之称，此绰号不只于喻指其脾性和纵横捭阖的霸才，也凸显出他是个行动力非常强的实践者；另一方面，道德学问也极大。王叔岷老师敬仰的是他在行政和学术上来回的游刃之能，认为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出其右。然而他觉得，倘若傅斯年校长不把大部分时间消耗在行政上，则其学问就不止于如此而已。 或许，从五四时期走过来的傅斯年了解到学术的需要，尤其在那浮躁的抗战时代，张扬的性格无疑是一种陷落，才子气的自恣，实无助于学术的深耕，特别在“整理国故”这块领域，“辨伪”的工作极之重要，故服膺于历史知识客观性，并奉德国史学大家兰克（Leopold van Rankle）为圭臬的傅斯年，对考据中的训诂和校勘等关于文本研究，无疑非常重视。因此不论是“伪书”、“伪事”、“伪字”、“伪句”，都必须在辨伪的方法下，寻索与还其原初。而“整理国故”的背后，实是“国族计划”（nationalist project）的一部分。是以需要相当人手，而王叔岷老师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刚好也就被纳入到这一学术计划中来。多少年后，我却这样猜测着。同时，在那一年，傅斯年出版了他唯一的专书︰《性命古训辩证》。 月旦故人，时流转逝无影。窗外4点半的天空也开始阴郁下来。凉意沁着皮肤，由手臂蛇游到了胸口。而我心里那时却急着想征询去成大一事，后来借着话题问了王老师意见，他说南部沉静，不若北部喧扰，诱惑极多，是个可以做学问的地方。及后，随口提到他有一个表现很不错的学生刚到成大中文系任教，到成大后或可找她聊聊。说姓沈。我那时因口音之误，听成了姓陈。不久到成大，一直以为陈昌明老师就是王叔岷老师口中的那名学生；要到了后来上大四的训诂学，才知道那个人是沈宝春老师。但我翘课翘得多了，原不是个死守着古文字做学问的料，因此也就把这事压在心中，等着让它烂成了遗忘。 两个小时多的闲聊，漫无边际，一些事情和拉杂的碎语，被时间全扫进了另一层时间之中。我那时候的身上，还沾着赤道线上热情的阳光，懵懂的与一个学术大家照面。而眼中年近80岁的耆者，却精神奕奕，倦意全无。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丝毫的学术架子，所见的却是一张慈蔼的颜面。坐久了，却心生一个疑问，为何老师一人栖身于中研院的学人宿舍中，师母呢？（当时倒知道王国樱教授还在星大任教；再后来才知道师母在王老师于1977年客座星大时，骤逝于新加坡，且长眠于毗卢寺的伤怀岛）这问号含在口中，想吐又不敢吐出来。抬头，却看到了台静农先生写给他的一幅书法，苍劲如老树盘根的挂在墙上。 忽焉十余年过去了，苍茫的岁月烟过雨过，风过雾过，一层迭着一层的年月被洗刷得如薄纱般，阻隔着一丝目光的穿透。从回忆里，我却依稀记得那是一个秋雨淋漓的向晚，5点多的暮色将宿舍外的街灯全给点亮了，王叔岷老师将我送到门外，顺手从门后拿出了一把伞给我，他清癯的身影贴在门板，在时光深处被拓印成了淡淡的岁痕。那时，撑着伞，挡着外面的斜风细雨，我第一次才真正感受到了异乡秋节萧瑟的寒意。 ※ 一个瞬间交会的身影，对旅居异乡的行游者而言，其实甩一个头就可立即遗忘在后（对他而言，或许我也只是一个偶然的访客）。何况人生大事，唯死生而已。然而在我抵台初始的生命中，那次的访谈，多少还是漾出了一圈涟漪。在台北闲荡了5天后，我终于匆匆拖着行李搭上往南下的莒光号，到成大报到。 这些年，穿过学院回廊，见过不少摆着姿态，端着架式的小教授们，我总是替他们觉得累，然后很自然的就会想起王叔岷老师来。想起后来，我拿着伞还他时，在傅斯年图书馆前，他问起我在成大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那音容，慈和如长者，让人心存怀念和感激。临走前，我高高扬起手，说︰王老师，再见。再见。 从此，却也不曾再见了。 前几日读报得知王叔岷老师在其故乡中于睡梦里过逝，不觉心中一动，想起15年前匆匆短暂的照面，在人生歧路行止间的一个提点，非关学问，无涉师谊，只是人情道上的平常话语，却让人感到伤逝的哀矜。因此趁此记忆还在的时刻，仅将那交会的刹那记了下来，是悼念，也是为一个曾经在60年代到80年代初，于南洋各大学府献身中文教育十八载的文人学者，致上一分深深的敬意。（作者：辛金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