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读后 近日，巴蜀书社隆重推出了卿希泰先生《道教文化与现代生活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07 年 9月第一版，计 40 余万字）一书。该书是卿希泰先生不同时期、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治学理路的论文结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卿希泰先生在各个时期的治学理路和治学心得，同时我们也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我国道教研究发展的坎坷历程以及卿先生本人为我国道教人才的培养、道教研究机构的创立以及道教文化研究地位重要性的申述等方面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和努力。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部分主要以“立足当前”为统领，共五项内容，反映了作者近年来对道教文化的总体思索，该部分首先从当今的社会现实出发，从理论上探讨了道教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并对道教文化的未来发展和传播方式以及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一步弘扬道教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一些总体的构想。下篇部分则是以“历史回眸”作为概括，从五个方面来探讨地方道教史和不同道派、道教人物及其思想以及道教与封建统治的关系等问题，并对整个道教研究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和展望，这也是作者近年来为使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而做出的进一步思考。 一、力证道教文化之重要，申论中国文化之根柢 如何认识道教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能处于何种地位，这是道教研究者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学界受到文化一元论的思维所致，这种文化观认为儒家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忽视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关于此点，卿先生在其文中论到：“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种模糊的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说到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儒家文化身上。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虽然由来已久，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学术上往往带来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碍了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学术偏见”。在卿先生看来，这种学术偏见，主要以韩愈的道统论为其代表。韩愈虚构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论来与道释二教相抗衡，以维护儒家道统之合法性，由此来贬低释道二教，诬其为异端邪说，应予以剿灭。这种学术上的偏见影响深远，极大的阻碍了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多元化和互补性的理解。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方面，都把重点仅仅放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上，无论是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还是资金的投入，研究课题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只侧重儒家，而对道佛二教的研究则很不重视，特别是道教的研究，更是相形见绌”。 道教文化的地位之所以不被重视，除了被文化一元论的学术偏见所影响外，还在于我们对中华民族组成的多样性缺乏足够地重视，往往容易走向大汉族主义。反映在道教文化研究上，则是一方面简单地认为道教仅是汉民族的宗教；另一方面则没有认识到道教的产生也与西南少数民族紧密相关。为了破除以上种种偏见，卿先生才一再论证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其内涵至少有二：一是指道教不仅为汉民族所信奉，也为许多少数民族所信奉。二则指道教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吸收了中华民族的其他思想文化作为资源；另一方面它又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产生过辐射作用，渗透在这些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之中。 道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紧密关系，决定了其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概括，即是“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而对于鲁迅先生的这一论断，一般人很容易从两个极端去理解，要么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是由道教文化所致，要么认为道教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全部。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未能深入理解鲁迅先生的原意。卿先生站在一个史家的立场上，给予鲁迅先生的名言和道教文化自身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所处的地位以客观的评价。其在《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一文中谈到：“鲁迅先生这句至理名言，除了讲明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科学地阐明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外，它本身并不包含对道教的褒或贬。”这样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即是指道教文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卿先生在《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中表述：第一，从中国学术思想的领域来看，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著名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等等；第二，从文学领域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也有深刻而突出的影响，道教长生成仙信仰成为许多文化作品的重要主题；第三，从科技的领域来看，道教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影响深远，不容忽视；第四，从政治领域来看，道教的社会影响更为广泛；第五，从道德伦理的领域来看，道教的伦理教化思想也对稳定社会、化导民众起到了极大作用；第六，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方面来看，道教文化对于中国民众崇尚清虚自守、柔弱谦下、恬淡素朴等优良品行起到了很好的熏陶；第七，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来看，道教和道教文化所起的作用则更为明显，道教祖述黄老，这对于炎黄子孙的群体认同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二、探索道教文化之现世价值，拓展道教文化研究之不同理路 在《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一文中，卿先生从五个大的方面对于道教文化对现时代公众生活的有益影响做了详细地论述。首先，从“道教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论述道教“祖述黄老“的思想传统，认为其比儒家”祖述尧舜”的思想传统更易加强炎黄子孙的民族身份认同感；第二，从道教文化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看，道教文化以“天人合一”作为自身的基本思想，能够妥善处理当前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道教文化和道教徒都身体力行遵循自然之道，敬畏自然，爱护万物，反对人对于自然的奴役和无尽索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第三，在处理当前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相互关系上，道教文化强调“天道”、“人道”之间的唇齿相依，这里的“天道”主要是指自然的规律和法则，而“人道”则是人事的规律与法则，人如果不守“天道”，那么整个社会则会走向生态规律的失衡，引起个人与自然的冲突，从而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运行，各种天灾频发；不守“人道”，那么整个社会则会走向无序，人人以己为中心，这个社会就会趋于混乱；第四，道教文化对于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准则，比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去甚、去奢、去泰”、等思想，对于遏制当前享乐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风气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五，道教文化在对待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主张兼容并包、宽广能容，不搞唯我独尊的文化一元论，崇尚多元并存、百花齐放，这对于我们当前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思潮、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一元论以及西方的强权政治等弊端具有解毒之用。 如果说以上还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谈论道教文化对于现代生活所具有的有益启示和引导作用外，那么在《道教文化与世界和平》、《道教生育观考论》、《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再论道教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等论文中，卿先生则是具体而微地为我们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上述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上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比如在《道教生育观考论》一文中，详细地探讨了道教文化对于人类生育所具有的现世价值，其在文中认为，“道教行房有度的节育主张主要有两点内容，即不可早婚与不可早育”。道教文化此种生育观除了注重节育外，还特别注重优生优育，既重生也重育。比如讲究嗣续有方、妊娠有忌、育儿有法等等。 除了着重阐述道教文化与现世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现实价值外，卿先生还在其不同的论文当中为我们展示了道教文化在现代语境中探索的不同理路。比如在“道教地方史”的研究上，其《道教在巴蜀初探》、《瓦屋山道教文化考察刍议》、《关于峨眉山佛道兴衰的历史演变刍议》等文就对道教在一些地域当中的发展做出了详细地考论；在“道教人物及其思想研究”方面，则有《试论葛洪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司马承祯的生平及其修道思想》、《张伯端的生平及其<悟真篇>的基本思想》等文，其中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论述葛洪的思想，这种视角是十分新颖的，其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去学习的；而在“道派研究”方面，主要有《神霄派初探》、《天心正法派初探》等等；最后，在“道教与封建统治者的关系研究”上，作者也以宋高宗与道教、宋孝宗为个案，深入剖析了道教与上层统治者之间互动关系，为学术界探索道教与政治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总而言之，《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一书为我们展现了卿希泰先生最近十年来的治学当中的所思、所为和所得，书中对道教文化所具有的现实生活价值的揭示，以及对于道教文化研究不同理路的探讨，都给予我们很大的启迪，值得我辈学习。 （盖建民，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教授；朱展炎，厦门大学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