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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 J.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 ）和基尔彻（ A.Kircher,1601─1680 ）。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 1911 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 · 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 1623 年 1 月抵达北京。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 3 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基尔彻则在 1667 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在 1730 年，拜尔（ Bayer,1694─1738 ）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德国的留法汉学家和大学的汉学课程 在 1814 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克拉普罗斯（ Klaproth ， 1783─1835 ）， 14 岁时学习汉文， 21 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 1815 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 1828 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 1833 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着。奥古斯特 · 普菲兹默尔（ AugustPfitzmaier ， 1808─1887 ）在 1869 至 1885 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着。在这些论着中，普菲兹默尔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关养生的著述。传教士花之安（ ErnstFaber ， 1839─1899 ）在 1864 年到达香港， 1886 年来到上海，在德国侨民中传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其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家思想研究的论文，被誉为“ 19 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 1873 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宗教学导论》， 1879 年又出版了英文版。 1884 年和 1885 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历史性质》等德文的论文。 1881 年，德国的汉学家加贝莱兹（ Gabelenz ， 1846─1885 ）在《中国报导》上发表了有关《庄子》、《文子》的论文和英文论文《老子的生平和教义》。 1892 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讲座”，由格鲁伯教授主持。格鲁伯（ Grube ， 1855─1908 ），在 1897 年至 1899 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格鲁伯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 · 马勒完成的。 1912 年，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开设了“汉语讲座”，负责这一讲座的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 Groot ， 1854─1921 ）。格鲁特原是负责印度的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后以研究中国的道教闻名于世。他在 1892 年至 1910 年间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成为后世汉学家们必读的名著。 1903 年至 1904 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也成为世界汉学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鲁特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后来被翻译成为德文。在柏林大学从事汉语讲座的德国学者还有弗兰克（ Franke ， 1863─1946 ）。弗兰克在 1888 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学习翻译。 1890 年以后担任译员和领事。 1907 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主持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后转任柏林大学。弗兰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主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史》（五卷本）。他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有《 1900 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和《 1909 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发表在 1910 年和 1915 年的《宗教学档案》杂志上。这项基础工作对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宗教研究非常重要。 1945 年北京的德中学会出版了弗兰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演和论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论述。继弗兰克之后，福克（ Forke ， 1867─1944 ）也在来北京学习汉语之后，从担任译员起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 1903 年至 1923 年，福克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 1924 年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专事中国哲学研究。 1939 年，福克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家和炼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国的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卫礼贤（ Wilhelm ， 1873─1930 ）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 1897 年来华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学顾问。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成立时，卫礼贤出任该研究所的中国语言教授。卫礼贤认为《老子》是一本“关于道德和生命”的书，而《庄子》则是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内容。除了上述道家书籍以外，卫礼贤还着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及其道教》、《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 ──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等。《〈太乙金华宗旨〉译注》一书，还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 ， 1875─1961 ）作了〈序言〉，其后还出版了英文本。卫礼贤对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马克斯 · 韦伯的道教研究 马克斯 · 韦伯（ Weber ， 1864─1920 ）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 · 韦伯的全部研究成果，汇编成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马克斯 · 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作为其对于世界宗教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格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又是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补充。马克斯 · 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决定力量。马克斯 ·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本意，是要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不过，马克斯 · 韦伯并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当时西方世界从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已经知道的一点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依据。因此，马克斯 · 韦伯的汉学研究水平和中国知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儒教与道教》分为三篇。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分章论述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第二篇“正统”，分章论述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 ── 儒教，即“士人阶层”，“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马克斯 · 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马克斯 · 韦伯依据的是格鲁伯的《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以及格鲁特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他说：“在士人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我们总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对派一边”。韦伯提到道教天师张陵，称其后代“在汉朝衰微不安的时代，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其管理机构、税收与严格的强制性的政治纪律，并成功地与政治当局相抗衡”。韦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异端的面目出现，道教起初作为士大夫的反对者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样，同样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扛杆”。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斯 · 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超出当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和一般认识。韦伯称：“道教是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常低下的巫术性、长生术、治疗学与消灾术”。这种看法是本世纪初欧洲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汉学家们的普遍的看法。因此，马克斯 · 韦伯有这样的说法是毫不奇怪的。他从宗教组织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佛教，就其传入中国的形态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样的救赎宗教，而变成实施巫术与秘法的僧侣组织。因此，道教与佛教，至少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他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巫术的粗陋和‘普遍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更理性地产生作用，也没有形成一种抗衡力量”。韦伯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宗教作为参照的，于是，在韦伯的眼里只是一大堆巫术、长生术、治疗术以及消灾术等，尽管韦伯看到了道教属于俗人的宗教，而与儒教正统相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道教研究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的汉学家纷纷离德而去。其中就有卫礼贤之子卫德明（ HellmutWilhelm ）。卫德明出生于中国青岛，后在北京大学教德语，一直主持北京的德中学会工作。 1948 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着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等。由于卫德明曾协助其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工作，因此，卫德明还着有《易》经译解，后被译成英文本，并以讲授《易》学闻名于世。其对于西欧的《易》学研究的影响保持至今。同时，厄克斯（ Erkes ）着有《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起初并不景气。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大学中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汉学研究也逐渐恢复开展起来。不过，德国的汉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儒家和宋明理学，这与德国学术界的观念论传统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对道教的研究，既是战前对道教研究的继续，又是受到邻国法国的道教研究的影响。 沃尔夫冈·弗兰克（ WolfgangFranke ），即傅吾康，汉学家弗兰克之子。 1937 年来华，在北京的德中学会作研究工作。 1950 年回国，任汉堡大学教授，着有《明史书目题解》、《中国革命百年史》和《中国和西方》等。傅吾康的道教研究著述有：《“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变述评》和《林兆恩述评》等。 沃纳·艾科恩（ WernerEichhorn ），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和道教都有不少研究，著述很多。其中有：《〈庄子〉第二篇中的道教思辨》、《孙恩叛乱和早期道教反叛概述》、《张角起义和张鲁政权考》、《太平和太平道》、《中国文化史》、《佛道二教在宋代的价值及其法律地位》、《中国的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和国家崇拜》等等。 约瑟夫·蒂尔（ JosephThiel ），以研究元史为主，着有元代的佛道论争的著作《元代佛道教之争》以及《〈庄子〉的认识论问题》和《〈道德经〉中道的概念》等。 沃尔夫冈·鲍尔（ WolfgangBauer ），即鲍吾刚，着有《黄石公研究》、《中国和幸福的探索 ── 中国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国》、《葛洪的内丹学说》和《今日台湾的中国石祖崇拜》等。 维尔茨堡大学的汉斯 · 施泰宁格 （ HansSteininger ）教授，以研究关尹子和《文始真经》着称于世。 1965 年，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开设远东文献讲座，并创建了中国学研究所。 1979 年，与法国施舟人教授合作，参与了国际的《道藏》提要研究工作。另外，施泰宁格教授也是日本道教学会的国际会员，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有密切关系。 1985 年，在施泰宁格六十五岁生日时，曾出版了纪念文集《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共收有论文 30 篇，区分为道教、佛教、其它宗教和哲学等四个部分。其中有关道教的有： 《岳阳与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巴德里安 ─ 胡赛因） 《“五通”中祭祀变迁史》（锡德齐希） 《〈西游记〉中对炼丹的解释》（戴斯帕） 《天师确认天意的方法》（亨德里斯克） 《东华帝君在道教传承中的地位》（赖特） 《宋元道教徒中的三教合一》（罗比萘） 《关于敦煌文书中所见道士的法位》（施舟人） 《郭宪的〈洞真记〉》（艾科恩） 《关于老君八十戒》（施密德） 《彼世的许可证 ── 后汉墓券中所见的冥界观》（安娜 · 赛德尔） 《早期道教的治疗礼仪与恶的问题》（斯特里克曼） 战后的德国汉学家大多在法国或日本学习进修，有的就长期在法国或日本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并且通常列在该国汉学家行列。例如：安娜 · 赛德尔就通常认作法国的汉学家。有的则在学成后归国，例如：巴德里安 ─ 胡赛因就是在法国的高等研究院学习研究道教的内丹学，并在 1984 年用法文发表了《灵宝秘法》的翻译与研究的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道教：总论》和《内丹》等。胡赛因现在维尔茨堡大学任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