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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王明先生在恶劣环境下开始道家与道教研究,他一生发奋努力,潜心研讨,做出了卓著成就。一方面,他对道教重要古籍进行整理、校勘、注释与探索,为后来的研究者树立了风范;另一方面,他以老庄为核心,深入考察道家学派的思想源流及其历史影响。作为一代宗师,王明先生留给后人许多治学经验,他的论著资料翔实,方法独特,精于考据,新见迭出,正本清源,发人深省。 关键词:王明 道家与道教 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百年道教研究与创新工程》(批准号:09@ZH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道学精华集成》(批准号:09ZJD0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今年适逢我国著名学者王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全国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批友人汇聚在一起,召开纪念会,缅怀王明先生在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贡献,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王明先生离开我们已近20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镶嵌于我们这些后学的脑海里,长久不能忘怀。他不仅有治学的大家风范,更是为人的良师楷模。我们纪念王明先生,既要学习他热爱专业、勇于探索的学术精神,更要学习他诚恳待人、奖掖后学的崇高品质。 一、筚路蓝缕,独树一帜 王明(1911—1992),字则诚,别号九思,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王明先生的主要著作有《太平经合校》、《抱朴子内篇校释》、《无能子校注》、《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等多种。在数十年的笔耕中,王明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他虽然是在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道家与道教研究,但却做出了令海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杰出成就。因此,用“筚路蓝缕”来形容王明先生的学术探索,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王明先生的学习、研究工作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青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温州市省立第十中学、杭州省立高级中学。l932年,王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苦读5年,于1937年毕业。“七七事变”,国难当头,王明义无反顾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王明考入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师从汤用彤、胡适、陈寅恪、钱穆、陶希圣、唐兰等学术名家,获得哲学硕士学位,旋即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4年,王明回乡省亲,日寇不时进行轰炸,致使道路不通,王明先生不得不滞留于家乡,抗战胜利后,中研院史语所迁回南京,王明于1947年返所,继续学术研究。 王明先生的前半生,不仅遭遇了恶劣的社会环境,而且遭遇了恶劣的文化环境。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一批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的鼓噪下,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躁动思潮。在这种背景下,道家思想被当作“反动”、“落后”世界观的代表,而道教则被戴上“封建迷信”的帽子。此等情况延续数十年,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更加严重。此时,道教中人与“地、富、反、坏、右”一起,成为专政打击对象,而道家与道教研究则彻底成为禁区,在这种环境下,要继续从事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王明先生并没有放弃他所喜爱的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依然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兢兢业业,无怨无悔。他曾经说过:“我素爱中国哲学史,作为思想史的一个方面,研习道教经典,始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末叶,时断时续,未遑专心致志。”①这里,“素爱”二字非常明确地表示了王明先生喜欢中国哲学史乃是由来已久的,而且一直延续着。他说自己“未遑专心致志”,一方面蕴藏着一种遗憾,折射出因环境问题所造成的缺失;另一方面则表明他在主观愿望上是想专心致志的。正是由于他怀有一种愿望,也就是探索道家与道教文化奥秘的愿望,所以他能够冷静面对诸多冲击,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与条件,查阅资料,整理文献,撰写论著。 1980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战鼓震响神州大地,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圣土地上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文化觉醒的春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政府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广大知识分子终于有了安心做学问的良好环境。王明先生也重扫积尘,再度进行中断已久的道家与道教思想文化研究。或许是深感时光被“文革”消磨太多,在社会给予机缘的时候,王明先生在精神上一下子“返老还童”了,他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学术热情,在年近古稀之际,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重新研读道家与道教经典文献,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王明整理旧著,撰写新论,他的论文选集以及《抱朴子内篇校释》等几部重要道教古籍整理研究的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面世的。他还代表我国学术界,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技的关系》的学术论文。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为哲学所和宗教所培养了两届硕士研究生,一届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经过二三十年的磨练,都成为我国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著名者。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研究道家与道教的后学们可以说大都是在王明先生思想遗泽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 王明先生非常关心全国高校关于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工作,大力支持当时高校唯一以道教研究为主的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对该所时任所长的卿希泰教授承担的《中国道教史》的编撰工作给予切实的帮助。该项目完成之际,王明先生不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而且亲自撰写了该书的序言。在《中国道教史》的序言中,王明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觉得写一部中国道教史,涉及的文化知识面很广,头绪也颇纷繁,在多种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有重点地系统地来一个大综合,既要就近看清一棵棵的树木,又要站在高处总览大片茂密的森林。”②王明先生在这里不仅指出了撰写中国道教史需要丰富的知识准备,而且阐述了治史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微观探索与宏观把握两者相结合。事实上,这也是王明先生治学的经验之谈。我们读王明先生的论著,可以发现,他正是把微观探索与宏观把握两者相结合的典范,从而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一个时代道家与道教研究的佼佼者、领路人。 二、潜心笔耕 贡献卓著 长期以来,王明先生甘于寂寞,潜心笔耕,在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子,为我国的学术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 ①王明:《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②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王明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第10页。 ------------------------------------------------------------------ 第一,对道教重要古籍进行整理、校勘、注释与研究,为后来的研究者树立了风范。 王明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尤其对道教经典文献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王明即在汤用彤先生的指导下,对《太平经》进行整理与研究,编纂了《太平经合校》,撰写了《太平经合校》的长篇“导言”。 王明先生在《太平经》的文献收集、辨析、校勘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众所周知,《太平经》原有篇幅较大。该书按照十天干的排序,每部十七卷,共有一百七十卷。由于种种原因,这部早期道教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散失甚多,到了明代编纂《正统道藏》的时候只残存五十七卷。王明先生根据《太平经钞》以及其他二十七种引书,予以考证、校补,使该书基本恢复原貌,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王明先生对《太平经》的校勘是很细致的。例如,卷五十三中的《分别四治法第七十九》一篇,王明以《正统道藏》本的《太平经》残卷为底本,以《太平经钞》等书为参校本,逐段逐句予以核查、推敲。对这篇仅有几百字的原文,王明就写了74条的校勘记,这一方面说明《太平经》在流传过程中其文字已有不少变化,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王明对道教古籍的校勘是颇为严格、认真的。 王明先生不仅对《太平经》的文本做了精细的校勘、考订工作,而且对该书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等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论〈太平经〉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论〈太平经〉甲部之伪》、《〈太平经〉目录考》、《敦煌古写本〈太平经〉残页》、《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转变》、《论〈太平经〉的思想》等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示了《太平经》的历史面貌、流传情况、基本宗旨、思想内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道教古籍整理与研究开辟了可行的途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王明先生整理研究的另一部重要道教典籍是《抱朴子内篇》。该书是晋代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的代表作之一,向来被当作我国重要的“子书”,受到高度重视。在历史上,对《抱朴子内篇》作注者很少,根据陶翊《华阳隐居本起录》等书的记载,陶弘景曾作有《抱朴子注》二十卷,此注本与葛洪原本的卷数一致,所以王明判断陶弘景应该是对《抱朴子内篇》作注;然而,陶弘景的注本早已亡佚,“连影子都不见了”。因此,王明的《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初版)也就显得特别珍贵。顾名思义,此书既然称作“校释”,也就意味着既要校勘,又要注释。在校勘方面,王明以清代孙星衍平津馆校刊本为底本,以孙诒让《札迻》本、俞樾《曲园杂纂》本、罗振玉敦煌石室本《抱朴子残卷校记》、孙人和《抱朴子校补》等多个版本为参校本,又广泛采纳了《云笈七籤》等诸多道书征引资料,真可谓搜罗宏富,字字有据。 对于《抱朴子内篇》原书中一些生僻典故,王明先生的《校释》也尽可能予以稽考、说明。例如在卷二《论仙》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之说,王明先指出:“大章竖亥,古时善走者”①,如此简明的解释,让读者一目了然。接着,王明又引出《淮南子·地形篇》的记载:“禹使大章步自东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②然后,又引出后汉时期经学家高诱的注释:“太章竖亥,善行人,皆禹臣也。”③如此引证,提供了解说的原始依据,让读者得以了解典故的由来、文化背景,有助于理解行文的基本内涵。像这样的注释、解说,作为体例,贯穿于《抱朴子内篇校释》全书始终,对于读者领悟文意颇有裨益。 在整理出版了《抱朴子内篇校释》之后第二年,王明先生又编撰了《无能子校注》④。《无能子》是晚唐无名氏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曾将其归为道家类,并云:“《无能子》三卷,不著撰人名氏,光启中,隐民间。”《四库全书总目》则称其“不著撰人名氏,《序》称‘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则唐僖宗时人也”。此书收入《正统道藏》之中,也是重要的道教典籍。鉴于该书的历史影响,王明先生花了不少时间进行校勘 ----------------------------------------------------------------------------------------- ①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页。 ②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页。 ③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3页。 ④王明的《无能子校注》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目前所见最为完备的《无能子》读本。 ----------------------------------------------------------------------------------------- 整理。他以《正统道藏》本为底本,以景明刻《子汇》本、明孙矿批点沈景麟、李延谟订正本、《二十二子全书》本等互相参校,纠正了旧版本行文中的一些错讹,形成一个完整可靠的《无能子》新版本,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无能子》提供了方便。 第二,以老庄为核心,深入探讨道家学派的思想源流及其历史影响。 王明先生的学术工作侧重于道教经典的校勘、整理、研究,但他深知道教与先秦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为了理清道教经典及其思想的来龙去脉,王明先生以自然追踪的方法,由道教研究延伸于老庄研究,又由老庄研究扩展到道家学派与中国传统文化诸多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他先后撰写了《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发展及影响》、《再论齐文化的发展》、《〈周易·咸卦〉新解》、《论老聃》、《论老子兵书》、《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论庄周》、《墨子兼爱尚贤论透析》、《荀子不是法家》、《先秦天人关系论》、《论董仲舒的思想方法》、《董仲舒及其政治思想》、《汉代哲学思想中关于原子物质的理论》、《魏晋玄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清初市民阶级的政治思想家唐甄》、《怎样对待一个哲学家自相矛盾的思想》、《道家古籍存佚简论》、《以乾卦的解释为例,看李景春同志的〈周易哲学〉方法论问题》等一批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关于古代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方面的文章,也有中国古代哲学的专题性探讨,既有透析人物思想的文章,也有考察哲学思潮、哲学方法的专论。从论及的时代看,这批学术论文由周初延及当代,跨度相当之大,涉及面也相当之广,但重点仍然是道家思想。王明先生以道家人物、学派的思想研究为重心,从深层次上揭示道家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仅透析了道家思想的丰富内容,而且展现了道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诸多层面的密切关系和发展脉络、现代价值。 三、一代宗师,后启来者 王明先生虽然已经“驾鹤西升”,但他的著述正如一个巨大的矿藏,蕴涵着丰富的资源。作为道家与道教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师,王明先生留给后来者泉涌般的遗泽。就治学的角度来看,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具有启迪意义。 第一,资料翔实,方法独特。 王明先生整理出版的《太平经合校》等多种道教古籍为什么能够让学者们放心引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个人以为最为重要的是翔实的资料与独特的方法达到了自然统一。 例如对于《太平经》的整理编纂,王明采取“并”、“附”、“补”、“存”的形式,予以汇聚成书。所谓“并”,即凡《太平经》(简称《经》)及《太平经钞》(简称《钞》)文字出入少者,以《经》文为主,《钞》之异文则作为校勘记,并且随文起讫,加“起止”以记之。所谓“附”即凡《经》及《钞》文字出入多者,以《经》文为母,以《钞》文为子,低三格写附于《经》文之后,并于相对之《经》文起讫处,加“起止”以表明情况。所谓“补”,即凡《经》所无而《钞》有者,则补入相应的位置。所谓“存”,也就是把《太平经圣君秘旨》及其他书引用《太平 经》的佚文,放到相应的位置。凡是知道其佚文在《经》卷的具体位置者,则分别按照“并”、“附”、“补”三种方式予以校订;如果其具体位置失考而知其卷数者,则附存于卷末;如果仅仅知道其帙数者(每部十七卷为一帙),则附存于帙末;如果卷帙都不清楚,那就附存于全书之末。 以上几种体例形式,使残缺不全的一部古道书得以基本复原,读者在了解《太平经》的结构体系以及基本内容的同时,还能够掌握相关的大量文献信息,得到古籍整理方法的启示。因为“并”、“附”、“补”、“存”并非是单纯地罗列资料,而是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前提下,进行了精心的编排,正如修复一座古建筑一样,不仅要求材料纯真,而且必须架构布局不变,能够修旧如旧。从这个角度来讲,“并”、“附”、“补”、“存”,既是编纂体例、结构形式,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电脑检索系统尚未诞生的那个年代,王明先生对《太平经》如此校勘、复原,那是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的。 第二,精于考据,新见迭出。 王明先生整理道家道教古籍,不仅注重资料的翔实、方法的讲究,而且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例如,在《太平经》成书年代的论析上,王明先生首先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汤用彤先生的考证成果,接着提出了《太平经》甲部之伪的问题,认为甲部原先已佚,是东晋以后梁朝以前人辑纂的。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体有很大的不同;此外,甲部引述前人经典大多注明出处,而其他各部则不注明出处。王明先生根据这种区别,断定甲部是后人辑纂的。在指出了这个特殊情况之后,王明先生即从语言词汇、地理名称、社会风尚、思想内容等层面入手,通过对比、引证,证明《太平经》除了甲部是后人辑纂之外,其余部分则为后汉原有。这个看法在当时是很新颖的,是王明先生经过长期检索、分析之后得出的,因此可以说是《太平经》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与创获。 王明对《太平经》进行考证,还体现在该书目录的编订上。由于《正统道藏》本《太平经》与《太平经钞》都没有总目录,阅读起来很不方便。王明先生根据《太平经》残存的篇目以及《太平经钞》的行文篇目,进行“钩稽”,编出一个总目,凡有篇即标目,不能确定题目的则书“阙题”,这就是中华书局1960年版《太平经合校》目录的情况。后来,王明先生又根据英国伦敦博物馆藏的敦煌经卷所存手抄《太平经》总目、前言、后记等资料,按照十天干顺序,一一比对,从而理出一个更加精确的《太平经》目录,这使得《太平经》的编纂更加接近原貌,为传统目录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与此同时,王明先生进一步分析了《正统道藏》本《太平经》、《太平经钞》以及敦煌所出《太平经》目录,得出了五点结论①,肯定了这几种资料在目录版本学上的重要价值以及校勘上的互补作用,其分析透彻,看法精准,可谓独具匠心。 王明先生不仅将考据学方法用于《太平经》的整理过程中,而且也将这种方法广泛地运用到其他道教经典文献的研究之中。例如他在1943年写于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的《〈周易参同契〉考证》一文就是这方面的力作。《周易参同契》是重要的道教文献,素有“万古丹经王”之称,在道教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这部著作是如何产生的?其核心思想是什么?向来存在不同解释。王明先生从解题入手,进而考证该书与汉《易》学的关系,剖析其中心思想,追溯其思想源流。经过审慎考证,王明先生指出:“魏伯阳作《参同契》,承《京氏易》、《易纬》、黄老自然之道,描写金液还丹之旨。汉人学《京氏易》、《易纬》,只能推究天人讲说灾异与占候吉凶而已。魏君假《周易》以论作丹,成一家言,开一说之先河。”又说:“魏伯阳有魏伯阳之《易》理,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必强求其同,更无劳是非优劣之分也。”②这是经过深入稽考之后得出的掷地有声的见解,体现了王明先生谙熟《易》学等思想文化传统的渊博知识。王明的这种考据,为后来进一步研究《周易参同契》开辟了路径,也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第三,正本清源,发人深省。 王明先生关于道家、道教与传统文化的论文,有的侧重于考据,有的侧重于说理。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特点:这就是由源及流,正本清源,分析透彻,故而能够发人深省。例如《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发展和影响》以及《再论齐文化的发展》就是如此。 《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发展和影响》发表于《哲学研究》1988年第七期。文章指出,周武王继文王之业灭殷而建立周王朝,其中有两位人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位是太公望吕尚,另一位是周公旦。接下来,王明先生从《史记》的《货值列传》以及《鲁周公世家》关于太公望、周公旦的相关资料的分析入手,进而广泛引证《吕氏春秋》、《淮南子》、《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大量原始文献,说明太公望与周公旦不同的文化路线。前者是“尊贤上功”,也就是尊贤才,尚功利,不讲究宗法情感与血缘亲疏关系;后者是“亲亲上恩”,也就是以维护和巩固宗法社会情感为宗旨。王明先生对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考察,实际上既追溯了道家、儒家的思想渊源,也提供了一个关于道家与道教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使读者可以在对比中更加清楚地认识道家与道教的历史源头,了解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相互关系。 ----------------------------------------------------------------------- ①详见王明:《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237页。 ②王明:《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页。 ----------------------------------------------------------------------- 《再论齐文化的发展》也是关于文化源头探讨的专论。作为《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发展和影响》的续篇,《再论齐文化的发展》在前者基础上,侧重于考察道家的思想源流与历史作用。王明先生指出,齐文化在学术流派上的孳乳,总的说来,表现为道家思想,也包含某些兵家、法家、墨家等重要学派的理论特点。就范围来讲,齐文化的道家思想比后来的黄老、老庄的思想广阔得多。他通过大量的史料,说明自齐国太公望之后,齐文化的道家思想脉络绵延不绝的传统,由周初的太公望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又由管仲到战国秦汉的黄老之学。此后,道家思想分出许多支脉,法家、兵家,都与道家具有密切关系,包括人们所熟知的曹操、诸葛亮都深深地打上了道家思想文化的烙印。在这篇文章中,王明先生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或许有人问: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老子》能做些什么?针对这个问题,王明先生回答说:“如果相信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那末我们敢言‘半部《老子》可以革天下”。”①王明先生这个回答绝非一时的性情之论,而是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的,他是在纵观历史发展之后得出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明先生在研究道家道教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严格的论证,以理服人。王明先生这种追根究底、纵横交错的学术探讨方法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