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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政治哲学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生活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对民生日用问题的强烈关注。他宣讲的“实其腹”， 就是其民生主义的符号，就是其日常生活政治哲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说明他很善于从日常生活的智慧中去发现、总结政治治理的奥妙。在老子看来：“不出户，知天下。” 生活中处处有“道”，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问题，不用出远门，也能知晓治理天下之道。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政治哲学的鼻祖，“实其腹”是对生活教训——“饥饿”的总结。 中国历史上关于饥饿的记载甚至于灾荒年人吃人的记录比比皆是。据《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记载：汉元帝初元元年（—48）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曰：‘为水饥。’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记载汉成帝册免薛宣为丞相时说：“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 《论衡》卷十八《齐世篇》讲了个故事：“琅邪儿子明，岁败之时，兄为饥人所食，自缚叩头，代兄为食，饿人美其义，两舍不食。” 灾荒年辰，饥饿者将吃子明之兄，后美子明之“义”，兄弟二人才免遭被吃掉的命运。此故事亦可见古代粮食紧张状态下人吃人的现象。按《晋书》卷十二《天文志中》所说：蓬星“所出大水大旱，五谷不收，人相食。”“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 《隋书》卷二十《天文志中》也讲：“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见则大兵起，天下饥，人相食。”又云：“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变动也。角而变色动摇，盗贼萌，胡兵起，人相食。”填星之精，流为旬始，“旬始照，其下必有灭王。五奸争作，暴骨积骸，以子续食。” 《隋书》卷二十一《天文志》下记载：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 这一类记载简直就列举不完，举上述几个例子可略见一斑。 在老子那个时代，人们对“饥饿”的记忆显然已经很深，可谓刻骨铭心，所以《道德经》多处强调填饱肚子对于大国治理的重要性：“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圣人治理大国，使老百姓拥有淳朴的心，充实的肚子，强壮的身子骨，却没有野心勃勃的志向，没有填不满的欲望，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即可。“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圣人治理大国，去除眼睛中花花绿绿，只因为大饱眼福靠不住；获取肚子中实实在在，只因为吃饱喝足才是实惠。像所谓“形象工程”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为了吸引上峰之“目”，并不是为了满足老百姓之“腹”。治理大国，重在民生实惠，决不是为了表面上好看，捞取政绩。所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就是讲这个道理。那些自以为有先见之明的制礼之人，其实是把“道”陷入华而不实的困境，是愚昧无知的开始。从政的“大丈夫”，应当选择“民生工程”的厚重实在，而非“形象工程”的浮华浅薄。在老子理想的社会里，百姓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就是吃饭甜甜蜜蜜，穿着打扮漂亮，住宿安逸舒服，老百姓简直就乐在其中。这当中，吃饱吃好是第一位的。因为“饥饿”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人生叙事”的头等大事。大量饿死人乃至于人吃人对生命带来的创伤性事件，使远古的百姓们顽强地记住了“饥饿”的教训，而吸取血腥的“饥饿”教训这一集体的记忆，即由老子“为腹不为目”、“实其腹”等话语表述了出来。 博古通今的老子深知治理大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让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即“实其腹”，进而“甘其食”，经常有点小鲜可烹。“饥饿创伤”给中华民族的惨痛历史教训，长久地保留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挥之不去，老子之后所谓“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无粮不稳”，都是这一记忆的话语符号。而最先提醒我们治理大国必须要首先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就是《道德经》。《道德经》第六十章一开头就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虽未直截了当言说圣人治大国第一位是解决“实其腹”的问题，但仍然让人感受到其弦外之音。经常有小鲜让老百姓可烹，不就是所谓“为腹不为目”？唐太宗总结其为政之道时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 不失农时，前提条件就是“人君”推行“简静”无为的政治，而不失农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经营衣食，以便年年五谷丰登，实现民安物阜。唐太宗已经充分认识到，治国的根本在于人，而人的根本在于吃穿，这是人的最基本需求，故所谓“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以衣食为本”。这些思想，带有很明显的老子“实其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在内。明太祖《道德真经注》在解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揭示说：“善治天下者，务不奢侈，以废民财而劳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宫室台榭诸等，徭役并兴，擅动生民，农业废而乏用，国危。故设以烹小鲜之喻，为王者驭天下之式。” 明太祖显然已经意识到，治理大国的统治者务必“不奢侈”，不大搞楼堂馆所的兴建，厉行节约之风，以避免解决人们吃穿问题的“农业废而乏用”的危机，以避免民财民力因奢侈被剥夺，扰乱民生，民不堪命，以至于“国危”而亡。他认定，老子是以“烹小鲜”的比喻，作为“王者驭天下之式”，从而指导大国的治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首要任务就是使人民衣食不缺。这是《道德经》注重民生的吃饭穿衣问题，对政治家们治理大国的巨大影响。 政治人物“治大国”，不可脱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百姓们的生活疾苦不问不闻，不知道民生之多艰，只知道耳听好消息，歌舞升平，自我陶醉，自我吹嘘，这是永远治理不好大国的。老子指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这意思是讲，老百姓是不怕威吓的，用暴力威慑维持统治秩序，逼迫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压榨百姓生活不下去，走投无路，大动乱就要到来了。只有不压榨老百姓，百姓才会拥护你的统治。政治的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而非谋取私利，政治家必须明白老百姓幸福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才能树立起正确的政治目标，使百姓能够实现其人生梦想，提高其幸福生活的指数。“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从前我们常常将其批驳为平庸低劣、俗不可耐的人生观，这其实是百姓们最质朴的一种生存表达，是对生存的基本需求。“民用雕敝，奸轨不禁”， 腐败横行，这是老百姓最为痛恨的事情。而吃饱穿暖，则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最低需求，“治大国”最起码要解决民生吃饱饭的这一最基本要求。大国之民，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基础上时常还有些小鲜可烹，改善一下生活，岂非更上一层楼，进入小康水平？所以“烹小鲜”这个比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民生的吃饭问题，实际上其中就暗含民生主义。老子这一有饭可吃且吃饱饭的哲学，最实在，最通俗易懂。 老百姓为何陷入饥饿困境呢？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统治者横征暴敛，无休无止地搜刮民财，供其饕餮，百姓则恶衣恶食，以至于饿莩遍野。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卷四揭示：“五谷熟而人民育矣！其神亦不伤人也。其神不伤人，道泰时亨，物阜民富，下有常输，上无苛敛，圣人亦不伤人也。” 国家财用出于民，上无苛敛则足以保证民富，民富则保证源源不断的税赋“常输”国家。反之，巧取豪夺则民穷财尽，国家失去税源，也不可能富强。富强的只是少数皇亲国戚、官僚豪强。老子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政治极其腐败，如同强盗头子一般的统治者，用欺骗和暴力抢夺等手段窃取了高位之后，既得利益到手，就露出本来面目，彻底背离无为之道，宫殿富丽堂皇，食不厌精，过着花天酒地、奢侈淫乱的生活。“盗夸”榨取民脂民膏，霸占多余的社会财富，凭借着“利剑”在手，蛮不讲理，依靠暴力作恶多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把田野搞荒芜了，把粮食仓库搞空虚了，人民群众焉得不陷入挨饿甚至于饿死的绝望困境？最终迫不得已揭竿而起，于是改朝换代，进入下一个周期的轮回。 若按照现象学的方法来直观的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官民社会，官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古人留下的格言，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话头都是官民矛盾激化的鲜明写照。史家所谓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士、农、工、商”构成的“四民社会”，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而漏掉了“官场社会”这非常重要的另一半。“官场社会”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不小，举足轻重。如果说中国古代话语中所谓“江湖”代表“民”的社会，那么所谓“庙堂”则代表“官”的社会。官与民的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官民社会”。唐宋以后，科举制度成为民转化为官的主要通道，而官员犯错误或退休等等原因，又从庙堂回归江湖。需要从“官民社会”这一角度去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矛盾，许多问题才能认识得更透彻。官民之间的矛盾又与贫富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做官和发财是紧密联系的，故有所谓“升官发财”一说，更有所谓“棺材”谐音“官财”之说。无论大官小官，做官的相对于民众而言，都更为富有，占用更多资源。而在“四民社会”中，除了少数的“富民”，譬如豪绅、地主以及富商之外，包括所谓“穷酸”的寒士在内，穷人还是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仇官”与“仇富”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劫富济贫”，尽管也打劫那些“富民”，但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劫官济贫”，包括官府的财富。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也是“民之饥”的主要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民生太穷困，官生太富强。老子所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也就是说统治者禁忌太多，不许老百姓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许老百姓做自己想做的事，搞得人民大众越来越贫穷潦倒。“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上面的官生太厚，吃得太饱，脑满肠肥，占有的绝大部分生活资源自身根本就消费不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人数众多的老百姓则贫无立锥之地，甚至贫病交迫，家破人亡。正如《太平经》深刻揭示的：“夫人畜金银珍物，多财之家，或亿万种以上，畜积腐涂，如贤知以行施，予贫家乐，名仁而已。……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 所谓“多财之家”的“金银珍物”“畜积腐涂”云云，就是指责富人占有了超出其需求的大量资源，致使资源“畜积腐涂”，造成巨大浪费，而那些“贫家”则连春天播种的种子都成问题，更不用说秋天的收获了。也就是说，天地间的自然资源本来是人类的共有财产，应当由人类来共享，但少数人财富积累过剩，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有饿死者。《太平经》在此打比方说，如同大仓库的粮食，本非少数几个老鼠独自拥有，所有的老鼠本来都有份，但少数凶狠的老鼠却霸占了粮仓吃独食，自己吃不完，还不准许其他弱小的老鼠分食。于是《太平经》耐心地教导那些富有的“愚人”说，天地所生的财物，并非个别人能够“终古”单独占有的，富人应当遵从天道，体现仁爱精神，实现天道“周穷救急”的宗旨，“以共养人”。试图唤醒那些吃霸王食的“独鼠”们良心发现，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然而，这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太平经》所抨击的那些吃霸王食的“独鼠”，主要是指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所谓“贫家”自然是民。官与民博弈的最终结果，毫无疑问就是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以至于“民之轻死”、“民不畏死”，揭竿而起，此时此刻，官府试图以死亡来恐吓民众，也无济于事了。百姓“弥贫”，不能“实其腹”以至饿死，民不聊生所导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的治理问题，《道德经》站在社会批判的立场上予以高度关注，并提醒作为“官”的统治者千万不要忘记这一问题。 与强烈抨击“盗夸”的“财货有余”相反，《道德经》高度赞美：“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圣人特别关心民生的疾苦，所以自己并不积累财富，对人民群众利而不害，鞠躬尽瘁而不与民争利。正因为“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正因为圣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积的圣人在上，人民不会感到经济上的负担重；不争的圣人在前，人民不会感到政治上的危害性。因为圣人不与民争权夺利，全天下的百姓都乐于推戴而不厌弃他，所以他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有人能打败他。圣人之所以“不积”、“不争”，是由于“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圣人只有把天下治理好的公仆欲望，而无自己的贪心私欲，不希罕那些世俗之人看重的珍奇物品，学习的是众人所不学的东西，以便补救众人常犯的过错，顺万物之自然而不敢有一丁点胡作非为。“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圣人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的贪欲，只有一心一意“爱民治国”的欲望，反而成就了他这个“私”心。因此，真正的圣人执政治理大国，爱惜民生，体恤民情，大公无私，结果是民富国强，百姓发自内心高唱赞歌，绝不会像“盗夸”的治理那样，搞得民怨沸腾，出现苛捐杂税满天飞，老百姓缺吃少穿，“苛政猛于虎”的悲惨局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这是圣人治国理政的伟大情怀，亦即老子所说“三宝”之首“慈”的情怀。有了这样高尚的情怀，何愁老百姓不能“实其腹”。 具体来说，如何才能实现老百姓“实其腹”？在老子那里，实行“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无为政治是不错的道路选择。《道德经》第六十章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不折腾，待小鲜的一面已成熟再翻动，而非不停地翻来复去搅动，这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生动写照。这一写照绝非从纸上能够得来，而是从日常生活里得来的，更具体地说，它是从厨房里面的烹调活动中得来的，与“纸上得来终觉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推想起来，老子应该是一位美食家、烹调艺术家吧，常常亲自下厨房动手操练，忽一日，由“烹小鲜”时猛然联想到治理大国也是同样的道理，于是其烹调艺术家的角色身份，在瞬间又转换为政治艺术家和思想家。 对“治大国若烹小鲜”，张默生的《老子章句新释》说：“烹小鱼，不可常常翻动，恐怕把小鱼弄碎了。治大国，也不可朝令夕改，过于多事，恐怕把国家弄乱了。所以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但治大国若烹小鲜，必须有道的人才能如此。有道的人临莅天下，是无为而为，使物物各得其所”。 这样解释，应该说是抓住了老子的真精神。陈鼓应先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个警句，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喻示着为政之要在安静无扰，扰则害民。虐政害民，灾祸就要来临。若能‘清静无为’，则人人可各遂其生而相安无事。如此，则一切外在的力量都不至发生祸难的作用。” 可以说，自古以来直到现在，蜂拥而上的注家们，在解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一致认定其精髓就在于暗喻“无为而治”，其诠释所用关键词都是静态的“不挠”、“不扰”、“不烦”、“无为之道”。 在老子的理念中，无为就是不控制支配自然、社会与人性，而是尊重自然、社会与人的本性，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假如试图掌控自然、社会，支配人性，不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治理国家，那就是有为。在老子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的烹饪之道，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天道”，遵守“天道无为”的自然规则才能烹调好“小鲜”，与此相同，运用无为而治来“治大国”，其思想基础也是建立在“天道无为”之上的。正因“治大国”与“烹小鲜”都遵循“天道无为”行事，所以老子得出结论说“治大国”就如同“烹小鲜”一样。无为而无不为，以“无为”来“烹小鲜”则“无不为”，色香味俱全，同一个道理，以“无为”来烹“治大国”，就会收到强国富民“无不为”的效果。一旦富民强国，老百姓“实其腹”即填饱肚子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老子讲无为并非不作为，而是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烹小鲜”就要求这样，你要把“小鲜”烹调好，就得按烹调小鲜本身的规律性及具体操作步骤来进行，不能瞎折腾。如果不该翻动时你迫不及待给它翻身，那就会翻腾烂了，这是越位；如果该翻动时你不及时给它翻身，那就会烧糊了，这是缺位；如果应该从边上给它翻身，你却从中间去翻动，那也会翻腾烂了，这是错位。治理国家同样不得越位、缺位、错位，政府必须对自己的管理权限和职能作出准确无误的定位，亦即不得在权限和职能的定位外“有为”，更不得胡作非为。其实，“无为而治”并非是政府不作为，而是划定应该作为和不该作为的范围，从不该作为的范围内退出去。“无为而治”就是要求政府自我限制自己的权力，自我约束，成为有限责任的政府，把无能为力做的事情交给社会，由社会去承担一部分老百姓“实其腹”的权力和责任。“无为而治”反对建设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全能政府，因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风险也越大，无限权力要承担无限责任，当老百姓不能“实其腹”，就会把所有的怨气和不满意都扣在全能政府头上，这样的政府毫无疑问不仅活得很累，而且把自己放在充满危险的风口浪尖上，随时可能翻船。 “烹小鲜”需要“无为而治”，“治大国”亦需要“无为而治”。“无为”既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其腹”的好处，产生很多实惠，在国家治理中也产生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的效益，无怪老子说：“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治大国必须为“清静无为”的道理，就在于此。可惜的是，漫长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并没有按照老子所渴望的清静自然、“无为而治”来演出。帝国的统治者们简直太有为，太多欲，太好动，太滋事，试图把权力扩大到无限，成为全能政府，实际上却又做不到，能够为百姓办的事很有限。这样一来，反而搞得“民之饥”，不能“实其腹”，使人民群众十分不满意，以至“逼上梁山”，挺而走险，天下大乱，战火纷纭，而帝国的统治者们也就在血与火里国破家亡，江山易主，无可奈何地哀叹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国古代历史正好应证了《道德经》所揭示的：“强梁者不得其死”。 具有无限权力、“强梁”的全能政府无法让老百姓可持续地“实其腹”，终究走不远。反之，历史将会证明，只有老子倡导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无为政治造成的小政府、大社会，才能使老百姓可持续地“实其腹”，实现长治久安。这的确发人深省！ “实其腹”，故重农。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没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如何能填饱老百姓的肚子？由此可以推测，老子是位重农主义者，他对粮食生产是关注的，尽管他没有提出如何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有充裕的供给等一整套方案。但他一再强调要让老百姓“实其腹”，已可窥视其深谙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的道理，或许这一道理在他的语境中是不言而喻的。 《论衡》卷九《问孔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最重也。”对于孔子的观点，王充提出疑问和批评：“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在肚子瘪瘪，“易子而食”、“以子为食”的春秋战国，人如何能够做到“去食存信”？这是王充依据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提出的问题。相信老子如果活着，一定赞同王充的这个问题意识，因为按照老子的思路推导，人们自然会逻辑地推出“实其腹，知荣辱”。 人活着首先要吃饭，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文革”时有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说，此说之荒谬不言而喻，且不得人心。粮食岂能分崩离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吃饭本身也难以想象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管你什么主义，老百姓要填饱肚子才能活下去，这才是硬梆梆的道理，天经地义的大事情。导演王全安在说起电影《白鹿原》时这样发问：“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的胃远远比我们的思想更深刻？” 胃的深刻性就在于：没有饭吃快饿死的人还能思想吗？这与老子“虚心实腹”的观点英雄所见略同。在老子那里，老百姓的思想不需要那么深刻复杂化，只要单纯直率、朴实无华就足够了。从肚子空空会饿死人这一点上说，“胃远远比我们的思想更深刻”，所以老子明确主张治大国之道应使老百姓“虚其心，实其腹”。所谓“实其腹”，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来讲就是填饱肚子。可以说，老子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哲学——“实其腹”，也就是填饱肚子的哲学。 今天我们党秉承老子所赞不绝口的“圣人”的伟大情怀，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实干兴邦，为实现美好的“中国梦”，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享，以民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把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关怀备至，制定出台了不少惠及民生的福利政策，不仅实现老百姓“实其腹”——填饱了肚子，而且使人民群众走上了全面发家致富的小康之路。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的国家，将来还会取代美国成为经济总量第一位的强盛国家。老子在天之灵如若有知，一定会“当惊世界殊”！ 以上文章为作者在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