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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涂立贤 朱元璋用宗教巩固政治 朱元璋在当皇帝之前，曾因生活所迫出家当过和尚，但就他本人而言，并不相信释道的理论。朱元璋《释道论》言：“僧言地狱镬汤，道言洞里乾坤、壶中日月，皆非实象。此二说俱空，岂足信乎！然此佛虽空，道虽玄，于内齐天机而人未识，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国家者不可无。”  儒释道（资料图 图源网络） 朱元璋于战争中建立明王朝，是一个很理性的实用主义者，因此虽然他并不相信宗教，但这并不妨碍他利用宗教来巩固统治。儒释道三教各有擅长，朱元璋将其拿来为己所用，当然三者以儒学为本，释道只是处于辅助地位。 朱元璋为何推行抑全真而扬正一的道教政策？ 朱元璋将道教划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派，并且直接标明其对全真、正一的观点：“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一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虽孔子之教明，国家之法严，旌有德而责不善，则尚有不听者。纵有听者，行不合理又多少？其释道两家，绝无绳愆缪之为，世人从而不异者甚广。官民之家，各有丧事，非僧道难以殡送。若不用此二家殡送，则父母为子孙者是为不慈，子为父母是为不孝，耻见邻里。” 在朱元璋看来，全真道士只关注自身的修身养性，得到成仙，出世色彩浓厚，于国无大用。而正一派关注人伦，宣扬忠孝，超荐亡灵，对人伦教化大有用处，在治理国家方面，正一派显然更有用处。因此朱元璋推行抑全真而扬正一道教政策。 全真教注重个人修身养性 虽然全真教也有济世度人的一面，但是毋庸置疑，它更注重的却是个人修身养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全真教乃是以内丹修持为中心创立起来的道派。它的根本生命力就在于其清静修持的教风。它固然有其应世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其通过内丹修炼以证托生死这一大事因缘为目标的宗教精神。”  全真教注重个人修身养性（资料图 图源网络） 明初全真高道王道渊在其著作《还真集》中有《沁园春·全真家风》词一首，记叙了全真道士修身养性、不慕荣华、潜心苦修、自得逍遥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正是对全真家风的最好描述，其词曰：“不恋功名，不求富贵，不惹闲非。盖一间茅屋，依山傍水，甘贫守道，静掩柴扉。读会丹经，烧残宝篆，终日逍遥任自为。真堪悦，遇饥来吃饭，冷即穿衣。个中消息谁知。自里面惺惺外若痴。且藏锋挫锐，先人后己，和光混俗，岂辨高低。处世随缘，乐天知命，白雪壶中配坎离。时来到，与十洲仙子，同驾云归。” 全真教独特的修炼方法——坐钵 元明时期全真教徒有一种独特的修炼方法，称为“坐钵”，所谓坐钵就是将教徒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场所——全真教称之为钵室、環室、静室——修炼内丹。据张广保先生研究：“坐钵是明代全真教徒最主要的修炼项目，在南北全真教中都很盛行。”  道家修炼内丹（资料图 图源网络） “坐钵”集中体现了全真教清修苦练、以修内丹为主的宗教特色。全真教对坐钵有一整套很严格的规定。 《全真清规》中对“坐钵”的描述 首先，坐钵时间漫长，一次坐钵需满百日：“夫坐钵者，自十月初一日为始，集众，过冬至新年正月中旬，满散百日为则。”不仅总的时间长，每日坐钵时间也有明确规定：“每日至五更寅时（3点-5点），闻开静板响，各请洗漱，朝真礼圣。卯时（5点-7点）早斋，辰时（7点-9点）混坐，巳时（9点-11点）静钟三通，各各静坐，如法用功。午时（11点-13点）赴斋，未时（13点-15点）混坐，申时（15点-17点）如前入静，酉时（17点-19点）晚参，戌时（19点-21点）混坐茶汤，亥时（21点-23点）如前入静，用功如法。子时（23点-1点）歌咏，教演歌词，以敌睡魔。丑时（1点-3点）放参，个请随意。” 照此时间表，坐钵时道众每天唯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其次，坐钵时宜静不宜动。坐钵的“三不起身”条规定“打坐不起”“诵经不起”“赴斋不起”。但这并不是说坐钵时完全不能动，而是以静为主，动则徐徐，心态平静：“钵有动静，动则许容徐徐运动，静则不然。如有神昏点头，摇撼身屈，主钵先行巡牌，以牌挂在昏者身上，三击而退。然后轻轻取牌，徐徐起身，巡究他人后犯者替。或钵未终，钟未鸣，静派未换，无故出入，语话动摇，不依规矩者，并行责罚。” 全真派道士效仿王重阳祖师筑“活死人墓” 除了这种大型的群体坐钵外，还有全真道士效仿早期王重阳等筑“活死人墓”的方法，独自坐環。明后期，阎祖派从其创始人阎希言开始，茅山乾元观全真道派就注重環堵修行。阎希言在武当山修行时居住石穴，并在其旁另辟一小穴修行，名之“打儿窝”。阎希言的徒弟姜本实在茅山建“活死人墓”，在内居三年方才坐化。姜本实的徒弟王合心亦建静室坐環清修三年。可见全真教对其家风的传承是有延续性的。  活死人墓（资料图 图源网络） 整理道教经典 提升全真教派的理论水平 全真教徒在潜心修炼的同时，还注意对全真道经典的搜集整理与创作，提高教派的理论水平。明全真教真人邵以正在天顺四年（1460年）编成《玄宗内典经注》，张广保先生认为：“此书编辑对后世影响甚大。明代中期之后，道教颇热衷于编辑内丹经传，如嘉靖年间涵蟾子编、清虚子续辑《金丹正理大全》，万历年间彭好古编大型道书《道言内外秘诀全书》都与邵以正开启风尚有关。” 而全真教徒对经典的整理，也是其济世度人方法的一种，这也表明全真教并非是如朱元璋所言“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只是全真教的济世方法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因此遭到了世人的误解。 全真派讲修炼实则是在“济世度人” 陈耀庭在其《全真教派的发展和演变》的论文中专门指出，“过去有人或多或少地认为全真道是一种仅仅修自己成仙，不问人间杂事的道派。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全真道的讲修炼，讲规诫，讲管理，同样是为了实现‘济世度人’的主张。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在全真道隐而不显的时代，全真道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全真道士有关于个人内修的著述可能会多一点，但是，这些内修著述的问世，也是全真道服务社会，悯怜众生，护佑众生的体现，也可以理解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真道‘济世度人’的一种方法。”  “济世度人”是全真派家风的体现（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种济世度人的方法也是全真家风的体现，正如词中所言：“读会丹经，烧残宝篆，终日逍遥任自为！”（腾讯道学独家稿件，编辑：陶然）  （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涂立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