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祭祀：对神明的景仰与敬畏  黄帝像 在古汉语中，“祭”之义为“祀”，《说文解字》称“祀，祭无巳也”。祭之字义从月（同肉），从又（同手），从示（祀神）。意思是说，用手拿着肉（祭品）献给神明享用。《孝经·士章·疏》的解释是：“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这种解释与《说文解字》的字义训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从古人的种种资料中，我们可以明白，在“祭祀”之时，人以牛羊肉之类的“牺牲”奉献于神明，且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禀告神灵，企求神明赐福，这表明了人对神明的景仰与敬畏。 在远古时代，“祭祀”的范围颇广，从日月星辰，到大地河流，以及现实中的诸多动物、植物，只要能够给人们的生存带来利益的几乎都在先民的祭祀之列。不过，在祭祀传统中，祖先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祖先标志着祭祀施行者的根源。在重视根源的民族里，自己的祖先当然是备受景仰的。 《说文解字》谓，“祖，始庙也”，又“始兼两义，新庙为始。远庙亦为始。故袱袍皆曰祖也”。就具体情况而言，“祖”的范围并非单一，它包括大祖先（即民族祖先）、家族祖先以及家庭祖先。 家庭祖先指已故的上辈成员，他们在血缘上与其后代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缔结关系；而家族祖先则指本族（一般指一姓）中在血缘上隶属的最具代表的根基人物；大祖先又可称民族祖先，它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具有共同血缘的祖先。 黄帝与“大祖先崇拜” “大祖先崇拜”到底发生于何时！目前所存资料实际上不足以揭开其奥秘；不过，有事实显示，“黄帝”至少代表了中华民族大祖先崇拜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远古文化里，特别是在汉民族文化圈中，黄帝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至今中国人都自称“炎黄子孙”，说明他在中华民族国人心目之地位乃是根深蒂固的。 从文献上看，有虞氏、夏、殷、周等族都十分崇拜黄帝。《史记·封禅书》称，春秋末年在位的秦灵公“祭黄帝”于雍侧；战国初年齐宣王以敬慕的口吻谓“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在统治者倡导下，一些文人学士也纷纷赞美黄帝。从五行家邹衍，到齐都西门稷下学宫的一大批学者们，“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一时间，“百家言黄帝”，出现了一股“黄帝热”，以至到了如《庄子·盗跖》所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的地步。战国时期出现“百家言黄帝”，极力推崇黄帝的局面，反映了长期分裂的各国，要求大统一的历史趋势。到了汉代，有关黄帝的学术思想更风靡一时，几乎到达炽热化的程度。学术流派纷呈，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盛。 有趣的是，黄帝在道教祭拜仪式中成为信仰的一面旗帜。考道教文献，冠以“黄帝”之名的经书不胜枚举。如《广黄帝本行纪》、《黄帝八十一难经》、《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略》、《《黄帝阴符经》、《黄帝龙首经》、《黄帝九鼎神丹经诀》、《黄帝太一八门入式秘诀》、《轩辕黄帝水经药法》、《黄帝宅经》等。这些著作内容各有侧重点，文字风格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无论那一部经典，只要冠以黄帝之名或记述黄帝故事，都反映道教关于“大祖先崇拜”的心迹。上述收入《道藏》的经书，以《广黄帝本行纪》所记载的黄帝事迹最为详细。此书有相当大的篇幅描述黄帝如何寻真访隐、问道求仙的故事，但在字里行间却流露出那种崇拜民族祖先的特殊心情。在该书的末尾，作者特别追溯了黄帝之后的姓氏源流，谓“黄帝子孙各得姓于事，帝吹律定姓者十二”，又称黄帝之子各封一国，“总三十三氏，出黄帝之后，子孙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该书由上古一直追溯到唐朝。这是因为作者本身是唐朝人，如果他是清朝人，相信他的故事将更加丰富多彩。作者进行如此的姓氏源流追溯，反映了仙道文化本来就有相当深厚的祭祀拜祖之底蕴。 大祖先崇拜中的黄帝：人文初祖、中和性与开创精神 黄帝成为道教大祖先崇拜的杰出代表，这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是华夏整体民族文化的摇篮。被人们当作凝聚集体智慧于一身的英雄人物——黄帝由于诸多创造发明而享有盛誉。与此同时，黄帝把民族宗教文化逐渐融合起来，由此催生了一个统一的华夏文化体系。道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类型，在一般品行上自然打上华夏文明的烙印。故而，道教崇拜大祖先黄帝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道教以黄帝为大祖先而形成的祭拜，这是有特殊的理论根源的。道教以道家为母体，而道家本来就相当崇尚黄帝，有关黄帝传说大部分来源于道家，尤其从庄子→稷下道家→黄老道，这一脉络中更可以找到大量证据。在《庄子》中有黄帝问道广成子的故事；在《列子》中则专设《黄帝篇》以叙说黄帝事迹。 以黄帝为核心的祭祀拜祖文化不仅是道教形成的根源之一，而且是道教思想体系逐步丰富、发展的一类原始动力。 首先，道教崇尚与祭祀黄帝，其精神实质不仅在于黄帝是“人文初祖”，而且在于他作为华夏民族统一的象征具有巨大的榜样力量。 就上述诸多典籍的记载来看，黄帝是人也具有神的品格。在先民的心目中，黄帝富有宽广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善于观察事物，认识自我，反悟自我。古文献记载，黄帝在治理国家的早期阶段，并未顺应自然，结果产生了种种差错，后来有一天，黄帝白天休息时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漫游华胥氏之国。《庄子·在宥》谓“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黄帝醒来，明白了最深的道是不能根据常情求得的，他于是顺应自然而治，所以“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埒。百姓号之，二百余年不辍”（《列子·黄帝篇》）。对于此等以自然为本，顺应民心而治理社会的法度，《庄子·天道》作了归纳总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无所积，故海内服”。故而黄帝因任自然的精神便在传递过程中不断受到强化，在华夏族人之中深深扎根。此等影响的发生，就在于大祖先——黄帝所具有的榜样力量，而这种榜样力量之所以发生效用，道教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道教崇尚与祭祀黄帝，这种大祖先崇拜传统乃贯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理念与宗教伦理精神——“中和性”。 稽考古老传说，我们发现黄帝故事本身已具备了“中和”精神。因为在先民的心目中，黄帝“四面”，“建中立极”。此等理念通过“易经”而发展起来。《易》之卦画以三画象征天地人，人居于天地之中，这体现了以“中”为正位的思想。故《易经》卦爻辞凡遇中爻得位皆为元吉。“中”之所以被尊崇，是因为它象征人与天地之气的感通与协和，“居中”为“正”，而“正”则“和”生，这就是“中和”。道家师老子《道德经》不仅提倡“守中”，而且以“冲气”为“和”，所谓“冲气”也就是“中气”或称“中和之气”。 道教以黄帝为旗帜、以老子为宗师、以《易经》为万术之本，这必然将“中和”的精神发扬光大。在道教传记类书内，黄帝形象含着深深的“中和”精神。《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谓黄帝转蓬之象，以作车，将神出生“泽中”，又称黄帝作屋宇宫室，将此称作“处于中”；黄帝见河图则斋戒于“中宫”，他“衣黄服，戴黄冕，驾黄龙之乘”。在此，《仙鉴》屡言其“中”，而所谓“黄服”等黄色之物，亦是“中”的法相。另外，有大量的道教经书虽然没有在名称上出现“中”字，却多涉“中和”理念，甚至将之当作修道的重要原则，如《太平经》强调天地人三通相和，而《黄帝阴符经》以圣人居天地之中而致“相通”之用。这一切说明了道教宣传黄帝，不仅保存黄帝居中的协和精神，而且将此等精神大大发扬。道门中人如此注重“中和”精神成为修道原则时，势必在客观上强化了它，从而也就使黄帝形象所贯注的“中和”精神更加饱满，因此也就更富有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价值。 复次，道教崇尚与祭祀黄帝，这种大祖先崇拜传统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它在客观上具有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的功能。 道教信仰中的黄帝，虽然居于高位，但他并没有脱离实际生活，更不脱离人民群众，没有视下层人民为自己的奴隶，他与劳动人民紧密相连，生活在一起，协同劳作，同甘共苦。在这协和的氛围内生活，没有民族歧视，人民和睦相处，平等相待。由于黄帝能够调和自然、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国家治理也就顺理成章。 又次，道教尊崇与祭拜黄帝，在理念上也强化了创造、开拓精神，因为在早先的黄帝故事里本来就蕴含着此等精神。 从道经记载来看，黄帝的创造与开拓事迹是相当感人的：他重视农业生产发展，注重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诸问题；他不仅注意对天文气象的观察、历法的制定，而且探求医理；他造文字，定律吕，制弓矢、制礼仪、做冕服，发明了诸如舟、车辆等工具，等等。总之，在道教的经典叙述中，黄帝是上古文明最具成就的大祖先，他的尊天、法地、坚韧、睿智、激情、真诚、爱心、好学等品质激发出伟大的生命力，凭借这种主体生命力，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神州大地的昌盛与繁荣奠定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提供了不少的力量源泉。道家、道教崇尚与祭拜黄帝既是宗教激情高扬的结果，也是民族精神的汇聚。 一项普通、简单的祭祀活动，往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道教对黄帝的崇拜正是如此。作为大祖先崇拜，它本身是以家族祖先与家庭祖先之崇拜为基础的。这就是说，大祖先崇拜在精神上乃包容了家族祖先崇拜与家庭祖先崇拜。此等“包含”存在着诸多中间环节，道教的根源与这些中间环节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崇拜的宗教仪式到崇拜的思想内容，从崇拜的经典创造到故事的传播——道教在这些活动过程中不断地吸取了祭祀拜祖的精神，培养起崇敬的情感和诚善的处世态度。在拜祖过程中，道门中人获得了圣洁宗教精神的洗礼，也感悟了人性的本原，激发了创造的独特智慧。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黄帝在道教中的地位及其现实意义——从祭祀拜祖与道教根源谈起》一文整理发布，作者郭刚，选自《中国道教》期刊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