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诞生，该书作者李时珍在书中对古方剂量的折算提出一句非常著名的论点“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一论断影响深远，后世很多医家都对此表示认可并以此标准来折算经方，甚至现今通行的《方剂学》教材按1两=3g折算经方的观点也与此关系甚密（明代1钱约为3.7g，至民国时1钱约为3.1g）。  于是很多人认为近现代仲景本原剂量的显著下降与李时珍有着莫大关系，笔者曾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李时珍一直错到中国药典”，该文作者即认为目前《方剂学》教材中按1两=3g来折算经方剂量乃因袭李时珍“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之误，而这一错误的折算比例直接导致了当今经方用量的不足，从而无法实现经方临床疗效的最大化与最优化。不可否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的“古之一两，今用一钱”之论可算是明清以来临床医家折算经方时所用最为广泛的比例。其实早在清代就有医家对李时珍此论提出质疑，如清代伤寒学研究者钱天来在《伤寒溯源集》中言“李时珍之所谓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此言非由考订而来，乃以臆见强断万方数据之词也。倘据此用之，宁毋失之太少乎”，并以五泻心汤、小陷胸汤中之黄连用量为例加以驳斥。如此说来，李时珍真的错了么？ 笔者以为，李时珍并没有错。李时珍这句有点盖棺定论意味的折算结论之所以影响较大是因为它的提出既是对当时医家临床常用剂量范围而作的总结，也为后世医家应用经方进行剂量折算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依据与准绳。但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基于两个前提的，而造成数百年来很多医家对他误解的原因也正是没有搞清这两个前提。因此，澄清这两个前提就显得很有必要。 1.唐宋时期度量衡标准三倍于汉制的史实 虽然宋金、明代、清代医家对仲景本原剂量的考证情况不一，然而稍加分析可知，在自宋至清这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内，对经方本原剂量认识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古三两即今一两”，即基于唐宋度量衡扩大至汉代3倍的史实，代表医家有庞安时、朱肱、成无己、李东垣、许宏、陈嘉谟、李中梓等人。此外，以宋代陈无择根据汉代钱谱考证所得的“今之三两，得汉唐十两”也得到不少医家的认可，如明代朱橚主持编纂的大型方书《普济方》即引用了这一考证结论；明代医家王肯堂在其《证治准绳•伤寒》一书中亦表示陈氏“以钱谱推测度量衡法，颇协时宜”，赞同其考证结论；清代伤寒大家尤怡在《医学读书记》一书中也引用了陈氏之论，认为“此说最有根据”。从当代度量衡专家考证所得的宋金元明时期的度量衡值来看，宋1斤约为660g，东汉1斤约为220g，显然与当时对经方“古三两即今一两”的考证结论颇为相符。  李时珍生活在明代中后期，明代前中期医学的发展受金元影响较大，无论从学术思想还是用药方式、用药剂量等多方面对金元四大家可谓是全面继承。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之时，“古三两即今一两”必定为当时广大医家所知，尽管明代的度量衡标准较之宋代已有缩小（宋1斤约合今661g，明1斤约合今598g），因此李时珍以“古三两即今一两”为折算标准对经方剂量进行换算就不难理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关于古今度量衡值换算的那段论述如下：“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之后，又列述了唐•苏恭在《新修本草》所言“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后汉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以及李东垣“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之论以后，又［时珍曰］“蚕初吐丝曰忽，十忽曰丝，十丝曰厘，四厘曰絫（音垒），十厘曰分，四厘曰字，二分半也，十絫曰铢，四分也，四字曰钱，十分也。六铢曰一分（去声），二钱半也，四分曰两，二十四铢也，……二十四两曰镒，一斤半也，准官秤十二两……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段话将古今不同历史时期所有衡制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均罗列至此，虽然进位关系十分完整，但极易引起人们的混淆，其中的“分”就有“四分为一两”和“十分为一钱”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而后人也多认为其衡制关系混乱不堪，无法应用于临床。吴承洛先生在撰写《中国度量衡史》时也认为时珍之论“历来未有用之”，“以备参考”。其中，李时珍及引述了东垣“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的观点，又认为古时一斤半（即二十四两）准官秤十二两，似乎认为当时一两即汉之二两，但最后却以一句“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作为临床折算经方的参考比例，难免令人疑窦丛生，难以接受。 2.明代汤剂服法“一剂一服”的盛行 笔者曾分析了汤剂服法在经历了宋代煮散盛行之后从经方的“一剂多服”演变为“一剂一服”，这种服法的改变给后世医家临床折算经方带来一定的混乱。笔者以为，李时珍所提出的“古之一两，今用一钱”的折算标准正是建立在明代汤剂“一剂一服”的基础之上。何以见得？  在《本草纲目》刊行60之后，明代另一位医家李中梓在其撰写的《伤寒括要》一书中首次对“古一两今用一钱”进行了解释，“千金本草，皆以古三两为今一两，古三升为今一升，可为准则……且仲景汤液并分三次服。则轻重只得三分之一，而服法又得三分之一，岂非古之一两，仅得今之一钱乎”？这里李中梓明确解释了李时珍这一结论的两个重要前提：其一，古三两为今一两；其二，仲景汤液多为一剂三服，而今汤液多为一剂一服。因此，古之一两若按古今衡量折算当约合明之三钱，而因明代汤剂又多以一服为剂，故只取仲景原方剂量的1/3，这样在明之三钱基础上再取1/3，所得结果正是“古之一两，今用一钱”。 不惟李中梓，直至清末民初，对李时珍这一折算结论进行解释的医家不在少数，再如卒于清咸丰年间的江苏名医李冠仙，在其著作《知医必辨》中谈到经方剂量的折算：“考《千金》、《本草》，皆以古三两为今之一两，古三升为今之一升，则所两者，仅得今之三钱耳！且仲景汤液总分三次服，则又止得三分之一。合而计之，岂非古之一两，仅得今之一钱乎？”其折算思路与李中梓完全相同。又如另一位清代医家陈修园在《医学实在易》“表证诸方”篇中作过如下说明“凡《伤寒论》、《金匮》、《千金》、《外台》、《圣济方》俱改为小制，以便时用”，而该书中对经方的剂量折算基本是遵照“古一两今一钱”之比例，且陈氏本人也表示“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很显然他这里所说的“小制”其实就是指明清两代盛行的“一剂一服”。  可见在李时珍之后很多医家给他这句略显突兀的论断赋予了合理的逻辑推断依据。那么李时珍当时为何不言明其推论依据呢？笔者以为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是这一结论仅是李时珍依据当时广大医家的临床经验所得，未经任何逻辑推理；其二是与李中梓、李冠仙等人之推理过程相同，但因当时汤药一剂一服早已成约定俗成之规，因此无需特别说明。至于李时珍究竟是出于何种推断而得出这一结论今日已不可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结论得到不少医家的认可，并成为后世医家进行经方剂量折算的参考，是明代以来关乎经方剂量折算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折算标准。 而此前所引清代学者钱天来之所以对李时珍此言大加批驳，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将当时通行的一剂一服制汤法考虑在内，试析他反驳李时珍论点的论据：“桂枝大黄汤中之大黄，桃花汤中之干姜，皆用古秤一两而分三次服之，若以一钱准之，又分为三次服。则每服止三分三牦矣。其何以治最剧最险之危证乎？”这里很显然钱氏在遵照仲景原方煎服方法即“一剂三服”的前提下用李时珍提出的折算标准来折合经方，所得剂量当然偏小。也正是这种未将明清汤剂服法发生改变这一因素考虑进去而造成的理解偏差，使得不少医家对李时珍所提出的“古一两今用一钱”的折算标准产生误解。 3.小结 当今不少中医人士认为国家药典、教材中规定的中药剂量范围很不合理，是因为按李时珍所言“古一两今用一钱”或教材规定的“1两约合今3g”折算标准来折算经方，所得日服量与仲景本原剂量相比，存在较大不足，因此恢复经方本原剂量的呼声愈来愈高，以期实现经方功效的最大化与最优化。本文从历代度量衡标准的演变以及汤剂服法的演变两方面来剖析李时珍提出“古一两今用一钱”的折算依据，并认为李时珍提出此论是符合当时的临床用药实际情形，造成古今方药用量悬殊的关键点决非李时珍之论，而是有着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有待中医学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本文转载自“360doc图书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