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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是当今最主要的两大道教派别之一。全真之道将入世“致太平”，出世“证仙成真”融为一体。其出世思想，也正如《重阳立教十五论》“第十五论离凡世”所说：“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莲花，根在泥而花在滤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形寄於尘世而心明於物外，追求入世而超世。全真教入世利益社会关心人群可谓其优良传统，在当今倡导道教与现代文明相结合、道教与社会社会相适应的时代，深刻理解全真之道的信仰内涵，发扬其关心社会冀求“致太平”的理念精神，积极实践“真功”、“真行”，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本文试就全真之道，即全真教信仰的真谛和基本教义，全真之道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问题予以阐述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就正於方家。 一、全真教信仰的真谛和基本教义 为了便於更深刻地理解全真教的基本信仰和主要教义，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宗教背景。全真教兴起兴盛於宋、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战争频仍山河易主，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国破家亡的隐痛深埋在一代人的心底，备受心灵创伤的北方汉族人民，需要汉民族自己本土传统文化形成的道教予以精神慰藉。然而汉魏以来一直为道教主流的符籙派，晚唐以来兴盛数百年的道教外丹黄白术及服气、守一等传统炼养术渐趋没落及其凋弊。同时，晚唐、五代以来内丹修炼兴起，再加上佛教禅宗迅速勃兴、理学昌盛等因素的刺激，全真教、太一教、真大道、净明道等“新道教”乘势崛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重阳祖师直承先秦老庄道家、钟吕金丹道，又融儒家忠孝仁义之学及禅宗心性之学於一体，创立全真之教，《长春真人本行碑》称：“全真一派，道为之源。鼻祖其谁，圣哉玄元。谁其导之，重阳伊始。谁其大之，予长春子。”全真教以老子为道祖，按我们道教的说法，其传授法系是：老子传东华帝君王玄甫，东华帝君传正阳帝君钟离权，正阳帝君传纯阳帝君吕洞宾和纯佑帝君刘海蟾，吕洞宾又传王重阳，刘海蟾传张紫阳(一说钟离权传吕洞宾，吕洞宾传刘海蟾、王重阳，刘海蟾传张紫阳)。王重阳传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邱长春、王玉阳、郝太古、孙不二“七真”，开全真北宗一脉。张紫阳开南宗一脉，与石杏林、薛道光、陈泥丸、白玉蟾被尊为“南五祖”。从这个传授体系也可以看出，全真教标榜直承老子之旨，在修炼上承继钟吕内丹修炼体系。 重阳祖师创教伊始，认为“东方教法年久敝深，吾往拆洗之”、“道之大原，玄文五千。诞夸索隐，匪其正传”，一反当时流行的传统道教，以老子之“道”为最高信仰，以《道德经》为根本经典，重世立教。老子之道，乃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先天地而莫知其始，后天地而莫知其终。其静则归根复命，动则物各芸芸，大无不包，细无不入，无物不有，无时不然。《道德经》阐述老子之“道”，从天道自然无为，大道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出发，本著天人合一，天道与人事相通，治国与治身相同的观点，用自然法则来论述治国养生之道。将清静无为的自然之道与治国之道、养生之道融为一体，寻求国家太平长治、个人长生久视。全真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传，不行而到。 遵循长生久视之道，追求成仙证真的信仰也是全真教义的主要内容之一。与传统的神仙道教追求“肉体长生，飞升成仙”不同，全真教认为“屏去妄幻，独全其真者，神仙也”?。《重阳立教十五论》“论超三界”云：“心忘虑念，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见，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玉清之境矣！”“论离凡世”亦认为“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因此，确切地说，全真教追求成为“真人”而非“仙人”。那麼，何谓“真人”？全真教承继南华真人之说《庄子》中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也就是说有“真知”的人就是“真人”。所谓“真知”就是“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天之所为即天道，人之所为即人道，体天道以善人生的人就是真人。概括地说，真人就是存养本性悟得大道的人。关於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问题，全真教认为，“吾宗所以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邱祖语)。真人超生死，非肉体长生，乃元神不死。 所谓“全真”，乃真功、真行双全之义。全教承袭钟吕金丹道，以识心见性、性命双修的内丹学为“真功”。认为“凡有七窍者，皆可成真”(邱祖语)，成仙证真之本乃“真性”。《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说：“是这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因此炼丹修真者应“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在内丹修炼原则上，全真教力倡性命双修。《重阳立教十五论》中说：“性命是修行之根本，谨紧锻炼矣”，白玉蟾在《紫清指玄集·性命日月论》中指出：“性命之在人，如日月之在天，日与月合则常明，性与命合则长生。”但是，在性命双修的内丹修炼方法上，全真教南宗、北宗却不尽相同。北宗主张先修性后修命，《邱祖全书》中说：“有为功夫命功也，无为妙道性学也”，“三分命功，七分性学”，“吾宗惟贵见性，而水火配合其次也”。“水火配合”即指修命之术。南宗张伯端一脉则主张先修命后修性，认为“命之不存，性将焉存”(紫阳真人语)，“修性先修命，方人修行径，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 全真教不拘一相、不主一教，主张圆融三教、三教合一。重阳祖师以“圆融三教、三教合一”作为全真基本教义，也是顺应当时文化思想潮流的。魏晋南北朝之后，儒、释、道三教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三大支柱，唐代三教并尊，唐中叶以后的总趋势为三教合一。在当时三教文化劫后待兴之际，重阳祖师欲一统三教而高树教帜，给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了一线生脉。他认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关於“三教”，李道纯在《中和集》中讲得更为具体，他说：“禅宗理学与全真，教立三门接后人……会得万殊归一致，熙台内外总登春。”将全真与禅宗、理学并称。 重阳祖师每接人之初，必使人诵持《道德经》和《心经》、《孝经》，《心经》是佛教禅宗的重要经典。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其始祖是南梁时来华的印度和尚菩提达摩，中间经过慧可、僧灿、道信、弘忍，至唐代中叶六祖惠能正式立宗后，经唐、五代的发展，到北宋时形成五家七宗的局面，在佛教各宗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禅宗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关思想，尤其是儒家孟子、《中庸》一系的思想，以心外无佛、明心见性为宗旨，把修炼的重心结为心性的明悟。作为全真信士必须要学习禅宗。全真信士还必须要洞悉孔孟儒学、宋明理学。理学是在儒学与佛教、道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它以儒家思想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宋代理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性与天道”。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天理”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人生、物生均源於天理，天理寓於人身物体，经过了阴阳交感五行妙合的过程。人要完善自身的伦理道德，就必须“穷天理，灭人欲”。朱子认为，恶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人欲”，他说：“不完全等同於私欲，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和正常的生理需要，都是天理。他形象地区别了人的正常生活需求和“人欲”的关系，当有人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时，他回答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凡是超过节度的，无休止的欲望就是“人欲”，反之，只要在道德规范范围内的要求和需要，都是天理。理学的“灭人欲”思想与道教“少私寡欲”思想是相通的，它的许多内容为全真教吸融。 三教圆融，三教合一，是基於三教有共通之处，“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三教同源一致，三教宗极之旨源於仙圣佛以心所体之道。而“道”作为宇宙最高理则，唯一无二，故仙圣佛体道证道之心亦无二，人之“心性”为三教共同之源。无论儒家“修心养性”，佛家“明心见性”，还是道家“识心见性”，都离不开“心性”。李道纯谓心性者，儒家名太极，佛家名圆觉，道教名金丹，实则名三而体一。他还把三教义理的一致点归结为“中”和“虚”。这种三教同源一致说，宋元以来颇具普遍性。重阳祖师出身儒门，熟谙儒典，在修道中深入佛教“七年风害，悟切《心经》无挂碍”，又上承老庄道家、钟吕金丹道一脉，创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花会、三教平等会，他本身就是圆融三教的典范。 总之，全真教即信奉老子之道，圆融钟吕内丹之学，禅宗与理学，以证仙成真和济世救人为目标，力倡真功真行的新型道教。 二、全真之道与关心社会 真功、真行双全是谓全真。真功清静证元初，真行救人疾苦。《重阳立教十五论》指出：“入圣之道，须苦志多年，积功累行”，“只修内功，不修外行，如画饼充饥，积雪为粮，虚劳众力，到了成空”，特别强调“外行”的重要性。只有做到了“功行两全，是谓真人”。可见，全真教非常注重关心社会，把传道济世的社会活动作为“全真”之道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全真教中颇具代表性的龙门派，主张以道合德，特别是邱祖西行觐见及尹志平掌教之后，由积功累行来证道，贯穿伦理道德於修道之中，“教门用功，大起尘劳”成为振兴教门的重心。 全真教关心社会最突出的表现是其“致太平”，让老百姓丰衣足食的政治思想。在当时宋、金、元时期，战祸频繁，民不聊生，甚至面临“鞑人攻城无不破，破则不问妍丑老幼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的野蛮杀戮。长春真人发出“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淩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士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悲闵呼声。长春真人本著老子《道德经》“佳兵者不祥之器”、“杀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以及“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的垂训，抱著“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的弘愿，审时度势应成吉思汗诏请，以七十高龄，风雨四载，跋涉万里，赴西域大雪山谒见成吉思汗。据《元史·邱长春本传》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城。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深契其言，赐之虎符，副以玺书，尊邱祖“神仙”。“诏顺命者不诛，许降城而免死，宥驱丁而得赎，放俘口以从良，四百州半获安生，数万里率皆受赐”(秦志安语)。不仅如此，邱祖还抓住成吉思汗允许道教自由发展的时机，利用道观，广发度牒，以独特的方式“救民”。《元史·释老志》载曰：“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惧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虚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邱祖止杀救民的大功德，后世乾隆帝称赞说：“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救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全真教“救民疾苦”，还主张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使饥饿者得食，劳动者得息，时寒时暑皆有所养。尹志平在《清和真人北游语录》中提出：“中道几乎变易，故知后人未易行，却不若积累功行最为有效。必有志於功行，莫如接待，凡所过者，饥得食，劳得息，时寒时暑，皆得其安息。德施於人者有如此而功可不谓之大乎？”把让百姓富足安乐当做积功累行的目标。 全真道的政治思想还有著明显的忠君尊王观念。《户县秦渡镇重修志道观碑》谓：“全真之教虽遗世独立，而尊君亲上之心常存；虽遐遁隐居，而爱人利物之仁愈切”，可谓一语中的。《金关玉锁诀》就将“忠君王”作为持戒的重要条件。丹阳真人《十劝》文中，“第一不得犯国法”，《立誓状文》强调要“谨以国法为先”。《初真十戒》“第一戒者，不得不忠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行”，将忠君孝亲列为首务。这些教义有利於维护君主统治和社会稳定，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从而更加强了道教的世俗化倾向。联想到现实，“谨以国法为先”“不得犯国法”，这与宗教与社会社会相适应的要求，即“宗教必须遵守社会社会现阶段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按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而不能同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相冲突”，是完全相符的，全真道的某些教义完全可以在当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全真道关心社会还表现在重视“德治”，注重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云：“今观终南山重阳祖师，始於业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诘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尝率其徒演法建会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思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重阳祖师把儒家的“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论与道教“少思寡欲”的宗教修养论结合在一起，教人“孝谨纯一”，十分重视儒家《孝经》，并将“孝敬父母师资”作为修持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於广大的居家信众，全真教劝以忠孝仁慈修善积德。长真真人《赠韩家郎君在家修行》诗云：“崇真起善立玄堂，谨奉朝昏两炷香。内侍孀亲行孝道，外持真正合三光。常行矜悯提贫困，每施慈悲契下殃。他日聪明如省悟，也应归去到仙乡。”又有诗云：“为官清正同修道，忠孝仁慈胜出家。行尽这般功德路，定将归去步云霞。”谓“忠孝仁慈”、“为官清正”是得道成仙的“功德路”。清和真人尹志平主张未学仙道先修人道，个人修身先做个“谨慎君子”，其《北游语录》中说：“凡学道虽未能到通天彻地处，先作个谨慎君子亦不亏已，然大圣大贤皆自此出”，以儒家的圣人标准作为修道准则。姬志真在《云山集》吟“实德”、“实行”两诗中大体概括了全真教处世的行为准则。《实德》诗云：“才生一德鬼神知，元本良心不可欺。济物利性忘取舍，从人屈己事谦卑。私邪偏见寻常拔，忠孝仁慈上下移。恭谨至诚无谄曲，人天何处不相宜。”《实行》诗曰：“后己先人谦又谦，常怀本分自清廉。利生接物仁无义，契理明真义亦兼。莫幻骄邪惊世欲，休生诡辩狂闾阎。本行德业能深积，向上机关不用拈。”以恳心低下，断继人我，施诸方便，利益群生，忠孝仁慈，恭谨至诚等为行为规范，与儒家道德观相比，又确有自己的特色。 全真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也是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仙经万卷，忠孝为先。忠孝为诸戒之道，百行之原，学者之先务。《初真十戒文》称：“大忠者不昧其心，至一物不欺。大孝者不悖於理，至一体皆爱。一语欺心即非忠，一事悖理即非孝。《忠经·天在神明章》云：“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物生；人无私，大享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把“忠”看做天地万物正常发展的根本，“忠”有利於群体、国家的统一和凝聚，有利於社会的有序进行和稳定，它所体现的为国家、民族、天下不惜牺牲个人私利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孝经》把“孝”分为天子之孝、士大夫之孝、庶民之孝，把自爱其身、修身慎行作为“孝之始也”，以报父母生育之恩，师长教诲之恩。帝王官吏“为官清正”、“以百性心为心”亦为“孝”。“孝”有利於家庭亲情关系的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的稳定，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继承和发扬忠孝的道德，并不是要完全以过去的“忠孝”标准行事。 全真教亦讲“仁慈”。“仁”是儒家基本的道德思想，其核心是爱人。“仁”包括忠恕、克己、孝悌、自爱，还包括智、勇、恭、宽、信、敏、惠等道德规范。全真教“仁慈”与此相通，并多有借鉴，“善人吾善之，不善人吾亦善之”，提倡人与人相爱，尊重人的价值，同情人，帮助人，在现实生活人际关系中，仁慈思想的道德规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信义”变是全真教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全真教讲求诚实有信，“利生接物仁无失，契理明真义亦兼”。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社会上暂时出现的某些一切以经济利益为轴心，不顾社会效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不良现象势必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全真教重“信义”的原则无疑会对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全真教还倡扬三纲五常。元初道士陈致虚在《金丹大要·道德经序》中明确提出“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纲五常，次则因定生慧。纲常既明，则道知纲常而出，非出纲常之外别有道也”，又说：“群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纲常也，万世不可易。”以道教之天道喻儒教之纲常，以“道”为纲常伦理之本，将儒道从根本上统一起来，规定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剔除纲常道德中的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等等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消极因素，对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关系和《礼记·礼运》所强调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无疑对於改善人伦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会有积极的作用。 全真教“少私寡欲”、“不敢为天下先”的名利观念也是值得提倡的。《道德经》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对於物质追求的过度奢靡，必将给人性命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致使社会上层贪赃枉法，腐败风行，社会下层欺诈横生，劫贼蜂起，最终将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乃至毁灭性战争，人类自我毁灭。当然，指出不加节制的物欲的危害，并不是否认人正常的生活目标和生存需要，而是让人们懂得不为物役才能获得幸福，体味真生活。修道立德，淡泊名利，平和心性才能享受生命本有的快乐，正如禅诗所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心头挂，便是人间好时节。” 全真教关於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追求“天人合一”的教义思想，对生态环境保护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全真戒律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如《中极三百大戒》中，保护动物鸟类的有：“不得杀害一切众生物命”、“不得有心践踏虫蚁”、“不得上树探巢破卵”等；不得虐待惊吓动物鸟类的有：“不得鞭打六畜”、“不得惊散栖伏”、“不得惊惧鸟兽促致穷地”等；保护植被的有：“不得无故采摘花草”、“不得无故砍伐树木”、“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等；保护水源的有：“不得便溺人所食水中”、“不得误以毒药投诸水中”、“不得塞井及沟池”、“不得竭陂池水泽”等等……这些规范无疑有益於环境道德建设。 全真教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规范，如悯孤恤寡，敬老怜贫，济人救铖，修桥补路，施药治病，隐恶扬善，解释冤怨，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戒偷盗，戒淫邪，戒说谎等等与当代社会公德也是相适用的。 全真教把出家修仙证真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裏，把道教社会化，具有“致太平”“忠君尊王”的政治观念和儒家社会伦理色彩，倡扬三教，合一儒释，无怪乎陈恒先生在《南宋河北新道教考》中直谓全真教“非儒非释”，亦不能“漫以道教目之”，“若必以为道教，亦道教中之一改革派耳”，甚至极言全真教乃“儒教的一个支派”。今天，我们探讨全真教关心社会的政治和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其用意也就是发扬其关心社会的优良传统，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 (范恩君：山东省道教协会副会长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