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我认为汉代全面改造了先秦典籍，而汉人对《老子》一书的改造更为典型，因为既有传世的一些“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只一次的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五千多的，也有4999的，除开“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探究很具体的数字。文句不同之存在，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差异的文句达一百四十多句（参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的确是有一字之差，文义廻异的情况，很难说哪是《老子》本义，哪是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不同的原因都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不同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是汉人所为，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上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前前后后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传诵或者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恐怕在有些人眼中算不了什么，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在所难免，有意改字或者增删，那就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的《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主要篇幅章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影响而且只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是为物证，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等，皆以《老子》为书名，《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已有《老子》传人尊为经典之意。《太平御览》191引杨雄《蜀王本纪》，有“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也是西汉末年之事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老子德经》之言”的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就这样形成了，这也是汉人之所为。 二、汉人对《老子》创造性的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解说《老子》，当然主要是表达他自己思想。这种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人们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之一，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重要的可以略举一、二。 首先，就是“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那么，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 ，但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翻描述性的说明，同时又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等（文字较长，不烦详引）。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逐句解释《老子》之言：“道始生者一也”，“一生阴与阳也”，“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天地人共生万物也，天施地化，人长养之”……。解释“冲气以为和”一句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 道的基本特性，虚无、清静、自然等等，在汉人的注释中有很多的阐述，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如汉人在各种论述中谈治国、治身问题，有时是身、国并重，有时或侧重论治国之无为、清静，或侧重讲如何治身，治身又包括身、心两方面，治身的发展就成为养身之术和长生之道，以及心性之学。这些都在汉人“解老”中充分体现出来。 其次，汉人的《老子注》，虽然一切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借《老子》而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可否就“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来肯定它反对“仁义”？那不一定，如果按韩非《解老》之引文“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及其解释，那主要是说明几者之间的关系，仁、义、礼不过是道和德的功效和表现，失掉了道德，就失掉了其功效和表现。在韩非那里，只对“礼”（或者儒家之繁礼、虚礼）进行了非议（见其释“礼者……而乱之首乎”。）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至少应该说，在仁义问题上，老子与“剽剥儒墨”的庄子是不同的。 第三，汉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例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人的定本和解释而发挥的。 三、汉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首先，汉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它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它典籍更为清楚，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它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当今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它道家文献更是有力的实证。 其次，汉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汉代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有这两种思想的表现，甚至有时显出某种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而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应运而生，在汉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着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以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人阐释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突出表现，倡“以无为本”，不就是得到汉人论述的启发吗？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严遵论虚无，确实论得相当详尽（此不列举）。 汉人对《老子》的阐释，有较大的创造性。 （作者：熊铁基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土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秦汉史学界泰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