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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左慧元 左昂 尚冠华 禹王碑出现之历史背景：宋代文教兴隆，文人墨客争寻禹王碑 其实今天看来禹王碑是否是古代水利先哲的手迹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它的出现、流传以及内容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的。前文已提到宋代黄河频繁的灾害使朝廷重视水利，宋代在治理黄河及其它河流上的确下了不小的功夫。同时，在舆论上做文章，鼓舞民心，亦事所难免。  文教鼎盛的宋代（资料图 图源网络） 当时现世“禹王碑”是与宋代开明的文化政策不无关系的。宋太祖赵匡胤深受后周“兴文教，抑武事”（见司马光《稽古录》）的影响，崇尚文治，这种抑武佑文的基本国策促进了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程朱理学、市民文化、诗词散文、史志典籍、书法美术等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现一大批文化史上不朽的人物。在“兴文教”的大背景下，寻觅禹王碑、释解禹王碑、诗颂文记禹王碑成了宋代文人墨客的时尚。 杨慎禹王碑释文之根据：中华典籍中大禹治水之事迹 对禹王碑的译释在杨慎之前不乏其人，杨慎对禹王碑的译释在古代甚至今天都是权威的。以杨慎的学识及身份译释禹王碑被认可是很正常的。对这种非钟鼎、非甲骨，非草、非篆的字符的译释，杨慎没有可靠的依据，“皆臆胸所度”。 杨慎是很聪明的，其并没有拘泥文字学的一般理论，而是大胆直抒胸臆。杨慎的释文的依据就是大禹治水的传说：帝尧时期天下洪水横流，泛滥天下。鲧被推举治水，鲧采用筑堤障水的方法，虽经多年的努力，治水没有成功。禹受命治水后，总结其父鲧的治水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治水的新办法。他“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见《韩非子·辞过》），“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带领氏族群众，艰苦奋斗，走遍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制服了天下洪水。禹又“尽力乎沟洫”（见《论语·泰伯》），“浚畎浍而致之川”（见《史记·夏本纪》）。由于平定了水土，“衣制食备，万国其宁”。大禹被尊崇为千古治水英雄。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智营形折”，正确认识洪水的运行规律，采用科学的治水方法，主张“高高下下，疏川导滞”（见《国语·周语下》）。  大禹治水（资料图 图源网络） 大禹治水的事迹在先秦文献中几乎都有记载，在《尚书》、《诗经》、《墨子》、《孟子》等史籍中记载颇详细。杨慎可谓费尽心机，译释的77个文字高度概括了大禹从受命治水到水土平定的过程及其表现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符合大禹治水的传说和史籍的记载。这应该是杨慎的释文被认可的根本原因。 大禹治水之意义：塑造了坚韧拼搏的中华民族精深 禹王碑之所以在宋代以后广为流传有其内在的原因和文化的因素。大禹治水的活动及有关传说在中国水利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民众第一次运用得当的方法并取得成功的治水活动，谱写了华夏民众治水的第一页。大禹治水成功，直接的效果是洪水消退，水土得以平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治水过程中加强了各个部落联盟的联系和协作，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被以行政区划分的“九州”所代替。 治水活动不仅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也对国家的产生和文明进步起到了推进作用。尤其是大禹治水活动中表现的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一直鼓舞着后人前赴后继不断与洪水等自然灾害作顽强的抗争，这种精神经过千百年的磨炼，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大禹被崇敬为神，被人们顶礼膜拜。它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过了治水活动本身。  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资料图 图源网络） 大禹治水活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于是，反映大禹治水的碑刻又被人戴上大禹治水工成亲自撰写的光环，禹王碑同大禹的英名以及治水的传说在九州大地世代相传。各地的禹庙、水神庙、龙王庙及水事工地等纷纷到岳麓山摹拓禹王碑，转刻成石碑树立，表达对大禹的敬仰、对大禹治水精神的继承，激励人们同洪水等自然灾害作顽强的抗争。 不管禹王碑是否是水利先哲的手迹，也不管杨慎的译释是否符合原碑的含义和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它，但它记述了有史以来华夏先民征服全国性洪水灾害的壮丽的一页，显现了华夏先民赫赫功勋，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艰苦卓绝的抗争精神、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无私的品质。它是中国古老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一块璀璨的瑰宝。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禹王碑辨读》一文整理、节选发布，作者左慧元、左昂、尚冠华，选自《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