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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陆文荣 当代道教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建设一起发展起来的，其长足的进步举世瞩目。以当代道教与民国以前的道教相比较，不仅宫观建筑更宏伟，道众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并且更有保障；道众整体精神面貌愈加阳光，且道教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也更为开明、舒展；道教文化在社会上的认知度也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如何有效推进道教自身的调整和整合，应当是当前道教界需要集中思考的焦点问题。（资料图） 总结这一系列的成就我们不难发现，当代道教在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自身也不知不觉地进行着渐进式的变革。原来维持宫观生存的土地经济，被日常香火以及旅游等文化产业所取代；原来师徒授受的传道模式，被道教学院、培训班等集体教育模式所取代；原来局限于庙会期间打开庙门的规制，被日常开放所取代；原来丛林与子孙庙仿效宗法制的组织形式，被道教协会的团体组织所取代。这些变革，既推动了道教适应时代的发展，也向道教提出了：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在变革中自我调整、自我整合的时代课题。能够推进这样的调整、整合，则变革是建设性的、拓展型的；反之，如果不能有效推进这样的调整和整合，则变革是被动的、解构型的；道教在整体上，将难以避免同乘一条船、各划各的桨的局面。所以如何有效推进道教自身的调整和整合，应当是当前道教界需要集中思考的焦点问题。为此，我想谈一点个人粗浅的想法，有不是、不足之处，还望请大家指正。  道教信仰的神圣性、教理教义的逻辑性、修行方法的规范性。（资料图） 一．不能自我振兴的困境 道教的信仰和教理教义、修行方法，缺乏体系化、规范化的现代诠释。古文典籍既深奥难懂，现代解释又任人自说是非，所以道教信仰的神圣性、教理教义的逻辑性、修行方法的规范性，在日侵月削中面临着不能自我振兴的困境。每每想到民俗文化遗产还能受到有组织、有意识的保护，而道教的神圣信仰体系却任由飘零，不禁为之痛心疾首。这是重新整合道教、振兴道教的一大关节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能凝聚全体教众共识，进而意识到问题的严肃性，并能使得大家集中力量打攻坚战，则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努力都可能流于治标而不治本。这是我想提请各位同道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以信仰共同体的合力、发挥教务一体化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祖国建设，同时也能推动弘道阐教步入新台阶。（资料图） 二．推动弘道阐教步入新台阶 道教组织缺乏认同感和凝聚力，山头主义和门户观念普遍存在。如此一来，我们便不能发挥道教作为一个信仰共同体的合力而得以守护相望，所以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时，在与其他教派生存状态的比较中，道教常常由于零星的弱势凸显出整体的弱势，不利于树立社会对于道教的信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妥善处理“属地管理”原则与教务一体化的关系。作为中国固有的宗教，中华大地既是我们的出生地，也是我们的身心归属之所，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华夏同胞的幸福康宁，就是我们弘道阐教的基本目标；与其他教派比较起来，认同中国社会是我们道教的先天属性，所以对于“属地管理”原则，我们由衷地拥护，不折不扣地遵循。但世界上没有两个道教，更没有按照行政区域来划分的千万个道教，所以道教本来就是教务一体化的。实事求是地讲，“属地管理”原则与本来就不推行教区制的道教，不仅是相互适应的，而且是强化道教与中国社会紧密相连的纽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需要放下包袱、不自我束缚手脚，在服从地方政府事务管理的同时，维护道教的身份和信仰，就能以信仰共同体的合力、发挥教务一体化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祖国建设，同时也能推动弘道阐教步入新台阶。  为道教人才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资料图） 三．为道教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平台 科研和教学力量薄弱，师资匮乏，人才短缺，知识更新的速度慢，创造精神产品后续乏力，更多的时候都只能吃老本。这方面的问题，教内不是想不到，也不是在实际的教务活动中找不到紧迫感，而是想得不够深，并未真正意识到精神产品、对社会的文化反馈，是道教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获得发展机缘的根基。由于想得不够深，我们多停留在焦虑应对事务的层面，所以也就缺乏系统的、可行的规划，缺乏投入、执行的力度。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需要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规划，不能因为朝愁暮粮而目光短浅；也需要有善于利用现有条件，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势成事的措施。就长期规划而言，我建议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略，聘请教外尊重道教信仰和文化的学者，从教内遴选可造之材，制定培养目标和具体计划，对于教内好学且文化基础较好的青年道友，要联系高校、科研院所，尽可能提供深造的机会。教内人才遴选要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机制。就近期措施而言，我建议正面面对教内文化素养参差不齐的现实，发掘教内人才术业有专攻的优势，（例如书画、武术、养生、音乐、斋醮科仪等等）集中交流、有序提升，形成规范和团队，为道教人才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  为道教人才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资料图） 四．顶天立地的大宗师 道教内部整体而言缺乏高道、宗师，也缺乏凸显高道、宗师的机制和“土壤环境”，因此不能产生吸引社会知识精英的广泛效应。纵观道教史，一代宗师往往是在社会动乱的特殊时期应运而生的，社会动乱、人心迷茫，道门宗师秉承道教的精神慧命为世人指点迷津，所以道教往往以扶衰救乱的形式达到传教的高峰。至于和平时期，高道大德们反而遁世无闷，仿佛自足逍遥；而道教于社会的影响力，通常都取决于执政者与道教在某些方面关联的紧密与疏松，如唐玄宗好神仙、宋徽宗要当“教主道君皇帝”，如此一来道教的社会影响力固然随之扩大了，但被皇帝按偏好塑造出的结果却不一定是道教所需要的。这种遇动乱则宗师辈出、进而使得道教由自身取得发展，遇和平就由执政者塑造，这样一来虽然道教的影响力在形式上扩张了，而内在的精神却是不一定强健的情形，在传统社会里这似乎是常规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所不同，道教如何走出历史常规，在和平时期如何一方面扩大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以高道、宗师作为精神领袖，培植强健的内在精神，就成了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环顾其他教派，都不乏宗师级的人物，而成就宗师必不可少的就是凸显宗师的机制和“土壤环境”。对于今天的道教而言，环顾教内我们难道连一个宗师也没有吗？问题在于我们的宗师要有顶天立地的大格局，具备能够代表、象征道教的精神内涵。 上述问题是我们教内客观存在、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抉择。面对这些问题，我真诚地希望教内同仁能够戮力同心、群策群力，不麻木、不回避；躺在光荣史上陶醉，无异于喝慢性毒药；原地踏步又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何况历史的发展让我们退无可退。面对当下、仰望未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当教内各位同仁能同心同德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时，难道不正是当代道教步入辉煌进程的“进行时”吗？（编辑：孟淅） 本文为腾讯道学独家授权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陆文荣，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道教协会会长、南宗宗坛——海南玉蟾宫住持，海南省“南天情”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