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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知乐斋主 中国古代以“大德”尊称德行高尚的人，如《礼记·中庸》云：“故大德必得其位。”《孟子·离娄上》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佛教传也以“大德”（梵语为“婆檀陀”Bhadanta）尊称年长德高的僧人。《翻译名义集·释氏众名》谓：“婆檀陀，《大论》：秦言大德。《毘柰耶律》云：佛言今日后，小下苾蒭，于长宿处，应唤大德。” 后世遂以“大德”泛指称德行高尚、擅长经义的僧人，在对著名的高道的称号中，也常见有冠以“大德”之名的。  大德玄奘（资料图 图源网络） 唐代“大德”具有一定职位 唐代时“大德”一度成为僧官职位。唐初高祖时代不置僧署，曾以十位“大德”纲统僧务，大德的人数有一定的限额，凡有阙即补，成为定例，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僧官的性质。 唐玄宗时始有道官“道门威仪”之设，故此前的京城寺观道士等，可能也同佛教一样，是由一些道门大德“实纲统之”。 道教中获得“大德”称号的都是为帝王宠幸的著名道士，在道门中享有一定的权威。唐代的道门“大德”，也经常被授予一定的名位，或者赋予大德“纲统”道门事务的权力，故此唐代的道门“大德”也具有“道官”的性质。 “大德”人员产生的形式 唐代对“大德”的候选人有着严格的要求。据《旧唐书·职官志》“鸿胪寺卿条”称：“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申尚书祠部。” 佛教和道教在京城俱有“大德”的任命，推举的大德的任务是鸿胪寺卿所负责的，候选人必须是“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推举的大德最后报由尚书省祠部来审核，由此“大德”从一种僧人道士的尊号演变成为唐代的僧道官。  盛唐（资料图 图源网络） 除了按照上述程式推举之外，“大德”职位也有以皇帝钦赐的形式产生的，如唐高宗时，昭成观尊师张若讷，“文明元年（684年），属上皇上升，卒哭之日，沦言度人，尊师入道，常有规矩，举为大德。” 此后被赐予“大德”的道士渐多，以京城景龙观的大德最多。据《道家金石略》的统计，中宗景龙年间，景龙观即有“大德”曹正一 ；开元初，“东京道门威仪”张探玄诏补“西京景龙观大德”，开元间，景龙观还有“大德”杨琬 。 开元间，景龙观法师田仙寮，“择仙侣之疏明，奉祖庙之禋洁，以先生为大德，实纲统之” ；僖宗“恩赐阳平山主吕延紫衣，仍补内殿焚修大德。” 此外唐代又有“讲论大德”、“陪位大德”、“赐紫大德”、“供奉大德”等称号，如道门威仪郗玄表曾为“三教讲论大德” ，文宗开成年间，道士王云居“入道内供奉，讲论大德” ，僖宗中和四年（884年），“赐紫大德曹用言诏准斋醮” 等。 具有实权的道门官员 从“诏补”、“补”、“举”、“纲统”等词来看，“大德”之号并非仅为“尊宿”之称，而是遵从选授制度、掌握一定实权的道门官员了。如果说早期的许多僧道“大德”，还能够严格地按照“道德高妙”的要求来产生，到了唐宪宗时，“大德”称号已不能反映僧道的实际名望，大德的产生也不受名额的限制，而且不再是由鸿胪寺推举、祠部申报等的程序来严格考核，僧尼道士如果得到能够帝王的特别垂青，都可能轻易地获得“大德”的赐号。  唐代吕洞宾（资料图 图源网络） 据《因话录》载：“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号。偶因势得进，则得补署，遂以为头衔，各因所业谈论。取本教所业，以符大德之目。” 由于受到世俗政治文化的影响，僧尼道士追求权势利益的风气日渐浓厚，许多僧人道士以“大德”为一种官衔名号，“各因所业谈论”，穿梭于宫廷衙门王宫贵族之间，成为游走于政治权利之间的“政治僧道”。元和以来的大德，则不过是“偶因势得进”的投机僧道，从“道德高妙者”转而成为官僚政治的俘虏。 唐代的道门大德的职责主要在讲论教义或者三教论衡，这是皇帝经常在宫中举办的学术活动，也带有礼仪和娱乐的性质。京城还聚集了许多道士作道教的研究工作，道门大德实际上是其中的重要核心成员。唐玄宗诏编修道藏，在《一切道经音义序》中有：“爰命诸观大德及两宫学士，讨论义理，寻绎冲微。” 大德在寻访道经、编修道藏等工作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腾讯道学独家稿件，编辑/怀霜）  （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知乐斋主，腾讯道学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