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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研究的历史已长达百年，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真道研究更是繁荣发展，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清代全真道也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焦点之一。尹志华博士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最值得瞩目的成果之一。这一苦心孤诣之作一经问世就受到学界普遍的关注。吴亚魁（注1）、秦国帅（注2）、孙伟杰（注3）、刘文星（注4）、谢一峰（注5）、程乐松（注6）均从不同的角度评论介绍了这一研究著作。 近年来，明代以后的全真道历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新论题之一。（注7）这一论题的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得益于大量新发现和公布的明清时期的第一手碑刻材料。（注8）《新探》一书中处理的文献很多来自地方志和野外碑刻，这在史料的构成方面与以往的道教史研究有根本的区别，使得这部著作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注9）除了碑刻文献，文人学士等撰写的诗文笔记和宫廷档案里中也蕴藏了许多对于全真道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史资源。但是由于清人文集的数量庞大，往往让许多研究者望而生畏。（注10）作者凭借个人在收集整理典籍文献方面扎实的学术功力，从庞杂的文集和档案里爬梳出许多新材料。正是通过对各种材料全面系统的收集和专业细致的整理，《新探》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从正史文献里看不到的全真道在清代发展的历史面貌。 《新探》一书以“时间为经”，梳理了全真道在清代四个历史时期兴衰沉浮的历史线索，又以“地域为纬”,描绘了清代全真道在地理分布上所形成的新格局及其过程，重点考察了清代全真道各地宫观的情况和法脉传承的状况。通过考察，作者认为：“总的看来，除个别情况外，清廷对全真道既无尊崇之举，也未予以贬抑，因而全真道在清代的兴衰，主要取决于教团本身的人才状况和各地宫观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所以，《新探》一书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勾勒清代全真道的历史图景。 1.全真道与清廷、各地官府士绅、善信平民等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 各地官府士绅、善信平民等社会阶层是营造全真道外部社会环境的主要力量，各地官员和驻军将军则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新探》指出：“清初，清朝各地官员和驻军将军支持甚至主导了许多道教宫观的修缮和重建。”如：武当山的复真观和周府庵、葭州白云山的白云观、三原县城隍庙、南阳玄妙观、成都青羊宫、罗浮山冲虚观、惠州元妙观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新探》强调:这是因为“道教有‘辅翼王化’的功能，成为各地官府用以重建社会秩序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或许是主要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比如：“浚县大伾山吕祖洞道院”和“成都二仙庵”等个案就反映出，部分地方官员对于全真道的扶持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出于个人对道教的信仰或对某位高道的崇敬之情。 在清代其他历史阶段，各地官府对宫观也多有护持，有时甚至“扮演了决定一个庙宇性质和走向的角色”。除了官府的护持，全真道得以在各地发展还有赖于乡绅善信和各种信众组织的庙会、朝山会和香会的支持。如“南阳玄妙观”、“陕西葭州白云山道观”等例子。但是，宫观与各个阶层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并非都是良性的，有时也表现出对立的一面。这种矛盾主要是由庙产和管理权引起的。道观不仅常与当地民众佃户发生田产纠纷，还与一些地方“会首”之间存在管理纠纷。这些问题最后通常都由官府出面从中调停解决。如“道士梁一亮复兴楼观台”、“周至县朱仙庵”、“三原县城隍庙”、“城固县洞阳宫”、“沔县武侯祠”、“罗浮山道观”等例子。由此可见，尽管《新探》一书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全真道各地的精英阶层与管理者阶层的交往活动。但是，也适当地注意全真道在与民众交往过程中造成影响的历史现象，这或许更能体现出全真道在具体时空下的真实历史面貌。 2.各地高道顺应时代和社会形势，通过各种弘道活动来发展全真道。 关于全真高道的弘道活动，《新探》一书中着墨较多的是“公开传戒活动”。作者认为：在清代确立的全真道开坛传戒制度，为全真道宗教权威的产生方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为全真道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其中一种重要影响就是“既加强了各地全真道观之间的联系，又打破了全真道内部各个支派之间的壁垒”。但是，传戒活动在雍正乾隆时期曾陷入沉寂。如果作者可以尝试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并考察在这一期各地宫观之间是否通过某种传戒以外的形式建立加强联系，应该可以对清代全真道地理分布新格局的形成过程有更加清晰完整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考察全真道传戒历史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北京白云观、成都二仙庵、杭州玉皇山福星观等宫观传戒的《登真箓》作出积极的探索，这是作者在史料使用方面的一大特色。另外，作者在楼观台的个案研究中，还利用碑阴材料揭示了一些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宫观教团的历史信息，如：楼观台与周围道观的关系，庙务和教团执事分工的变化情况等问题。笔者以为，如果可以尝试挖掘收集更多碑阴记载的教团材料，对于宫观间的交流问题或能有新的认识。 除了传戒活动，《新探》一书还着力展示了各地全真高道和他们的徒众募化复兴宫观、开创道院、著书立作、汇编重刊道教大型丛书等种种传道活动和以医济世、扶贫济困、兴办慈善和教育事业等为地方民众福祉作贡献的种种事迹。典型的例子如：白玄福、李常庚、周太朗、杜阳栋和曾一贯、梁一亮、张清夜、王来通、陈复慧、贝本恒、刘一明、闵一得、李明彻、刘名瑞、张宗璿和姚祥瑞、阎永和等等。 《新探》一书不仅对学界研究得较多的全真道人物做进一步的探讨，也特别考察了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尚未涉及但较有影响力的清代全真道人物，如李常明、余体崖、顾阳光等。此外，《新探》还研究了教团中两个具有特殊身份背景的群体:清初入道的明遗民和清代加入全真道的太监。教团道教信徒社会身份的多样性，往往能为全真道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和社会支持，如“刘增禄”的例子。“清末湖州金盖山纯阳宫云门教团”的成员，“除少量是出家的全真道士外，都是在家居士”。这“代表了全真道适应社会发展，成功走出道观，融入社会，以新的发展方式发挥道教的宗教功能和社会慈善功能。” 总体而论，作者通过翔实的材料、丰富具体的个案和认真细致的考察构建了一幅清代全真教历史图景。《新探》一书是一部系统全面的断代史研究的著作，而且兼具利用碑刻材料研究全真道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新视角。作者不是简单地把道教与某种社会形态及其意识形态捆綁在一起，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致力于将全真道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下做全面系统的考察。他收集整理了丰富的史料，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全真道在社会中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全真道作为一种宗教，其宫观在各个区域有什么活动，其教团的组织形式有什么变化，又是如何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这一切又都是与教团内部的人才状况息息相关的，全真道的有识之士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们为弘道所做出的种种贡献是全真道得以传承发展的关键力量。 注释： 1.吴亚魁：《全真道断代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读尹志华博士<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有感》，《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4期，189-191页。 2.秦国帅：《何为兴衰？谁主浮沉？——读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2期，282-284页。 3.孙伟杰：《<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评介》，《新世纪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143-145页。 4.刘文星：《书评—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汉学研究》，2015年第3期，385-391页。 5.谢一峰：《清代全真道的全景式研究──评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5年12月号，137-146页。 6.程乐松：《评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人文宗教研究》第6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第280-286页。 7.王宗昱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真道研究突破了旧的格局。随着新材料的发掘和积累，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新鲜的论题，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两类论题：一是全真道分派的历史；二是明代以后全真道的历史。参见王宗昱，《目前全真道研究的几个问题》，《全真道研究》第3辑，齐鲁书社，2014年6月出版，第1-10页。 8.赵卫东指出：以往研究道教的学者大多把研究的兴趣集中于明清以前，对明清道教研究较少，形成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而最近几年以来，随着道教碑刻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大量明清时期的第一手碑刻材料被发现和公布，明清道教的神秘面纱正在慢慢揭开。参见赵卫东：《碑刻材料与全真道研究》，《海岱学刊》， 2015年第1期，217-238页。 9.参加王宗昱对《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的评介，载于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10.葛兆光：《关于道教研究的历史和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75-85页。 （原载香港道教学院主办的《弘道》杂志2016年第3期，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宗教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