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的“养神”思想是道教修炼静功的理论基础 庄子：“养神”重于“养形” 关于“养神”的思想，是道教修炼静功的理论基础。它是继老子之后，由庄子建立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以明老子之术”。现存《庄子》33篇，反映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其文汪洋恣肆，想象丰富，多采寓言故事的形式，来阐发深奥的哲理。无论在哲学还是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就炼养领域而言，在《庄子》中总结了先秦时期流行的各种养生方法，提出了“养形之人”与“养神之道”的区别，并通过对养形派的批判，以建立其养神之说。 从形与神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来认识人体健康与长寿的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便产生了。《黄帝内经》认为，上古之人能“终其天年，渡百岁乃去”，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形与神俱”。《管子·内业》指出：“精也者，气之精也。”这些论述中的精、气，是指一些精微的物质，是形成人体的“形”的基本原素；神则代表人体精神方面的因素，如感知、意识、思维等。神是形（精、气）所生，而形靠神而呈现生命的状态。古代养生家正是以这种形、神对立统一的朴素辨证的观点，来作为其养生内炼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目的正是希望永远保持形神的不离。但依照对形神关系的不同认识，或重养形；或重养神，这就形成了养形派与养神派的对立。两派兴衰相替，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在人体科学方面认识发展的曲折过程。 在庄子看来，养形派最大的缺陷在于有为，而这是违背清净自然之旨的。他说：“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由此可见，“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也就是说，养形离不开物质，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为了取得养生所需的各种物品，必然劳其形体，由是而造成了精神方面的亏损，而这恰好违背了养生的原则。他抓住生活中一些死于非命的现象，据此批评“养形”之说。并进一步指出通往“保身”、“尽年”的最好途径，“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所谓“弃世”，即指弃却世间分外之事。在他看来，人世虚无，何足留恋；生涯空幻，理当遗忘。故弃世事则形逸而不劳，遗生涯则神凝而不损。通过追求心灵的恬淡，保持精神的安宁，从而摆脱世俗的物累，达到“形全精复，与天为一”的境界。[1] 庄子认为，万物为天地所生，阴阳混合则成体质，气息离散则返归元始。生死往来，非己所能掌握，“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既然人的出生和死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养形”是徒劳无益的。既然养形不足取，该怎么办呢？庄子提出了“养神”的主张。他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2] 任其自然，站在无为清净的立场，用养神之道来取替养形之术。所谓养神，最主旨是要求精神高度的集中，达到凝神的境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庄子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孔子到楚国去，在一座树林中看见一个驼背老人用竹竿粘蝉，伸手必中。孔子十分惊异地问：你粘蝉技术如此高明，有什么绝招？驼背老人回答说：当然有。我练此技已经数年了。刚开始五六个月时，我练到能够在竿头摞两粒弹丸而不掉落，这时捕蝉的失误就很少了。其后，能在竿头摞三粒弹丸而不掉落，捕蝉的失误仅有十分之一。当在竿头摞五粒弹丸而不掉落时，捕蝉就如同囊中拾取，百发百中。即使这样，当我捕蝉之际仍然全神贯注，我的身躯安定如直立之树木，我的手臂如枯枝般不动。这时，“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我却只知道“蝉翼”之所在，心定无动，不因任何事物而干拢我对蝉翼的专注，这样，怎么会捕不到蝉呢？孔子听后，对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句偻丈人之谓乎！”[3] 这个故事意在强调精神的纯一内守，凝神不二，“则道无不得”，体现在内炼上即可达到神妙的境地。当然，要做到凝神不分并非易事。事实上，庄子认为只有真人或圣人才能办到，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真人或圣人之所以能够办到，这是在于他们“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也是庄子养生学的基本原则。 对此，庄子讲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为梁惠王宰牛，他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抵，动作煞是好看。运起刀来，唏哩哗啦，中乎音节。他的解牛姿态，可媲美“桑林”的舞蹈；他的解牛声音，可应对“咸池”的乐章。梁惠王看着不禁赞叹道：好啊！你的技术何以达到如此绝妙地步呢？庖丁回答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4] 那么，什么是“天理”呢？庄子认为，作为生天生地的“道”是虚静不变的，恬淡寂寞，清静无为是道的本象；休心于恬淡之乡，息智于虚无之境，与阴阳同德，“形全精复，与天为一”，[5]这就是“体道”而依乎天理。对此，庄子用“孔子观于吕梁”，问丈夫蹈水之道的故事，来说明要达到依乎天理的境界，并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途径，而是长期顺应自然的结果。用广成子的一句话“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生，物壮自壮”来说，[6]正是依乎天理再好不过的注解。庄子说：“为善莫近名，为恶莫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7]这段被后人认作是庄子养生纲要的话，其实质仍然是依乎天理的反映。 庄子认为，中和是阴阳平衡的条件，阴阳平衡是正常机体的体现，是应该遵循的生理规律。他说：“至阴肃肃，到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8]又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里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 [9]德，即得天地之气阴阳之和；道，即万物生养消息的规律。这是所有生命物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缘督以为经”，保持其中和，不过是“依乎天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从养生立场出发，庄子指出情感往往是通向天理境界的障碍。他说：“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10]精神状态的各种波动，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喜怒哀乐超出常度，就会造成种种病变。进而，庄子还分析了引起精神波动的生理根源。他说：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耳乱，使耳不聪；五臭熏鼻，使鼻拥塞；五味浊口，使舌失味；取舍乱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养生之害。[11]主张对人的感官加以控制，“治其内而不治其外”，让精神超然于虚无恬淡之中，这样就能“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共德全而神不亏”。这种养神的观点，与《黄帝内经》“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庄子看来，形体是受“神”的支配，养生在大要在于“治神”。只要神清气爽，形体也就免去了物累是非之害。在生死的面前，亦当采取旷达的态度。“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12]即通过忘人情，遣是非，同生死，以保全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永恒。 在他看来，神是依据形而存在的，没有了形也就没有了神，所以养神与养形是相依相存。他举了两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一个是鲁国的单豹，“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七十岁仍然鹤发童颜，结果被老虎吃掉。一个是张毅，他善于社交，无论高门县薄无不参访，结果“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行持虽异，但都不得尽其天年。“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两者皆不鞭其后者也。”[13]因此，“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而鞭之。”也就是说，神、形必须兼顾，通过养神的手段去追求形、神的统一，即生命的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