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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崇拜道，自然很容易就会把这种崇拜延伸到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汉武帝以前的方士多依托黄老名义立言。汉武帝尊儒以后，多数方士又趋附儒家。东汉儒教确立以后，转向正规化、理性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对方术以及谶纬中过于神秘化的内容，都形成强大的排斥力。因而东汉方士逐渐与儒生分流，重新向黄老道家靠拢。方士自称道士的现象也就更加普遍。《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这是三国时期魏国郎中鱼豢的著作，今已不存）载：五斗米道“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 ，可见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就是五斗米道的基本经典。 汉代的一些黄老道徒，已经把老子看作道的化身。例如东汉前期的《老子圣母碑》就说：“老子者，道也”。张道陵家族所传《老子想尔注》，宣称道没有形象，反对民间“指形名道”的观念，但是又说“一”就是道，“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注），实际上还是向“指形名道”的观念妥协了。根据《老子想尔注》、《大道家令戒》，我们可以推断汉晋天师道奉太上老君为最高神。惟其如此，北朝寇谦之改革天师道，要宣称是得到了太上老君的新指示。南朝陆修静作《道门科略》，更明确宣称：“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临奉老君、三师，谓之正教。” 刘屹博士否定前此学术界的意见，主张含有“道”崇拜内容的《老子想尔注》不能出于汉末、《大道家令戒》不能出于曹魏，应是晚出依托之作。他力证“太一天帝仍然是汉末人们心目中最高的主神”，“汉代信仰世界仍然是以‘敬天’为核心观念的。”因而认为：“把老子等同于‘道’或‘道君’，都不是东汉末人应有的观念。”他认为“道”崇拜确立于公元五世纪、可能开始出现于公元四世纪、但不可能早到汉末曹魏。 我基本同意刘屹“汉代信仰世界仍然是以‘敬天’为核心观念”的论点。但是，不能把“汉代信仰世界”看成一个统一的无差别境界，谁是“汉末人们心目中最高的主神”，不应该只有唯一的答案。在大多数人仍然以“敬天”为核心信仰的同时，不能武断地否定一部分人或许已经开始以“崇道”为核心信仰了。我认为，把老子等同于‘道’，并不是特别高深的理论成果，完全没有超出东汉人的思维能力。何况思想史上各种思想的产生，并不完全是按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整齐排列的，深奥复杂的思想超前出现、孤明先发的现象，并不罕见，只是比较难以得到当时社会的理解和接受罢了。 刘屹博士的《敬天与崇道》一书，视野开阔，史料娴熟，功力深厚，论证颇多精彩之处，可以廓清学术界不少谬见。但他对晋以前“道”崇拜（包括太上老君崇拜）文献的否定，实在过于冒险了。须知世间的事，说有易，说无难。要判断某时某处“有”什么事物，只要查出一个样本有，就可以下最后结论了；但是要判断某时某处“没有”什么事物，只要还没有穷尽全部组成部分，哪怕查过成千上万个样本，结果都是“没有”，也不能下最后结论，最多只能推测结论成立的可能性有多大。刘屹的《敬天与崇道》，持论犀利，势如破竹，可惜没有及时收缰勒马，冒险多跑了几步；他否定晋以前出现太上老君崇拜的新见解，据我看来，迄今为止，证据相当薄弱，成立的可能性还不大。 三、《大道家令戒》中的张氏神圣家族 《大道家令戒》宣称汉末“新出老君”授与张道陵天师之位，至尊至神，尊于天地；又于汉安元年（142）于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立二十四治，分气治民。 现存道教史料中，汉末三国时人关于五斗米道创始人的资料，只说到张修、张鲁以及张鲁之母，完全没有提及张鲁的父亲张衡和祖父张陵。最早提到张陵的现存文献，除了《大道家令戒》，就数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其《 魏书•张鲁传》云：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 陈寿原在蜀汉为官，蜀亡入晋，后以才华受司空张华赏识，任著作郎。《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本传言其“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则其生年当为蜀汉建兴十一年（233）。他的时代去汉末不远，《三国志》所述汉末事当比较靠谱。后来学者评价《三国志》，一般认为能据实直书，只是伤于简略。因此我认为其所述张陵故事，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大道家令戒》问世早于《三国志》，但其所述张道陵故事，较《三国志》所述张陵故事丰富，而且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大道家令戒》称张陵为张道陵，即已隐含张陵为道的代表之意。陈寿作为史官，必尽其所能搜集史料，对《大道家令戒》应不会无所知，但没有采用于《三国志•张鲁传》。或许可以推论，《三国志•张鲁传》所述张陵故事较近于史实原型，符合当时一般士人的认知；而《大道家令戒》所述张道陵故事已是在史实基础上建构的宗教神话，主要是天师教徒的认知。 张陵创立道教最初的组织，可能实有其事，但把所谓张道陵与汉安元年（142）从老君受正一盟威之道作为道教创始的标志，则是把后起的神话误认为当时的史实了。所谓“汉中四十余年道禁”，当指张氏家族三代在汉中等地的经营。从张鲁降曹之年（215）倒退四十余年，正是黄巾起义爆发之年（184）前后，则张陵可能是与张角兄弟差不多同时开展道教组织活动的，那时他的年纪当已不小，因为他的孙子张鲁再过几年（191）就出任益州牧刘焉的督义司马了。早期张陵的悟道也许是在靠近繁华蜀都的仙道名山（鹄鸣山或渠停赤石城），但其缔造道教组织，可能是在比较偏僻的汉中一带。《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所说的在灵帝光和年间（178-184） 于汉中领导五斗米道活动的张脩，可能就是张陵当时的得力助手。 《三国志•张鲁传》述张氏神圣家族创教三代，重心在张鲁。而《大道家令戒》所述，重心完全转到张道陵。这应当是曹魏五斗米道的现实需要。张鲁率五斗米道降曹以后，与汉中割据时期相比，道民处境相对艰难。为了维系人心，进而振奋斗志兴教务，张氏家族需要强化其神圣光环。而原先的卡里斯马领袖张鲁因为有失败降曹的经历，众所周知，故其神圣光环已难保持，遑论增强，于是便需要尽力把张道陵的神圣形象塑造起来，作为托古维新的旗帜和象征。对于汉中失败道运低迷的现实，则以渲染末世劫难观念来应对。 后来张道陵的神圣形象，在新的道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南朝初的《三天内解经》是现存的一个主要版本。刘宋时初期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广采博收，包括一些道士神异传奇（例如孙策斩于吉故事），但仍然未涉及张道陵神话资料。或许可以推测，当时张道陵神话虽然传播更广，但仍然主要是天师教徒的认知，未能为一般士人所采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