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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我，《论语》、《孟子》、《庄子》已列入今年高考考试范围，因此，约我就这三部古代经典写一篇通俗文章。开头，我有点为难，因为自己对这些典籍虽然有所学习，但真要将其知识系统与思想精华进行准确而通俗的介绍是不容易的，所以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即答应。 在这五天时间里，虽然有不少事务缠身，但我尽量排除干扰，认真思考着如何写出一篇让广大读者能够看懂的通俗文章来。经过一番琢磨，总算有些感想……”——詹石窗 本文作者： 哲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讲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委员。 前些天，我在前往漳州校区的途中，突然接到编辑年月女士的电话，她告诉我，《论语》、《孟子》、《庄子》已列入今年高考考试范围，因此，约我就这三部古代经典写一篇通俗文章。开头，我有点为难，因为自己对这些典籍虽然有所学习，但真要将其知识系统与思想精华进行准确而通俗的介绍是不容易的，所以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即答应。小年急中生智，给我“带上高帽”，她说：“您是博士生导师，又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研究古代道家与儒家经典数十年，如果您能够拨冗撰文在《海燕》发表，那不仅可以让高考学子和广大爱好者有所收获，而且是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小年如此诚恳，我想不能再推托了。所谓恭敬不如从命，我答应在五天之内写出拙稿来。 不瞒诸位，在这五天时间里，虽然有不少事务缠身，但我尽量排除干扰，认真思考着如何写出一篇让广大读者能够看懂的通俗文章来。经过一番琢磨，总算有些感想，现在就结合相关的知识，就这三部经典著作略作介绍。 《论语》：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源头 作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论语》是一本记载春秋时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时人、弟子之间应答的书。《史记》等书记载，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到了二十六岁时，才当了一两回小官，负责管理仓库和畜生之类；但孔子博学，所以许多人都愿意将其子弟送来当门徒。中年时孔子做了三个月司寇，以后则把主要精力用于教育工作，《论语》正是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和社会活动的言行记录。 一般认为，《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今天我们看到的二十篇《论语》通行本是经过东汉经学家郑玄等人仔细校勘过的。历代注释《论语》的著作很多，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国时何晏的《论语集解》，北宋刑昺的《论语注疏》、南宋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以及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 《论语》内容丰富，但归结起来，其核心就是一个“仁”字。在孔子心目中，“仁”的含义就是“爱人”。其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论语·颜渊》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论语·雍也》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简单来讲就是：自己欲立、欲达的事情，也使别人立和达；自己不愿意别人那样对待自己的事情，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拓展到政治方面，就形成了以“德政”为根本的政治理念。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强调从政者要有德性，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就像北斗星一样，恒守一处，而众星环绕，他的这一思想奠定了儒家政治学说的基调。 怎样实施仁学呢？孔子认为应该由“礼”入手。《论语·颜渊》引述孔子的话说：“克己复礼为仁。”鉴于春秋时代社会秩序的破坏，孔子力图通过“礼”的文化建设来调整、改善社会关系。他倡导“中”与“和”的圣功修养方法，“中”就是以正确的规范来要求自己，从情感的发源处涵养德性，不断提升人生道德境界；“和”就是使情感活动维持“中节”的程度，从而协调身心关系，既让人的正常情感得以宽松地抒发，但又不使之过度。从个人内心的修养出发，孔子进一步提出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形成了“君子和而不同”的著名论断。孔子讲的“君子”是儒家人格完善的理想典型。作为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君子在社会中是友好相处的典范，但这并非意味着“和稀泥”，而是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原则的。孔子的仁礼之论蕴含着尊重个性与群体协调的思想，不仅有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而且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宁心静气地面对问题和做出理性判断，包含着深邃的人生智慧与政治哲理。 孔子的“仁学”落实到教育上就是以“六艺”为基本教材，引导学生不断升华精神境界，并且增强体质。《论语·述而》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所讲的“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号称“六艺”。相对而言，六艺中的礼、射、御可视为修身法门，而乐、书、数则可以看作修性法门，这些科目的学习具有提升人文素质的意义，它们能使人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激发人的创造灵感和善性良知，故而具备道德涵养、知识增长与身心健康的综合功能。 《论语》一书在历史上影响很大。自秦汉以来到清朝，它一直是文人士子的人生教科书，从政的官员也几乎都从中汲取管理智慧，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据《宋史》以及一些杂记性文献记载，赵普出身比较贫苦，年轻时没有读过多少书。当了宰相以后，他发奋弥补，每逢面临重大问题不能解决时，就先把问题搁下来，回家读书。据说当他从书房出来的时候，办法就有了，因为他曾经向宋太宗说自己平生所知不出《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以至于后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流行。查阅《四库全书》，有不少著作都讲述了这个故事，例如周琦的《東溪日談録》、周召的《双桥随笔》、王士祯的《居易录》等都有类似的记载，可见人们对此是很欣赏的。 赵普的故事只是古代政治家崇尚《论语》的一个小例证。如果放开眼界，查考更多的古代文献，就可以发现《论语》对于社会生活的渗透是相当广泛的。该书有将近五分之一的言辞化为成语，长久地影响着每一个说汉语的人。不仅如此，《论语》还远播世界，尤其是我国周边的许多国家，至今仍将《论语》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作为社会秩序原理，从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孟子》：阐发儒家仁政思想的代表 在儒家经典中，《孟子》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作者孟轲（约前372～前289年），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系鲁国孟孙氏之后裔。孟子自幼丧父，且家庭贫困。他能够有大成就，这首先应该归功于母亲的教导。刘向《列女传》记载，孟母知书达礼，为了教育儿子成材，相当注重选择有利于学习的环境。史称孟子“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先是居于坟场附近，所以小孟轲就模仿着建造坟墓；继而迁居闹市，小孟轲又学商贩做买卖；最后迁居于城东的学宫附近，小孟轲从此受到礼乐熏陶，学业大有长进。孟母细心教子，这是孟子成材的家庭原因。 孟子的师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之“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到过梁国、齐国、宋国等许多地方，力图推行自己的仁政主张，但却未能得到诸侯采纳，于是孟子退居讲学，“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正如《论语》一样，《孟子》一书在秦汉以来受到学人高度重视，诠释之作蜂起，主要的注本有东汉赵岐《孟子注疏》十四卷，南宋朱熹《孟子集注》七卷，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三十卷等，另有今人杨伯峻作的《孟子译注》，由中华书局出版，系学习《孟子》的较好版本。 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传人。孟子侧重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仁学”。孟子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减轻人民负担，采用先进耕作技术，不夺农时，增加生产；在农闲时进行道德教育，培养良好的民风。他认为人人有仁心，人人都能成为尧舜，由此推导出统治者施行仁政的可能性。在孟子看来，施行仁政的最重要精神就在于保护人民，他在《梁惠王上》篇中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而在各种“保民”措施中，又以养民与教民为根本。“养民”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教民”主要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平，开启老百姓的智力。 孟子的“仁政”主张，既有“民本”思想基础，也有人性论基础。首先，孟子的“仁政”主张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他在《尽心下》篇中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为如果得不到人民支持，国家政权、君主的统治地位就都将落空。其次，孟子的“仁政”也与其性善论有密切关系。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就有天赋本性，那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把这些属于天赋的人性视为仁义礼智的四个发端，简称为“四端”，认为积极地扩充“四端”，可以保持本性的善良。不过，孟子也看到，尽管人人都有善良的本性，但人性的发展是有差别的。只有坚持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善端，才能够成为君子；反之，就会成为小人。 基于仁政的实施目标，孟子建立了以“尽心”、“养性”、“事天”、“立命”为内容的生命道德哲学。“尽心”就是要使人心从外界认知活动回到内在省思层面上来；“养性”就是要人们培养浩然之气，通过诚其本心而养其正气；“事天”就是要人们处理好天人关系，使人的仁义道德与天地一气相通，达到“万事皆备于我”的天地合一境界；“立命”就是要使自己的浩然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上下与天地同流”。这种生命道德哲学，阐述了养气的方法和人与天和谐一致的路径，体现了养生与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在儒家传承系统中，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素有“亚圣”之称，故而其著作也具有很高地位。宋代朱熹作《四书集注》时把《孟子》作为基本经典予以诠释，教授门徒，从此《孟子》广为流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要熟读《四书》，《孟子》作为《四书》选定的文本之一，当然也是士子们用功学习的儒家范本。作为仁政理论基础的“民本”思想至今在政治决策中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庄子》：天人合一的精神畅游 在孟子大力宣传仁政思想的时候，道家学说也蓬勃发展起来，庄子及其门徒正是推动道家学说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理论活动所留下的重要成果就是《庄子》。 顾名思义，《庄子》一书缘起于庄子（约前355～前275年），他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司马迁《史记》记载，庄子，名周，字子休，蒙人。庄子生逢乱世，做过漆园吏一类小官，管辖着上千亩的漆园。但因官卑职低，“薪水”太少，庄子不得不再“兼职”编草鞋，以维持生计，有时就不免穷困潦倒。一次家中无米下炊，庄子向监河侯借米。监河侯对庄子说，等到谷子成熟收获的时候，可以借给你十担八担的。庄子回答说，你没有看见那在即将干涸的小溪中挣扎的鱼儿吗？它恐怕等不到你引来东海之水就“呜呼哀哉”了。言外之意是：你现在只要给我一升水就可以使我活下去，否则就只能在干鱼市场上见到我的身影了。由此可见，庄周是一个性格傲岸的人物。 庄周的思想，主要反映于《庄子》一书中。今天所见到的《庄子》共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据前人考证和推测，当今传世的三十三篇本《庄子》是在魏晋时期五十二篇古本《庄子》及其各种选注本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庄子》一书并非全为庄周所作，而是庄子及其学派的学术结晶。不过，司马迁则肯定庄子著书十万余言，列举了外、杂篇中的《渔父》、《盗跖》等。近些年来湖北出土了汉代竹简《盗跖》，又加深了庄子不仅作了内篇，而且外篇和杂篇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有可能为其所作的印象。 作为道家代表作之一，《庄子》必然要论及“道”。不论是内篇，还是外篇、杂篇，有关“道”的性状、功能的描述相当之多。毋庸置疑，《庄子》关于“道”的自然性、永恒性、化生性、利他性、谦下性的看法主要是对老子《道德经》的继承和发挥。然而，从思想旨向来看，《庄子》与老子《道德经》也存在着许多不同。如果说《道德经》侧重于从本根意义来陈述“道”的实在与运化，那么《庄子》则侧重于从主体性的角度阐述修道的可能性和具体操作法门。在《庄子》看来，像广成子那样的真人之所以长寿，是因为他们善于修道，最终与道合真，所以才称作真人。 照《庄子》的看法，修道的基本原则就是顺应自然。一方面，了解道的自然本性和运行规律，另一方面注意与道的节律合拍。《庄子·养生主》有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即表明顺道养生的重要性。在故事中，庖丁说自己最初解牛时眼睛是看见全牛的，但在三年之后就看不到全牛了。这时候解牛是“官知止而神欲行”，刀起刀落，运用自如，虽然目无全牛，却是胸有整体，之所以达到这样的境地，是因为庖丁解牛已经靠“神遇”了，他完全“依乎天理”，没有丝毫的人为因素，故合于刀艺之道。这虽然是一个技艺故事，但《庄子》的用意却不在技艺上，而是暗示“进乎技”的理趣，所谓“进乎技”并不是告诉人们在技巧上如何精益求精，而是强调超越技术的意义。在《庄子》看来，从整体上把握自然之“道”远比技法操作重要得多，这显示了《庄子》于“技艺”中修道、悟道的思想旨趣。 根据《庄子》的思路，修道是有境界的。对道的理解不同，境界也是不同的。道家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庄子·大宗师》说：“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所谓“与天为徒”也就是与天合一。一方面，天与人是“相类”的；另一方面，天与人是相通的。所谓“相类”是说天与人是同质的，都由基本的原质气组成，所以能够达到“游乎天地之一气”；所谓“相通”是说天与人作为整体而存在，人可以突破自我形体的局限，而与宇宙万物相互感通，交互作用。沿着这样的思路，《庄子》认为人的精神可以无限扩张，以至于无限。《庄子·逍遥游》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在庄子笔下，巨鲲化为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畅通无阻，展示了一个修道者无限的心灵空间，而“梦蝶”的故事则象征人与物无间的精神世界。你看，庄老夫子面对蝴蝶，不知道是自己化成蝴蝶，还是蝴蝶化成自己，进入了一种“齐物”的状态，在这里自我中心的格局被破除了，而平等精神却因之而显露出来。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却又是十分固执的，万物纷扰，五官乱性，世俗人群，随波逐流，自我的本真逐渐迷失，于是成心、偏见占据了心灵。《庄子》认为，修道就是要破除固执之心，找寻迷失的真我。为了回归淳朴，复位本真，《庄子》提出了许多修道的方法，例如“坐忘”、“心斋”等等。按照《庄子·大宗师》的说法，“坐忘”的特点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遗忘了自己的肢体，抛开了自己的聪明，离弃了本体，忘掉了智识，和大道融通为一。至于“心斋”，按照《庄子·人间世》的描述，就是要使心志专一，排除杂念，既不用耳去听，也不用心去思考，而是用“气”去感受。不论是“坐忘”还是“心斋”，其基本精神旨趣都是破除有执，由实入虚，以至于混沌。 仔细品味《庄子》，我们不能不惊叹其内容的丰富多彩，也不能不被其深邃的思想和畅游的精神境界所吸引。自战国以来，《庄子》建构的精神空间使无数人获得了心灵的安顿，而其磅礴的气势和“率情任真”的风格则让中华文化大观园更加生机勃勃。宁心静气地研读《庄子》吧，人文智慧的源泉将在你的心灵流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