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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神“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 ———以《城隍经》为主的文化诠释 詹石窗 《城隍经》的种种描述可知,城隍神在道教中乃是“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这种思想象征既是道教劝善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也是化解社会道德危机的迫切需要推动下形成的。由于城隍神信仰深植人心,道教通过特有的艺术表征方式,塑造了“赏善罚恶”的城隍神形象,从而在民间社会产生了独特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城隍神 城隍经 劝善消灾集福 作者詹石窗, 1954年生,国家“九八五”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古代,城池既提供民众居住的场所,又能够护卫民众,以免洪水、寇盗等天灾人祸的危害。城池的这种重要功用在民众生活中逐步被神化,最终形成了城隍神信仰。由于生活的需要,有关城隍神信仰的经典应运而生。《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以下简称《城隍经》)即是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关于城隍神信仰的经典文献。此经之名,白云霁所编《道藏目录详注》则作《护国保宁佑圣王威灵公感应城隍经》。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指出,其名盖由书后的《都城隍真诰》末句而来。此说甚是。 此经的年代若从行政沿革的角度入手则可做出大致判断。书中有“天下十三布政城隍之神”语,而书后的《都城隍真诰》则称“诸郡侍从所隶十三布政,案判一十八司”。《明史·地理志一》言及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书省……置十三布政使司”。此外,《明史·太祖本纪》又谓洪武九年(1376)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成宣布政司”。据此,《道藏提要》判断该书当出自洪武九年以后,万历以前。这个判断是大致准确的,因为只有出现了“布政司”这样的行政设置,《城隍经》才可能相应地出现“十三布政城隍之神”;断定经出万历之前,是因为该经被收入《万历续道藏》。 有关城隍神信仰问题,以往虽然也有许多论著涉及,但大多是从民俗文化角度展开的。本文拟以《城隍经》为主要典据,结合其他历史文献,发掘“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内涵,通过文本解读与原因稽考,诠释其象征旨趣。 一、城隍神作为“劝善消灾集福”思想象征的文本例释 《城隍经》的篇幅虽然较短,但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思想内容却不可忽略。统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经书自始至终围绕着“劝善消灾集福”的核心展开论述。其《开经偈》谓: 稽首皈衣城隍尊,威灵煊赫镇乾坤。护国安邦扶社稷,降施甘泽救生民。统辖大兵巡世界,赏善罚恶日同明。正直公忠判生死,祸淫福善阐威灵。虔心钦奉消灾障,家道平康国土清。真经开演我今诵,愿赐恩光普降临。① 这首《开经偈》以十二句七言诗总述“劝善消灾集福”的信仰“本体”,这就是“城隍神”。作者首先从空间入手,描述城隍神的超常功能。接下来,叙说城隍神的主要品质,歌颂城隍神如同太阳那样光明地“赏善罚恶”,赞美城隍神“正直公忠”的圣德。在这首《开经偈》中,作者揭示了人生面对的两种绝然相反的境况,即“灾”与“福”。为了消灾集福,就应该去恶行善。在《开经偈》看来,“灾”与“恶”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福”则与“善”联系在一起。在冥冥之中,城隍神对人们的善恶行为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一个人行善或作恶都在城隍神的监督之中。 为了说明行善的重要性,《城隍经》在《开经偈》之后通过太上老君之口陈述世间人为恶受灾的可悲结果: 尔时太上老君道德天尊,昔在大罗天上七宝宫内,大集诸天诸地、日月星宿、三界官属,弘演无上至真玄元大道。于是奇花灿烂,琼香穆郁。时有真人,名曰广惠,执简长跪,上白天尊曰:臣观见世间一切众生,受诸苦恼,伏望天慈怜悯开宥。 天尊乃抚几而言曰:此等众生,造诣恶业,沉轮苦海,奸贪恣纵,任意所为,不孝不忠,不仁不义,不恭三宝,不礼神明,小斗大秤,秽践五谷,怨天怨地,恨雨恨风,毁谤正道,恶口伤人,邪淫奸盗,杀害生灵,致遭罪咎,永失人身。真人重告天尊曰:世间众生,受此厄难,何缘得度?② 经文以太上老君弘演“玄元大道”为开端,在铺排了大罗天美妙景色和众仙云集的情形之后,作者引出了广惠真人执简禀告太上老君道德天尊的一段情节。在广惠真人的陈词中使用了“受诸苦恼”的短语,所谓“受诸苦恼”无异于表明世间众生遭灾,因为“诸”在这里具有全称判断的意义,既然什么苦恼都受了,当然可以说就是遭灾了。正因为如此,广惠真人才请求太上老君“怜悯开宥”。面对广惠真人的请求,太上老君并没有立刻答应为众生解除苦恼等灾障,而是进行一番严厉批评。在太上老君心目中,此等众生之所以沉沦苦海是因为“造诸恶业”的结果。经文陈列许许多多的“恶业”,概括起来无非两大方面:一是违背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道德;二是不能遵守日常行为规范。作者把“不恭三宝,不礼神明”与违背“忠孝仁义”者相提并论,显示了《城隍经》把世俗伦理与神学伦理相结合的思路。至于作者对“小斗大秤,秽践五谷”行为的抨击则又反映了农耕社会的思想诉求,所谓“小斗大秤”指的是物品交换过程中少出多得的不公平做法,而“秽践五谷”则是对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践踏、浪费等行为。《城隍经》所批评的并非只是农耕社会独有的行为,还有一些现象乃具有普遍性,例如“恶口伤人,邪淫奸盗”之类,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有悖于公共伦理的,即便是对那些只存在于农耕社会物品交换的缺德行为的批评,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警戒意义。 社会上既然存在着足以让众生沉沦苦海的现象,那该怎么办呢?换句话来说,众生的出路在哪里呢?接下来,《城隍经》正面指出了信仰城隍神而行善积德的功效: 天尊曰:善哉善哉。下方生人,皆由城隍申奏,定数不差。世间若有善信男女,转诵此经三五十遍,以至百千万遍,即得消除罪业,安享太平。 老君曰:其神天地储精,山川钟秀,威灵显赫,圣道高明,无党无偏,公忠正直,有求必应,如影随形,代天理物,剪恶除凶,护国保邦,功施社稷,溥降甘泽,普救生民,统辖十八真司,主管百万神将,积功累行,位正城隍,权掌天下,威镇万邦。真人闻说,稽首顶礼。① 一句“善哉善哉”的转折很自然地把读者引入了另一番情境。经文指出,在世俗社会中,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城隍神的监察之下,无论行善或是作恶,城隍神都一清二楚,在向上天陈述的时候也就不会有任何差错。城隍神为什么可以“无党无偏,公忠正宜”呢?这是因为城隍神的出身本来就很不寻常,祂是“天地储精,山川钟秀”,这种特殊的禀赋使城隍神具备了天地正气;不仅如此,城隍神又注重后天的修养,祂在主管百万神将之后还“积功累行”,所以既练就了火眼金睛,又是世间人效法的楷模。 从《城隍经》的种种描述可以看出,被市井百姓顶礼膜拜的城隍神实际上已经成为“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凝聚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城隍神作为“劝善消灾集福”思想象征的缘由分析 城隍神为什么可以成为“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换一句话来说,《城隍经》为什么将城隍神作为道德教化的主要承担者?站在不同立场,对此等问题将会有不同理解。从文化背景与思想传统入手来考虑,我们认为如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这是道教劝善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向来十分重视道德教化。早在汉代的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便包含相当丰富的劝善思想内容,该书说:“学之以道,其人道;学之以德,其人得;学之以善,其人善;学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长,乃复大益善良。”①文中的“老长”意味着健康长寿,之所以能够健康长寿,是因为学习了道与德,最终获得了“至道善德”。《太平经》还陈述,由人到神仙是有层次的,修道也需要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②《太平经》告诫世人,养生不但要事亲、敬师,而且要广行善事以积德,因为“不孝而为道者,乃无一人得上天者也。”③可见,行善对于修仙而言是一项基本功。稍后于《太平经》的《老子想尔注》也把行善作为修道升仙的必修课。在《想尔注》看来,善行是长生的关键,养气、宝精均须以行善为基础,只重生理方面的养气宝精仍然不能实现长生的目的。“宝精”的关键在于积善行德,只有以善行感动上苍,才能存养精气,行恶的人即使尽各种身体修炼方法,也不能真正保住先天精气,“夫欲宝精,百行当修,万善当著,调和五行,喜怒悉去,天曹左契,算有余数,精乃守之。恶人宝精,空自苦终不居,必自泄漏也”④。《想尔注》还以水与水源比喻宝精与善行的关系,它说:“心应规,制万事,故号明堂三道,布阳耶阴害,以中正度道气。精并喻像池水,身为池堤封,善行为水源,若斯三备,池乃令坚。心不专善,无堤封,水必去。行善不积,源不通,水必燥干。”⑤ 《想尔注》把“行善”当作“水源”,把专心当作“堤封”,显示了作者对“善行”在修道养生中的作用具有深刻认识。 魏晋时期,当时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将道教传统的劝善思想与儒家伦理相结合,建立了以善道为本的神仙道教伦理学说,他在《抱朴子内篇》中把行善作为成仙的主要条件,以为“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⑥。因此积累善德,其“善不在大”,而其“恶不在小也”⑦。葛洪指出,行善也不能公开和寻求回报:“虽不作恶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责求布施之报,便复失此一事之善,但不尽失耳。”⑧葛洪申明:“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⑨他还把善恶行为与人的寿命长短联系起来,指出为恶不仅损寿短命,甚至会殃及子孙,唯有行善不止,才能转祸为福,最终选入仙班。葛洪这种思想对后来的道教影响很大,故而自魏晋以来不论是金丹派,还是符箓派,不论是居家修行者还是出家修道者都强调善行对于成仙的重要性。宋代以降,道教善书逐步流行,诸如《太上感应篇》、《太微仙君功过格》、《文昌帝君阴骘文》等在社会上引起人们的关注。此类书刊托神仙的名义降授,借助神仙之口训导世人去恶从善,消灾获福。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形式上看,作为城隍信仰代表作的《城隍经》都与宋代以来流行的道教劝善书很类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可将《城隍经》看作道教劝善思想流行背景下一种文化产物。 ①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33页。 ②同上书,第222页。 ③同上书,第656页。 ④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8页。 ⑤同上书,第28页。 ⑥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⑦同上书,第53页。 ⑧同上书,第53页。 ⑨同上书,第53~54页。 其二,这是化解社会道德危机的迫切需要。《城隍经》将城隍神作为“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和道德教化的承担者,也有社会道德实施情形方面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素有“伦理之邦”的雅称,重视道德教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故而,历代文献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料。无论是“五经”还是诸子百家的论述都表现了传统中国鲜明的道德追求。与此相适应,社会法规也体现了对宗法社会制度伦理的维护。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国每当改朝换代之后往往能够较快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然而,不论是社会法规还是公共伦理道德也还是存在一些漏洞。就伦理道德来说,由于这不是强制实施的思想行为方式,当一个人缺乏自我约束力的时候,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便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个方面,《抱朴子内篇》有一段描述可以为证,他说:若乃憎善好杀,口是心非,背向异辞,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赂,纵曲枉直,废公为私,刑加无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宝,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贤者,诛戮降伏,谤讪仙圣,伤残道士,弹射飞鸟,刳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迫胁尫弱,以恶易好,强取强求,掳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倾邪,凌孤暴寡,拾遗取施,欺绐诳诈,好说人私,持人短长,牵天援地,咒诅求直,假借不还,换贷不偿,求欲无已,憎拒忠信,不顺上命,不敬所师,笑人作善,败人苗稼,损人器物,以穷人用,以不清洁饮饲他人,轻秤小斗,狭幅短度,以伪杂真,采取奸利,诱人取物,越井跨灶,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① 这段陈述涉及为官为民、作人做事、信教拜师、经商狩猎等诸多方面,他虽然不是为了揭露社会道德弊病而写《微旨》这篇文章的,但其字里行间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社会道德危机。正如一个得了疟疾的病人不时会爆发一阵寒热一样,此等道德病患也会有潜伏期和感染活动期,从而导致社会混乱。鉴于纯粹的伦理教化难于对世俗社会形成基本约束,儒道两家力图通过神明的权威来强化道德力量,尤其是道教更在这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故而,我们看到大量的劝善书都是道门中人所为。此类道书宣称,神有赏善罚恶的能力,主管身家性命的“司命之神”在一定的时候会将人的善恶行为告知玉皇大帝、文昌帝君、东岳大帝、真武大帝、酆都大帝等,并且做出相应的处置。神如何安排每个人的命运全凭此人一生所积累的善恶数量来决定。这种情况我们从城隍神信仰的相关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 ①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26页。 ---------------------------------------------- 《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四谓: 唐洪州司马王简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块大,随气上下,攻击脏腑,伏枕余月。一夕,其块逆上筑心,沈然长往数刻方寤,谓所亲曰:初梦见一鬼使自称丁郢,手执符牒,云奉城隍神命来追王简易。某即随使者行可十余里,方到城隍庙门前,人相谓曰:‘王君在世,颇闻修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寻得见城隍神告之曰:某未合殂落,且乞放归。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曰:‘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内物又上筑心,逡巡复醒云:‘适到冥司,被小奴所讼,辞气不可解。”其妻问:‘小奴何人也?”简易曰:‘某旧使僮仆,年在妙龄,偶因约束,遂致毙。今腹中块物乃小奴为祟也。”适见前任吉州牧钟初荷大铁枷,着黄布衫,手足械,系冥司勘非理杀人事款,问甚急。妻遂诘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简易曰:‘世间即有贵贱,冥司一般也。”妻又问:‘阴间何罪最重?”简易曰:‘莫若杀人。”言讫而卒。 作为一个地方官,王简易虽然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利,但他的生死却由阴间判官城隍神掌握着。他在任的时候做了许多善事,但由于以往过于严格约束家中童仆的缘故,致使一位妙龄童仆死亡,这位童仆死后“作祟”,在他的肚子里化为肿瘤,使他痛苦不堪。城隍神根据王简易曾经有的善行,延长他五年寿命,但五年之后却由于杀人重罪而不得不被处死。这个故事看起来很荒诞,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确存在着的道德危机,暗示阴间神明“监察”人们一言一行的情形,告诫人们为恶或者行善,最终都将得到报应。 其三,这是城隍神信仰深植人心的理想选择。《城隍经》将城隍神作为“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和道德教化的承担者,这与城隍神本身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也是密切相关的。查考《四库全书》,我们会看到,“城隍”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该丛书共有2082卷的文献涉及城隍,其名称先后出现4693次。其中《四库全书总目》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出现7次,“经学类”文献出现213次,包括易学类22次、“诗学类”2次、“礼学类”177次、春秋学类1次、五经总义类2次、四书学类7次;“史学类”文献出现1699次,包括正史类178次、编年类75次、纪事本末类33次、别史类88次、杂史类14次、诏令奏议类55次、传记类44次、史鈔类3次、载记类33次、时令类2次、地理类1534次、职官类180次、政书类383次、目录类75次、史评类2次;子书类文献出现682次,包括儒家类51次、兵家类13次、法家类6次、医家类16次、天文算法类1次、术数类6次、艺术类78次、谱录类3次、杂家类177次、类书类205次、小说家类115次、释家类5次、道家类6次;集部类文献出现1092次,包括别集类696次、总集类386次、诗文评类10次。“城隍”名称在《四库全书》各类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虽然并不均衡,但分布之广无疑是令人惊叹的,说明这个名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确相当重要,以至于经史子集的众多文献几乎都涉及。各类文献或者记载城隍的由来,或者陈述城隍神庙宇分布状况,或者叙说城隍神的人选以及城隍神显灵的故事等等。《四库全书》中出现“城隍”名称的书籍虽然有许多是清代的作品,但绝大部分是明代万历以前的著述,尤其是明代初中期的作品更多,这就说明城隍神信仰到了明代初中期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精神现象。由于城隍神在民众中享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城隍经》作者通过颂扬城隍神,赋予伦理道德教化的基本功能,并且通过太上老君对城隍神的高度评价来强化道德教化功能,这是很自然的事。 假如我们进一步剖析那些关于城隍神显灵帮助“阳官”解决诉讼难题的故事,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担当正义等道德内涵在城隍神身上的明显迹象。中国古代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审判案件,解决诉讼纠纷。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常常遇上棘手的案件而无法判明,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官常常求助于城隍神。宋代桂万荣撰、明代吴讷删补的《棠阴比事》的《附录》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田滋为浙西廉访使,有县尹张或者被诬以赃狱成,滋审之,但俯首泣而不语,滋以为疑。明日斋沐诣城隍祠,祷曰:‘张或坐事有寃,伏愿神明其诬。”守庙道士进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状到祠焚祷,火未尽而去之,烬中得其遗稿,今藏于壁间,岂其人耶?”视之果然。明日诣宪司诘,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状示之,皆惊伏罪,张或得释。”犯案贼人王成等五人或许是要祈求城隍神保佑,没想到其“誓状”却没有焚烧透,结果被庙祝捡起来收藏于壁间,而浙西廉访使田滋在心存疑虑的时候也到城隍庙祈祷,于是水落石出,疑案告明。这个案例看起来颇为奇巧,对于办案人来说并不能作为常规遵循,故而《棠阴比事》的作者在记录了案例之后加上这样的评语:“此事虽不可为常法,然可见田公之用心也。主刑者恒存此心,庶几公平也夫。”从信仰的角度看,田滋祈祷而破案,说明城隍神在地方官员心目中是颇受景仰的。此外,明张景撰的《疑狱集》一书也记载了城隍神佑助破案的故事。该书卷十称:“广州某大家交结上位而蔑视邑官,尝私系一逋债者死焉。其家经官取尸时,邑尹王某有私忿,逮至拷楚,勒令招承,輙复异词,大家虽竭力营救,而王尹亦百端究竟,累经省宪审覆,展转数年不得明白。元贞乙未,亷访赵副使到,首及此事,闻本州岛城隍及判官灵异,移文两纸及纸钱至庙焚化,唤庙祝责限三日报应,三日无报应则庙祝决二十七下,判官决三十七下。越一日,大家于囹圄中呼曰:‘其人将到矣!……明日,逋债者诣亷访衙,呼曰:‘我某人也。”双手如缚,抱头不致。问其来故,曰:‘释我缚容言之。”赵副使曰:‘请城隍释其缚。”其人遂下手,悉言逃故在三百里外某处,昨日被人系其手于首,驱之至此遂释。大家而问罪王尹焉。”比起前面引述的“田滋得稿”案例来,这个故事看起来更加离奇,亷访赵副使通过两篇檄文就把一个逃脱在外的逋债者“绑缚”到衙门,这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可思议,但在古代却被作为城隍神显灵的典型予以记载。不论情况如何,城隍神在古人心目中是公正不阿、威力无比的。难怪《城隍经》颂扬城隍神“主判生死,报应分明。”正是因为城隍神在世人心目中有如此威望,所以就成为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从而在民间社会产生道德教化的独特影响和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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