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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医与术医 中医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密切的关系。关于医、哲之不可分割性,前贤早有相关论述,如孙思邈提出“哲医”的概念,云:“是以古之哲医, 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故能感于鬼神,通于天地,可以济众,可以依凭。”(孙思邈,卷八十四)《明文海》亦有“甄权、许胤宗、李杲,皆古之哲医也”(黄宗羲,巻三百十六)的论述。当然,古人所谓的“哲”是指极高的智慧,与现代所说的哲学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无疑存在很多重合的地方。学者刘长林先生在2007年的一次中医哲学研讨会上指出:“中医危机的瓶颈不在医学本身,而在哲学。”中国科技部“国家中医发展基础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先生认为:“中医药学是体现人文与科学融合的知识体系”。因为中华医道兼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以“术”载“道”的体系,因此中华医学中既有对“形而上”的研究,又有“形而下”的内容。“形而上”即“道”的层面,属于中医哲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下”即“术”的层面,属于中医学研究的内容。“道”是中医之神,“术”是中医之形。神以御形,形以载神,形神不可分离。就中医而言,道术不可偏废。以道御术、以术载道者,可谓道医;重术轻道甚至背道求术、弃道崇术者,可谓术医。  一、道医 中医在不同阶段融摄了不同的哲理入医,而汇集成博大精深的中华医“道”。此医 “道”与道家哲学、儒家哲学、佛教哲学一样, 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 中医是很重视“道”的医学体系。这首先表现在道家思想对中医的影响上。道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在《黄帝内经•素问》中有诸多表现:“此其道生”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去故就新,乃得真人”(《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阴阳并交,至人之所行”。这里所说的“真人”、“至人”都是道家的术语。古代著名的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也表现出浓厚的仙道思想。如书中收入药物365味,以合周天365日;药分三品,上品药据称有延年登仙之效;其中多次提到“神仙”、“仙方”、“仙药”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神农本草经》,都是以道家为基本中医哲学思想的,所以才以真人、神仙为追求的最高境界,才把有利于养生的方药称为仙方仙药。 道家哲学对中医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兹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例,作概括的论述。 1.道本体论。《黄帝内经•素问》云:“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恍惚之数,生于毫厘,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灵兰秘典论》)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老子》中的相关论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 2.道法自然。《黄帝内经•素问》认为,“和于阴阳, 调于四时”则能“益其寿命而强”,并“归于真人”。(《上古天真论篇第一》)这与道家哲学中“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的基本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3.阴阳理论。《黄帝内经•素问》云:“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阴阳应象大论》)阴阳理论在中医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 几乎所有的医家都用阴阳理论来解释疾病的成因及治疗的原则, 它与《老子》所说的 “万物负阴而抱阳” (四十二章)无疑存在继承关系。 4.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和转化。《黄帝内经•素问》云:“寒极生热” (《阴阳应象大论》), 说明事物发展到极端, 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类似的思想在 《老子》中早已有之, 如 《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四十章)“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 善复为妖。”(五十八章) 5.用辩证的态度对待事物。《黄帝内经•素问》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 强者泻之。”(《至真要大论》)与此相似,《老子》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 6.重视对道的把握和体悟。《黄帝内经•素问》云:“余闻上古有真人者, 提挈天地,把握阴阳, 呼吸精气,独立守神, 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 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与道合同, 惟真人也。”(《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 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十六章)“知常容, 容乃公, 公乃全, 全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没身不殆。”(同上) 7.天人合一理论。《黄帝内经•素问》中说:“黄帝坐明堂, 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 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 不足至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 着至教, 疑于二皇。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 而道,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可以长久, 以教众庶, 亦不疑殆。医道论篇, 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著至教论篇七十五》)这里把掌握医道与“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的方法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相联系, 反映了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庄子》中有明确的表述:“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正因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 所以才可以通过观察天地的变化及规律来把握医道。 不仅《黄帝内经•素问》带有道家道教思想的深深烙印, 事实上, 金元时期以前的医家如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等, 其医学思想也多有比较明显的道家道教思想倾向。晋人葛洪、陶弘景, 唐人孙思邈等名医的著述, 直接见录于《道藏》,他们的道医身份更是世所公认, 毋庸赘言。 中华医道除了受到道家道教思想即道家之道的影响, 还受到儒家思想即儒家之道的深刻影响。而且在金元时期, 还表现出了从道家之道向儒家之道转化的特点。作为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 观其生平,曾受医术于道教中人,屡次谢绝朝廷征聘,可谓以道自居、以道自守的模范;论其学术,作为其学术理论基础的五运六气学说, 他倡导的病因病机 “六气化火”论, 他所主张的 “水善火恶”论、“善药”论以及他以慎养人身 “三宝”为核心的养生观, 都说明了他的以道为本、从道推衍的特点。因此, 刘完素的中医哲学思想明显受道家道教影响。作为医家改革家的张从正,其对医学的改革突出体现在援儒革道上。李东垣的家学、师承、际遇决定了其“根儒向道”的中医哲学思想。朱丹溪的中医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儒学,其援儒入医是其医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儒”是宋明新儒学即宋明理学,而不是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宋明新儒学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以纲常伦理为核心, 糅合老庄道家思想和汉传佛教大乘精神 (主要是禅宗精髓), 因此, 宋明新儒学本质上是融摄三教、三教合一的哲学体系。金元四大医家的中医哲学思想表现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趋势:纯正道医刘完素——援儒革道张从正——根儒向道李东垣——融摄三教朱丹溪, 从中正可看出中医哲学从道家向儒家的转化。 儒家之“道”作为中华医道的合理内核, 在朱丹溪及其代表作 《格致余论》中有典型的体现。 1.“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格物致知”是宋代理学的重要观点, 朱熹认为, “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据此,朱丹溪明确提出, 医学是 “吾儒格物致知一事”。(《序》) 2.太极生阴阳的理论。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 《太极图说》中说:“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 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 互为其根。”朱丹溪在 《相火论》中开首即云:“太极,动而生阳, 静而生阴, 阳动而变, 阴静而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 各一其性。”中医典籍中出现 “太极”这个词汇, 当首推朱丹溪的医学著作。 3.气本论。朱丹溪云:“万物同此一气, 人灵于物, 形与天地参而为之者, 以其得气之正而通也。故气升亦升, 气浮亦浮, 气降亦降, 气沉亦沉,人与天地同一橐钥。” (同上)与宋代理学家张载“凡有皆象也, 凡象皆气也”的观点一致。 4.“人心听命乎道心”的修身论。朱丹溪认为:“人心听命乎道心, 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 而火唯有裨补造化, 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 (同上)表现在养生方法上主要有: (1)主静。朱丹溪根据太极变化之道理, 认为:“《传》曰:吉凶悔吝生乎动。故人之疾病亦生于动, 其动之极也, 病而死矣。” (同上)因此, 应在动中求其静。“静者, 性之所以立一也。” (《房中补益论》) (2)寡欲。朱丹溪有专门论述房中养生的内容, 主要集中在 “色欲箴”、 “房中补益论”中。他明确反对以 “房中为补”, 说:“房中之法有艮止之义焉。若艮而不止, 徒有戕贼, 何补益之有……若以房中为补, 杀人多矣。” (同上) (3)清淡饮食。朱丹溪主张饮食要 “茹淡”, 反对偏食膏粱厚味,说:“夫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也, 惟与谷肉菜果相宜。”(《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因为胃气 “清纯”,所以人之饮食要 “茹淡”。又因胃气 “冲和”, 所以饮食要节制, 无伤冲和之气。而清淡饮食属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 5.《周易》象数学。朱丹溪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观点, 这一观点实来源于《周易》的象数学。朱丹溪以宇宙的日月星辰变化为凭,用天包乎地、月禀于日来说明阳多而阴少的道理:“人受天地之气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 血常不足”。另一方面,他还提出了“阴气难成”的观点:“男子十六岁而精通, 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之养,阴气始成, 而可与阳气为配……可见阴气之难成。”阴气难成,而人之情欲无涯,心之君火感物而动, 引动相火则耗阴精。所以阴气不独难成,而且易亏。因此,造成阳有余、阴不足的状态。有人认为,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与“洛书”之数理相关。如把“洛书”中所有的偶数与偶数相加,奇数与奇数相加: 1+3+5+7+9=25 奇数之和代表阳 2+4+6+8=20 偶数之和代表阴 阳数之和大于阴数之和,这个数值正巧与朱丹溪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吻合。而这个阴 /阳=4/5的数值比例,我们认为也许就是朱丹溪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的真正蕴意和依据所在。从这个表达式可以清楚地看到, 人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健康,其阴阳气血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比例;只有这样人体才会在广阔的人与自然体系中适应自然,进而更好地把握自然,反之,“治不法天之纪, 不用地之理, 则灾害至矣。” 本文认为, 金元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一方面使得部分医家援儒革道 (如张从正), 甚至儒化 (如李东垣);另一方面使得很多儒者乃至“硕儒”加入医学行列 (如朱丹溪), 共同促进了中华医“道”从道家之“道”过渡到儒家之“道”。同时,又由于如下两个原因,使得各医家的中医哲学思想呈现出复杂性。首先,儒学本身的发展,从北宋的道学到南宋的理学,事实上已融摄儒释道三教,从而使得道、儒思想在中华医道中很难明确区分。其次,中医学以道为本,换言之,任何医家的哲学思想都离不开道家道教。这样就形成一对矛盾,即正统思想以儒为本,非儒不荣;医家思想以道为本,非道不彰。这种矛盾对医家而言是无法逃避的。对于甘心做个良医的,安贫乐道可也;而对于有一定政治抱负的,就要调和改良之,所以才有张从正的援儒革道、李东垣的根儒向道。张从正做过太医,李东垣也有捐资为官的经历,可见他们之所以革道,与其想走仕途有一定的关系。而作为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屡次推辞皇帝的征聘,根本无为官从政之心, 所以是个纯正的以道家道教为基本思想的医家到了朱丹溪,他运用新儒家哲学成功地将道家哲学“同化”入医,从而大大充实了中华医道的内涵,成为中医哲学从“道”转化为 “儒”的一座丰碑。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认为三教合一是后世中医哲学的基本思想。 中医哲学从道家向新儒家的转化过程中,有两个关节点的成功突破:(1)哲学上的突破, 即宋明理学把长期冲突的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2)医学上的突破,即朱丹溪把宋明理学运用到医学领域。如此,由哲而医,由医而哲,哲理、医理良性互动、彼此促进, 共同发展完善,而后中华医道进入鼎盛时期。可见,不管中华医道的“道”偏道家抑或偏儒家,有一点非常之肯定清晰,那就是:中医学是一个以道御术、以术载道的医学体系,在术和道之间更重视 “道”,是有“道”的医学体系,故本文称之为 “道医”。 （转载自自知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