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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越利 吉冈义丰，1916年生，日本高知县长冈郡西丰永村人。原名小笠原利政，小学毕业后改姓吉冈，入大阪府下的富田林中学后，受度为僧，改法名为义丰。1934年中学毕业，进入东京真言宗智山派的智山专科学校预科。1936年升入本科，1939年毕业。同年夏，作为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派遣的留学生来华，接受著名学者常盘大定博士的指导，研究中国道佛二教融合的情况。两年后又作为真言宗在外研究生和一些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继续在华研究道教。1946年归国后，担任大正大学副教授、教授。吉冈义丰先生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道教小志》、《道教实况》、《白云观的道教》、《华北宗教结社运动的现状》、《道教的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与佛教》、《追求长生》和《现代中国诸宗教——民众宗教系谱》等。  吉冈义丰家乡：日本高知县（资料图 图源网络） 吉冈义丰先生在道教研究中取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当然得益于许多有利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主观条件。宫川尚志先生对吉冈义丰先生的主观条件作了生动而精辟的概括： 他将圣职者真言宗智山派传灯大阿阇梨的宗教热情，客观的学术研究，和对邻邦中国亿万民众的敬爱之情，融于炼丹鼎炉之中，在世界道教研究史上创建了永放光辉的业绩。 吉冈义丰的“大阿阇梨的宗教热情”（献身精神）：亲赴华北考察，花费巨大心血整理道教经典。 在华留学和研究期间，吉冈义丰先生对我国的宗教遗迹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他一贯认为，如果脱离了现实的道教，道教研究就成为非道教的了。当时，他不仅拜谒了北平（今北京）城内外著名的白云观、东岳庙、蟠桃宫、雍和宫和西山卧佛寺等梵刹琳宫，而且寻访了游人罕获的太阳宫、夕照寺、二郎庙、九天宫及南郊已废弃的南顶娘娘等庙堂神宇，并远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叩佛问道，足迹几乎踏遍整个华北地区。 在华期间，吉冈义丰先生经常访问白云观。有时在白云观小住，穿上道袍，亲自体验道士的生活。《白云观的道教》就是在这一甚础上写成的。吉冈义丰先生于1970年在《追求长生》这部书中回忆了他在白云观的生活。他说： 晚上九点钟敲钟板，可以宽袍休息，一天的紧张总算过去了。道士们在庙周围和近郊区散散步走走。有时我邀安监院和我一起散步，人们看见他低声说：“白云观老道”。可是他们却惊愕不解地瞧着他身旁的小个子——穿着道袍，戴着眼镜，不是修发盘髻而是秃顶！  北京白云观（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个小个子就是吉冈义丰先生。作为一位佛教徒，一位学者，为了研究道教而穿上道袍，这是非常勇敢的行为。 吉冈义丰先生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整理道教经典。在《道教经典史论》一书中，吉冈义丰先生除全面叙述了《道藏》编纂史外，重点考证、分析了六朝图谶道经《太上洞渊神咒经》、北周道书《无上秘要》和隋唐道经《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在第三编《古道经目录》中，他将《抱朴子内篇》20卷、《真诰》20卷、《登真隐诀》3卷、《上清三真旨要玉诀》1卷、《周氏冥通记》4卷、《无上秘要》100卷、《三洞珠囊》10卷、《上清道类事相》4卷、《道教义枢》10卷、《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1卷、《道门经法相承次序》3卷、《要修科仪戒律钞》16卷、法琳《辩正论》（《大正藏》第52册）、佛教资料（《大正藏》史传部中）和《云岌七鉴》122卷等道经佛典中引用的书目（主要是道经书目）一一列出，注明所在卷、页数，为其他人考证和引用提供了极大便利。在《道教与佛教》、《道教的研究》等著作中，也考证和分析了大量《道藏》中经典、敦煌道经、善书和宝卷等。 客观的学术研究：坚持己见，择善而从。 吉冈义丰先生经常在经典考证方而，或坚持己见，与同行争论；或勇于抛弃陈说，择善而从。这些均属于“客观的学术研究”。我觉得，还有两点也是很突出的。 第一点是不存佛道门户之见。 吉冈义丰先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在学术研究中并不主观地扬此抑彼，而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比如，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为同沙门帛远抗争，著《老子化胡经》，从而王浮历来受到佛教一些人的责难。吉冈义丰先生考察了东汉以来的佛道关系，认为这种传说只是佛教方面的一面之词，没有反映历史真相，因而他说：“王浮蒙受佛教方面的诽谤，值得同情。”  《老子化胡经》（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国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提出，道教《太平经》的“守一”是在佛教禅法的影响下形成的。吉冈义丰先生在《道教与佛教第二》中详细论述了《太平经》与佛教的关系。在《道教与佛教第三》中对汤用彤先生的看法表示异议，认为“‘守一’一词原出于道教的养生思想”。吉冈义丰先生的这两个学术观点，当然同样只是一家之言，决非定论，但从中可以着他已超越了宗教派别，力图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 第二点是采取“论从史出”的方法，尊重史实。 今天，道教曾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在日本已不再是极少数学者的微弱声音。但在一、二十年前，否认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占据着日本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1956年，洼德忠先生在新作《庚申信仰》中，指出日本流行的庚申信仰来自中国道教，认为道教信仰和思想传入了日本。吉冈义丰先生清醒地知道日本当时的学术界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翌年，他为该书写了书评，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即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说：“应当研究日本传统文化是以什么形式吸收道教乃至道教式的思想和信仰的”。  吉冈义丰著《白云观之道教》（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59年，他指出佛、道教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这种宗教思想“不久即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人创立宗教的支柱。想到这一点时我们应当明白，决不能将道佛二教的关系缩小为仅仅是中国的问题”。1967年，吉冈义丰先生发表论文《青面金刚和庚申信仰——道教文化传入日本的一点考察》，亲自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吸收道教信仰的形式。吉冈义丰在他的其它著作中，也有不少地方顺便为道教传入日本的观点提出证据。他尊重史实，不畏惧站在少数派一边。 对道教和道教研究事业的热爱：“我不以是一个道教研究者为耻。” 吉冈义丰先生是以学者的身份热爱道教的。也就是说，他热爱道教研究。吉冈义丰先生早在1939年就立志研究道教，并在后来坚定地说。“我不以是一个道教研究者为耻”。 吉冈义丰先生的决心可说是至死不移。在逝世前两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他畅谈了日本道教研究的今后计划，壮心不已。他建议要研究神道教、密教和道教的关系。他提到要编纂道教经典综合目录和道教文献目录。他呼吁在日本建立道教研究所，设想在研究所的一角建道观，道观兼作道教博物馆用。他放眼未来，提出要研究道教的将来。他迫切地希望组建道教史迹调查队赴中国考察，列举了终南山、青城山、泰山、茅山、嵩山以及其它许多地方作为考察点。在另外的场合，吉冈义丰先生甚至还谈到，要率团将道教回输到中国来。 可以看出，吉冈义丰先生热爱道教和道教研究，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他说：“道教是封建时代中国人二千年间宗教经验的结晶”。他想通过道教研究，去了解中国人的宗教。  日本神道教婚礼（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他称道教为容纳中国之器，将之比为日本神道。他说： 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那就是地大物博。确实是大国。能够原封不动地容纳地大物博的中国的器，是道教。这个器兼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当然还没有定形。中国的特色，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漠然无情的容器——道教。恰如原封不动地容纳日本的器是神道，即惟神之道，日本的特色具有种种形态，均表现出神道的要素。道教容纳中国，与神道容纳日本，如出一辙——道教是中国的容器。 道教是中国之器这个比喻当然尚可商榷，但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对中国古代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影响最深的宗教，这的确为事实。试图绕过道教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社会，是难以得出精确而完整的结论的。吉冈义丰先生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吉冈义丰先生特别重视对民众道教的研究，考证和分析了大量的宝卷、善书、民间信仰和秘密会社，并热心地为洼德忠先生的《庚申信仰》、酒井忠夫先生的《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宝卷研究》和泷泽俊亮的《中国的思想和民俗》等著作写书评（分别见于《东方宗教》第12、16、22、26号），其目的在于深刻地了解中国民众。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吉冈义丰与道教研究及中日关系》一文整理、删节发布，作者朱越利，选自《中国道教》期刊，198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