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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两晋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士大夫文士们面临的是生命朝不保夕的现实。为此他们投身于玄学之中，从老庄思想，尤其是庄子思想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以超脱现实的无奈，于是孕育出众多带有老庄色彩的赋作。读这些赋作，我们能寻找到大量庄子思想的踪迹。 关键词：两晋赋,庄子,思想,阐发,道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 中评两晋诗赋时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确实，两晋时期的赋相比之前的汉大赋、三国赋而言，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最显著的莫过于对庄子思想的演绎，对玄理的体悟。正因此，我们读两晋赋，少能感受到像汉大赋那样的恢弘气势与壮美风格，也少能体验到如三国赋那般真挚、细腻的情感。两晋赋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精微玄理的阐发，对人生的哲理思索以及对冲淡的生活意趣的追寻。观两晋赋作，对庄子思想的阐释集中体现在对其认识论、本体论、处世哲学以及养身之道的阐发上。下面将具体论述。 一.认识论 赋家们首先提出的是对生死的哲理思索。频繁的杀戮让他们觉得生与死的界限乃是相对的，这正是受庄子一死生的观点的启发。陆机 《大暮赋》 序云：“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邪，又何生之足恋？”[2]他用庄子虚无人生的态度对生命作玄冥的领悟，泯灭生死之大限，以此来慰藉忧惧的心灵，克服生命的忧伤。 在等同生死的基础上，赋家们进一步提出万物等同，从而将庄子的齐物论拓展到了各个领域。庾敳 《意赋》 云：“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他认为以道观察世事，则人生所遇到的荣辱、穷达、生死、寿夭等将混一不分，同为一体，时间没长短，空间无大小，天地短，亿代促，宇宙细。庾阐也在 《闲居赋》 中通过列举一系列相对立的事物阐明了相对主义认识论：“至于体散玄风，神陶妙象。静因虚来，动率化往。萧然忘览，豁尔遗想。荣瘁靡期，孰测幽朗。故细无形骸之狭，巨非天地之广。音兴乎万韵，理绝乎一响。”左芬 《涪沤赋》 则由涪沤推移聚散、形成泯灭之状，领悟出其中的玄理哲思：“亡不长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难，其败亦以易。”另外，陆云《岁暮赋》云：“百年迅于分嘘兮，千岁疾于一息，咏大椿之万祀兮，同蟪蛄于未识。”百年与分嘘，千岁与一息，大椿与蟪蛄，这些事物表面上的对立，在作者笔下也变得不存在了。陆机的《登台赋》还直接引用了庄子的齐同思想：“扶桑细于毫末兮，昆仑卑乎覆篑。于是忽然俯仰，天地既閟，宇宙同区，万物为一，原千变之常钧兮，齐亿载于今日。” 从以上赋作我们可以看到，两晋赋家由于现实的生死难测、穷达瞬变，于是向庄子思想寻求精神寄托，而相对主义和以齐万物、等贵贱、一生死、和是非为核心的齐物论正好顺应了他们的要求，从而成为他们应对瞬变环境的理论武器。 二.本体论 两晋赋家对庄子本体论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对“道”的本源地位的强调上。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些赋作中看到他们直接阐释“道”生万物之理。如成公绥《天地赋》 中云：“惟自然之初载兮，道虚无而玄清。太素纷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他认为“道”乃万物之本，是宇宙的最后根源。傅玄也在 《蓍赋》 中提出了“道”通天下之论：“于是原极以道，极形以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敌。”世间万物只有与“道”为一，顺任自然，才能最终达到绝对自由的状态。 另外，还有一些赋作借其它事物来形象解说“道”滋养万物的作用。如王彪之就在 《水赋》中通过对水进行描绘而对“道”做出了具体的阐释：“泉清恬以夷淡，体居有而用玄。浑无心以动寂，不凝滞于方圆。湛幽邃以纳污，泯虚柔以胜坚。或浤浪于无外，或纤入于无间。故能委轮而作四海，决导而流百川。承液而生云雨，涌凝而为甘泉。”这显然是以水喻“道”，通过写水的性质和作用来阐释“道”的特征和意义。水没有固定的形状，总是变化不定，遇大则大，遇小则小，时而圆，时而方，这就好比“道”的“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水能形成四海，决导百川，生成云雨，化作甘泉，滋润万物，一切生命的存在都离不开它，这就好比“道”之“覆载万物”。作者在这里以水释“道”，是对庄子以“道”为本的最好诠释。郭璞亦在 《江赋》 中说：“焕大块之流形，混万尽于一科。保不亏而永固，禀元气于灵和。”这同样是借江水来说明“道”是生命的源泉。 综合以上两晋赋家对“道”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道”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并能认识到“道”的本体地位，还能将“道”化用在其它事物上，这无疑是庄子本体论的延伸。 三.处世哲学 两晋赋作中表现出的最理想的处世哲学即超世态度。所谓超世，即不随物迁，游乎尘外。超世的态度，是庄子追求自然、自由的人生理想的表征，这也是两晋文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挚虞的 《思游赋》 中说：“运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为；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祸不可攘，福不可征。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数。……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恒娱。”作者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必须鄙弃世俗中对生死、祸福的追寻，返归于万物的本然状态，追求“道”的高远境界，最后达到“乐自然”的状态。这正是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人生理想。陆机《列仙赋》展现的也是这样一种超世的理想境界：“夫何列仙之玄妙，超摄生乎世表。因自然以为基，仰造化而闻道。性冲虚以易足，年缅邈其难老。”既然现实不可改变，那就改变自己，追求心灵的超脱以达到自由境界，这正是庄子为两晋文人指出的一条柳暗花明之径。 当然，两晋赋作里表现的更多是遁世的处世之道。遁世，即“不与物撄、陆沉世寰”[3]，也就是选择浪迹于山林，潜隐于人世。这是庄子在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为保全自己而选择的一种处世态度。自然，这也成为了同处乱世的两晋文人的选择。读张华《归田赋》、潘尼 《怀退赋》、孙绰《遂初赋》、陶渊明的 《归去来兮辞》 等，我们都能聆听到他们向往隐居之乐的心声，或“眇万物而远观，修自然之通会。以退足于一壑，故处否而忘泰”，或“傅释极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穷独善以全质，达兼济以利时。聘安志于柱史，由抗迹于嵩箕；理殊途而同归，虽百虑其何思”，或“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或“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他们都以自然山水为乐，鄙弃世间尘网的束缚，希望过那种逍遥避世的隐逸生活。更有一些赋家创作了一批直接写隐士、幽人的赋，有陆机 《幽人赋》 《应嘉赋》，陆云 《逸民赋》 等。这些隐士、幽人们过着逍遥自适的隐逸生活，或“渔钓乎玄渚。弹云冕以辞世”，或“袭三闾之奇服，咏南荣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涧，溯凯风于卷阿”，或“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他们放情山水，投身自然，因此得以“超沉冥以绝绪”，“解心累于世纙”，“委天形以外心”，在喧嚣尘世之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 另外，两晋赋作中也流露出顺世的处世哲学，即虚而待物，与世浮沉。这是饱经忧患的两晋文人们从庄子那里学到的与世周旋、与时俱化的求全之法。傅咸赋作《叩头虫赋》中云：“人才触而叩头。犯而不校，谁与为仇？人不我害，我亦无忧。”身处现实，只有和顺于人，虚己游世，与时俱化，方可免害保身。还有成公绥的《鹦鹉赋》 《乌赋》 同样强调了凡物贵在适其自然之性，委命顺理，随时卷舒，此乃顺时处世的全身远害之道。 由上可知，庄子超世、遁世、顺世的处世哲学在两晋赋作中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诠释，这可以说是相似环境下为了生存而做出的相同选择。 四.养身之道 两晋赋作首先就养身之道的前提做出了阐释，即追求宁静淡泊的心境。这与庄子养身之前提———恬淡无欲、去知与故的境界是一样的。这种想法主要体现在一些音乐赋中。如夏侯湛 《笙赋》、袁崧 《歌赋》、贾彬 《筝赋》、成公绥 《啸赋》 等。读这些赋作，我们能聆听到一种清远的音乐，或“冲虚冷澹”，或“清气独转”，或“蹇澄疏雅”，流淌于其中的正是一种清雅宁静之美。而音乐之美的背后隐含的便是这些主人公安宁、恬静的心境之美。像 《啸赋》 中描绘的那位“逸群公子”，他“体奇好异，傲世忘荣，觉弄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这正是一位拥有宁静心境、隐居山林的淡泊超迈的人物形象，他用吟啸活动来寄托其高蹈遗世志趣，正是“企冀以淡泊谦冲求得心理平衡”[4]，从而使自己进入悟道境界。 其次，两晋赋家还指出了养身的途径在于将体“道”与成仙联系在一起，即在自然山水之乐中去体悟“道”，这正是受庄子取“道”于自然的影响。如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说：“非夫遗世玩道，绝粒茹芝者，乌能轻举而宅之？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他指出要成圣成仙就必须对“道”进行不断的体悟与追求。他还在结尾进一步强调，要摒弃世间俗事的束缚，消除万物的差别，用一种宁静的心情去体会山水之趣，以自然山水之美来荡涤胸中的沉浊污秽，进而深入领悟逍遥自然之旨，这样才能最终进入圣境。 另外，两晋时的一些咏物赋还就养身的最高境界做出了阐发，即无所欲求，无所作为，这与庄子无待、无累、无患的境界是一致的。这在张华的 《鹪鹩赋》 中可以找到描绘：“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只有像鹪鹩那样与物无患，无所作为，才能真正修身养性。晋明帝司马绍 《蝉赋》 亦可见此沉静寡欲、无为而作之境：“寻长枝以凌高，静无为以自宁。邈焉独处，弗累于情。任运任时，不虑不营。”另外，还有傅玄《蝉赋》、郭璞《蚍蜉赋》、枣据的 《船赋》 等作，均托物言志，赞美了那种顺任自然，无欲无求的养身之道。 由此可见，庄子崇尚自然、淡泊无为的养生之道对两晋文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让两晋赋家于乱世之中找到了一处修身养性的乐土。 两晋赋醉心于老庄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的影响。两晋时代是一个祸乱迭起、杀戮频仍的时代，这使士大夫文士们经历了人生的巨大磨难，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他们时常面临着残酷的政治杀戮，成为权势争夺的牺牲品。面对这样一种生命朝不保夕的现实、士大夫文士们深感世路艰辛，祸福无常。为了宽慰自己忧惧的心灵，他们力图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应付事变的理论，于是玄学开始流行。玄学归本老庄，谈玄论理的盛行自然就促长了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学在两晋的兴盛。 综上所述，因为同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两晋赋家们走进了庄子的世界去寻找解脱之道。他们选择庄子超世、遁世、顺世的处世哲学和与“道”合一的养身之道来全生远害，认同庄子的齐物论和“道”本论来超脱自己，而这都是在性命亦难苟全的乱世之下，他们对生死的沉思，对死亡的忧惧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去理解“赋乃漆园之义疏”。应该说两晋赋作在阐释庄子思想的时候，是融入了自己对民族命运、社会灾难和个体生命的深沉忧思的，只不过更多地以无奈、逃避、超脱表现了出来，这正是时代所赋予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 刘勰著. 周振甫译. 《文心雕龙今译》 [M].中华书局，1986 [2] 严可均. 《全晋文》 [M]. 中华书局，1958 [3] 崔大华. 《庄学研究》 [M]. 人民出版社，1 992 [4] 程章灿. 《魏晋南北朝赋史》 [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李智会，女，文学硕士，湖北仙桃中学教师。代俊川，男，湖北仙桃广播电视大学教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