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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为五谷之华 酒，道教认为是“五谷之华，味之至也”(《养性命延录》)有养生祛病的功能，过饮，则能损性伤命。唐代道教戒律中告诫曰：“学士及百姓子，不能饮酒失养性”(《要修科仪戒律钞》)。学道之人，“不可惑于酒恶”(《洞玄灵宝道学科仪》)，是指修道之人不可耽酒、汹酒，以酒伤身，因酒败性。而在养性中，减酒节行，调和气性，“服气时，每日空腹两盏酒，甚妙”（《太清调气经》）。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盛行服食灵飞散、五石散；唐初又盛行温酒调服四扇散、青云子返童散、构杞散、地髓散等，都是借助酒力以助气、以发散药效、通达精血脉络。因此，道教养生中是提倡节制饮酒，并非绝对禁酒。 道教所饮酒类中，注重药酒的配制。《药酒序》曰：“夫酒者，谷蘖之精，和养神气。性惟慓悍，功甚变通。能宣利胃肠，善守引药势。今则兼之名草，成彼香醪，莫不采自仙方，备守药品，痾恙必涤，效验可凭。”盛行唐代的有地黄酒、黄精酒，枸杞酒、菊花酒、菖蒲酒、松叶酒、松脂酒、柏叶酒，以及桃仁酒、杏仁酒、神仙乌麻酒、三石酒等，均具有轻身明目，延年益寿、补气血、壮筋骨等作用。 “无酒不成俗”，民间饮酒习俗，无不存在在民俗礼仪、宗教斋醮活动中。如新春佳节，必喝新春屠苏酒；端午节，人们倾洒雄黄酒；五月五日，男女老少均佩带符画，饮菖蒲酒；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兴饮菊花酒。酒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是一种物质享受，更是一番精神慰籍。 药茶代饮 古人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根据中国最早的饮茶资料书藉《茶经》的记载，在传说的三皇时代就有了饮茶的习俗。这虽然不是史实，但据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前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的《僮约》中即已提到了“烹茶”、 “武都买茶”。“茶’’这个字，在唐陆羽《茶经》书中首次出现，《尔雅》：“禾賈，苦茶”，郭璞注日：“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芬，蜀人名之苦茶”。注中还谈到饮茶的方法是“煮作羹饮”。西晋杜育《荈赋》中提到饮茶，说“沫沈华浮"，说明西晋时饮用的有末茶，华（花）茶。 药茶，即以草药代茶饮用，或草药与茶共同制成饮剂食用，始出于山居道士所创。陶弘景<<杂录》：“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隋唐时期，嵩山道士、王屋山隐居修道者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等均自制松叶茶、柏叶茶、甘菊茶、杏仁茶、桃仁茶等代饮服用。道士们的制作方法也较简单。如甘菊茶，可明目清肝，治虚劳醒脑。制作：取黄花紫茎的菊花全草，洗浮、阴干、捣末即可。一般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又如薄荷茶，可祛邪气，通鼻塞头痛，去心烦燥等。罗摩叶茶，可除风治头痛。石楠芽茶，可补虚治风。槐芽茶，可治疗肠风下血、大便干燥，痔疮等症。 唐朝人讲究茶效，茶情、茶趣、茶品，《茶经》说：“茶性寒，最宜饮用”，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道士们所创的品目繁多、治疗广泛的药茶，更有胜过茶茗的功效。 刘贞亮认为茶有“十德”：能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除病气、利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行道、可雅志。道门药茶更能“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凝神志、恬心气、益寿延年。 食粥致神仙 “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 我得宠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一一陆游 道士山居，每日食粥，以为粥能推陈致新，生津快胃，所益非浅。(《梁溪漫志》)我们从敦煌卷子中发现“道教神仙粥”一帖食方。方中仅以糯米、鲜姜、葱头三味烹煮，有开胃、提气、健脾的功效。其实道教食疗中又有胡麻粥，仅有胡麻、粳米二味，有乌须发、明目补肾的功能。另还有补益五劳七伤的人参粥、山药粥、构杞粥、肉苁蓉粥、还有可坚筋骨、益气力的苣胜粥、黄芪粥、石英粥；祛风除邪治头痛拘挛的冬麻子粥、薏苡仁粥、葛粉粥、葱豉粥、竹叶粥、侧柏叶粥。治久咳不已的梨粥、罗卜粥、杏仁粥等等，名目繁多，不可胜举。其中既有单味药粥，也有复方药粥；既有植物类药粥，也有动物类药粥。道士服食既可充饥度日，又可治疗疾病，同时也有养生保健的作用o 《黄帝内经》说：“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唐道士提倡的药粥，正是以药治病，以粥扶正的一种高捷易行的食治方法。唐医药家孙思邈《千金方》、《千金翼方》两部巨作中就列有“食治”专节，并记载了许多民间通行的方剂，如用谷皮糠粥防治脚气肿胀病；防风粥去四肢风痹症。道士月吾玄子张鼎《食疗本草》中也有茗粥、柿粥等诸方。道士方士们认为“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以充肌时谓之食，用以疗病时谓之药”，因此，米谷与药物配伍，同煮为粥，相须相使，既不同于单用药物祛邪治病，又不同于纯服米谷扶正调理，而是寓药寓食、寓医寓补，协同作用，使“峻历者，可缓其力；和平者，能倍其功”，正如《本草求真》所谓：‘‘米虽常食之物，服之不甚有益，而一参以药投，则其力甚巨，未可等为泛常而忽视也”。 食疗与本草学 道教饮食中讲究食治，食治专书最早著录于世的当推《汉书•艺文志》中的《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有关食治、食物禁忌的论述；晋葛洪《抱朴子内外篇》中重视饮食的效力，主张服饵仙药，辟谷节食；梁朝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记载了动植物类，矿物类药品365种，并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药物。“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中药，养性以应人”，有予防疾病、增强虚弱体质的作用；“下药、主治病”。从这种分类学看，道教道士的本草药物学观点不是仅限于治疗已发生的疾病，而是着眼于养命和养性，换言之，即道教本草药物学的核心是阐述能够养生防病，延年益寿的动植物，以及能冶炼外丹的矿物类药品。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著有《千金方》、《千金翼方》、《福寿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存神炼气铭》、《保生铭》、《孙真人食忌》等，提出了‘‘可食”、“宜食”、“忌食”、“服食法”、“五脏所宜食法”、“养性法”等专注食疗栏目，饮食与医术并举，饮食与养生同行，一直影响到现代人的生活规则。 其弟子孟诜（道士）撰《补食法》138条(一说为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弟子月吾玄子张鼎（道士）又增补89条，改名为《食疗本草》，其中有很多条目是《唐本草》一书未收内容（参见吴受琚辑注《食疗本草》，1992年，中国商业出版社）。 《千金方•食治》（参见吴受琚注《千金食治》，1989年，中国商业出版社）、《食疗本草》，唐代这两部重要的饮食药物学著作，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书中所载食用药品，主要来源于日常食品，多以瓜果蔬菜、米谷草木及动物脏器为主，食用简便，味美爽口，寓医于食，适用于男女老少、及修道养性者、服饵丹石家。书中对药物食用方法、炮制过程、辅料添加、贮藏方法，以及某些药物多食久食产生的付作用等事项，均予以说明。在正确合理地使用食用药品方面较以前的同类著作有较大的提高。 其次，充分注意到饮食疗法的地区性，对不同地区出产的食用药物均广收博采，对同一药物因产地不同而出现的不同疗效也予以注明，还对同一药品尽量细分出其不同部位的不同疗效，以便充分发挥每一药物的食疗作用。 另外，在编纂过程中，还广采前人之说，吸收民间单方验方，道士实践经验，提出新的食疗方法和疗效，这是对唐代中原地区食疗医学经验的总结和发展。因此，《千金方•食治》、《食疗本草》被后人推崇为唐代道教药物学中食疗书藉的典范。 道教素食 道教中，特别是道团宫观制度形成后，开始奉行素食（菜食）主义，即全面禁止食用肉类食品。形成菜食思想的原因与道教教义、戒律以及佛教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道教认为人类的善恶常在一念之间，一念的善恶会导致行为的善恶，行为和意念的善恶，又决定了人类的宗教业力。行善作恶的具体行动会很快成为过去，然而它的影响，心理上的压力，宗教的因缘种子均会保留下来，成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大潜在力。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有道性，也就是说众生的生命本质平等，作为人，又有什么特殊权力去任意残害生灵?去操纵其他生物的生死大权?万物以一种食物链的姿态生存，动物具有生命，植物也同样具有生命，在自然界中，生命互相融合，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为维持最低生存需要，人类也避兔不了杀生，而在宗教道德、宗教心理范畴中，人类必须竭尽所能地减少杀生，不为口欲，不为恶念而去杀害其它生物，也不叫别人去残害生物，主动维护生的权利，这也是道教宗教信仰的准则，也是道教戒律中的“不杀生戒”。这种思想与儒教的“仁恕”有共同之处，也可谓是同源。 其次道教“承负”学说、轮回报应说的教义，具有威慑恐吓力。因果、转生而遭永世的痛苦，使教徒们归心于素食戒律。 而且，先秦时方土、黄老之徒，养生炼神求神仙，认为“食草者壮健多力，食肉者勇悍轻疾，食谷者智慧聪明，食石者肥泽不死，食芝者延年不死，食元气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杀。是故食药者与天地相弊，日月并列”(《神农经》)，道士求长生成仙，餐风饮露、服饵辟谷，自然不宜进食动物肉质。 包括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在内的唐代道教饮食文化，是中国道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道教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追求内心澄静的境界，通达天道世理，调协五行阴阳，推崇医食同源、药食一如的摄身精神，以饮食涵养人生、完善人性，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