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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知乐斋主 魏晋时期的修道者多为贵族出身，如王氏、谢氏等高门大姓，不少贵族出身的道士及其弟子在山林建立了一些修道的团体。当然魏晋时期零星的修道团体尚不足构成有影响的道馆经济，而大规模道馆的建立主要集中在六朝后期。 南朝道馆数量不菲但规模有限 南方官立和私立的道馆的数量不菲，据陈国符先生所辑《道学传》佚文中和陶弘景《真诰》所作粗略的统计，南朝有名可查的道馆就有59座，而据梁时《九锡三茅真君碑》碑阴所录道馆名录多达63座，孙齐博士据此推测南朝道馆数量大约在两百座左右，这个数字应该大体可以接受。这些道馆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区的城市和山林之间，然大部分道馆立于山中，称为“山馆”。  “山馆”（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六朝道馆之规模难以同官方所大力支持的寺院相媲美，早期的道馆多是师徒相伴的小型修道团体，即以一个师父为核心加上若干弟子构成，或者亦有独居、三两道友结茅岩居者，“静隔人物，修习至道”，如东晋隐修道士张忠“其居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 据《真诰》的记载，晋永嘉中，有道士任敦于茅山石室修道，立洞天馆；丹阳许迈家族世代奉道，许迈曾于悬罶山立精舍，并在茅山建有修道的宅舍和洞室。许迈之子许翙在雷平山建有洞室修道，曾居方隅山洞方原馆中。这一类简易道馆的人数一般都很少，也说不上有任何的产业，多半依赖于家庭或者官僚富家的供养。 但稍大一些的小型道馆在修道之外，往往也要从事农业劳动以维持生计。东晋道教学者葛洪曾随师父郑隐在山中修道，“他弟子皆亲仆使之役，采薪耕田，惟余尪赢，不堪他劳，然无以自效，常亲扫除，拂拭床几，磨墨执烛。”对于郑隐其他的弟子们来说，砍柴、耕田这样的农业劳作是最为平常的工作，也是维持道团日常用度的必需。 修道和弘道新方式的新道馆的建立 至南朝时期，深受佛教寺院宗教生活模式的影响，出家修道成为新的修道风尚，道教徒也在努力开创一种新的修道和弘道方式，于是一大批仿照寺院格局的道馆开始兴建起来。虽然很多道馆的规模难以同当时发达的佛教寺院相媲美，但“院落式的格局、殿堂式的建筑以及供奉尊像、作为修道诵经兼居住的功能等，则与中土的佛教寺院大体一致。而且仅从建筑名目就可以知道，道馆经济在当时也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就是说，大型道馆同时又是经济实体。这些都大体同于佛教。”官方敕建的道馆栋宇华壮，供养精奇，所有殿堂、造像、园林乃至产业一应俱全，六朝道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置观品”所描述的大型道馆，具有各种用途的建筑空间，而且药圃果园，名木奇草，清池芳花，种种营葺，以用供养。  茅山（资料图 图源网络） 当然，这是当时道经所描绘的一个理想的道馆空间形态，它不仅是一个修道和传道的中心，而且包含了比较完备的经济功能，像净人坊、骡马坊、车牛坊、碾硙坊这样仅在大型佛教寺院才能见到的经济设施也都进入了道馆的设计之中。但在现实中，南朝很少有道馆能达到如此的规模，即便是道门领袖陶弘景在茅山所建的诸道馆，也未见如此的排场。《真诰》所描绘的茅山道场更为接近现实，大型道馆也往往居住数十人之多，房舍、田产和宗教活动亦颇多，大部分道馆都设有观主、上座、监斋等职位以统领道馆事务，由此也可见南朝道馆规模之大概。 南朝道馆的经济来源 南朝道馆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官方或私人的赞助、农业生产和斋醮法事，其中接受赞助和农业收入占有大部分比例。许多出家道士都拥有官僚或者士族的稳定供养，“作为构成社会的一个集团，这些道馆同时还与王朝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如“宋初有女道士徐漂女，为广州刺史陆徽所供养。”南天师道领袖陶弘景为梁武帝所重，作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往来于朝廷和山馆之间，也接受梁武帝和其他王公的布施。据《华阳陶隐居内传》所载，陶弘景离京去茅山时，齐宜都王除赠给裘、镜九种之外，还赠给他所在道馆“吏役数人，长给在山，触事营理书驿”，武陵王、桂阳王、鄱阳王等亦“致遗人力经纪”。 能够拥有稳定的供养固然必然依赖于道馆主人的影响力，但那些居住在山馆修道的道士们更愿意过着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同尘俗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事垦荒种植这样的农业劳作是第一选择，农业劳动既能够获得日用及修道所需，也是一种难得的宗教修行方式，这甚至成为后来禅宗所推崇的宗教生活模式。陶弘景在大茅山修道之时就试图同门人务农自养，曾于道馆附近的赤石田修筑水塘灌溉附近水田四十余顷，“馆中门人亦于此随水播植”。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贡献了绝好的农业收成，足可维持道馆的日用所需。道馆的庄田除了道士们开垦的荒田外，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官方或者私人的赏赐或布施，当然这些田产一般都是被免除赋税的。 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模式 那些拥有不少良田山林产业的道馆，逐渐形成了能够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模式。刘孝标所撰的《东阳金华山栖志》中，描述了当时田园牧歌式的道馆生活，良田、果蔬、家禽、桑蚕，应有尽有，道馆有限的道士已不能胜任繁杂的庄田劳作，那些连同庄田一同赏赐的馆户就成为道馆庄园主要的劳动力，如南岳衡岳观，梁武帝一次性就“敕赐庄田三百户充基业。”  士族（资料图 图源网络） 而九真观也有帝王赐给的馆民以充劳力，“九真观，晋陵曲阿人王灵屿字善宝之所住，专修上道也。敕给馆民二百，馆户、金缯、香药，事事丰多。”而在像茅山这样有影响的修道中心，更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善男信女同来依止道士，“远近男女互来依约，周流数里，廨舍十余坊。”还有的慕道者自愿承担道馆的杂役等，如茅山崇元馆“有一女人来洞口住，勤于洒扫，自称洞吏。” 道馆拥有如此众多的庄田和馆民，已同士族大姓的奢华庄园无异。道馆庄园经济模式与士族所期望的社会秩序是一致的，并融入了士族庄园经济形态之中。正如都筑晶子所指出的那样，“就这一意义而言，似乎可以认为，道馆是根据独自的秩序而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集团。换言之，只有当内部容纳这样的集团时，六朝贵族制社会才能保持其整体性，因为‘宗教’是不可能脱离于社会的。”（腾讯道学独家稿件，编辑/怀霜）  （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知乐斋主，腾讯道学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