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晓：历代武当山志所见玄帝灵验故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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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代武当山志重视玄帝灵验故事的收录，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载录方式比较灵活，有单独设卷立目者，亦有散见于其他卷目者。入志玄帝灵验故事主要围绕着玄帝修真、宫观建设、斋醮法事、像器陈设、朝山信众等几个主题展开叙述，不仅继承了道教灵验记的优良传统，还较好地体现了山志纂修者阐教、劝世、护山的编撰意图，具有浓郁的宗教情怀、鲜明的本山特色和强烈的现实精神，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憾和不足。正确认识和评价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地位和作用，既有助于传统宫观山志的挖掘整理，对新修宫观山志的编纂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武当山；武当山志；玄帝；灵验故事
道教灵验故事内容丰富，源远流长，载诸文献，所在多有 。玄天上帝贵为道教尊神，威灵赫奕，有求必应，其灵验故事自然也广为传诵 。历代武当山志虽非专记玄帝灵验故事的典籍，但武当山乃玄帝修真证道的祖庭圣地，素以“灵应如响”著称宇内，故山志编撰者也大都留意于玄帝灵验故事的收录。这些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类型多样，不拘一格，既有鲜明的武当特色，亦因时代背景的变迁和修志动机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志书风貌。兹就所见，略作考述，以示诸同好，引玉大方。
一、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载录方式
由于并非纯粹的道教灵验记，历代武当山志载录玄帝灵验故事的方式就显得比较灵活，通常散见于志书的相关卷目，但也有单独设卷立目者，大抵与志书的体裁、体例以及编撰者的修志动机相适应，较少条条框框的束缚。
元修山志有两部，即至元辛卯年（1291）本山高道刘道明撰《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卷和署名“龙兴路云麓樵翁罗霆震”撰《武当纪胜集》一卷 。《总真集》虽不曾为玄帝灵验故事单独设卷立目，但志中此类故事仍随处可见。例如，卷上“七十二峰”载金锁峰、茅阜峰，卷中“神仙灵迹”载磨针石、榔梅仙翁祠，卷下“古今明达”载神仙房长须五龙栽杉等，都事涉玄帝灵验，虽着墨不多，但已初具梗概，其中不少还为后代山志所继承和发挥。相较于《总真集》的体例完备和分类明确，《纪胜集》是一部典型的诗体志书，全志系由209首题咏组成，这种特殊的志体显然限制了其对玄帝灵验故事的载录，故暂不列入讨论范围。
明修山志有六部，即宣德六年（1431）钦差太常寺丞武当山玉虚宫提点任自垣纂修《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十五卷，嘉靖十五年（1536）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武当山提调藩臣方升纂修《大岳志略》五卷，嘉靖三十五年（1556）内官监太监武当山提督内臣王佐修、均州学正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十七卷，隆庆六年（1572）抚治郧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凌云翼修、均州学正卢重华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八卷，万历三十八年（1610）钱塘卧游道人杨尔曾辑《太和山图说》一卷和崇祯十五年（1642）荆门人龚黄辑《玄岳登临志》一卷 。这六部明修山志，以任自垣志载录玄帝灵验故事最为丰富，该志卷十一“神物集”附录“灵验报应略节”和卷十三“录金石”所载“天真瑞应碑”，都属于特色鲜明的玄帝灵验故事，不仅类型多样，而且记述较生动，情节相对完整。所可憾者，是任自垣志不曾为这些灵验故事单独立卷。方升志卷五“杂考略”置“灵感类”和“瑞应类”两目，专载玄帝灵验故事，内容多源出任自垣志，但又远较任自垣志为略。至王佐志，始为玄帝灵验故事单独设卷，该志卷十三题作“祯祥效应”，专收本朝玄帝灵验故事，记述虽不及任自垣志生动详明，但其赓续嘉靖朝灵验故事四则，内容上也算有了新的拓展。凌云翼志因卷目删减之故，不再为玄帝灵验故事单独立卷，但该志卷四不仅仍然保留有“祯祥效应”一目，还全部因袭了王佐志的旧有内容。杨尔曾志和龚黄志皆为辑录体志书，前者较少涉及玄帝灵验故事方面的内容，后者虽有载录却无甚新意，
清修山志有四部，即康熙初年郧县教谕万甲与县人顺治拔贡李绍贤增修山志二十四卷，康熙二十年（1681）分守下荆南道杨素蕴修、均州知州王民皞等纂《大岳太和山志》二十卷，康熙年间陈梦雷等原辑、雍正初年蒋廷锡等重辑《武当山部汇考》四卷，乾隆九年（1744）湖北布政使司分守安襄郧下荆南道王概修、襄阳府清军巡防同知姚士倌等纂《大岳太和山纪略》八卷 。这四部清修山志，万甲志已佚，杨素蕴志已残，详情不得而知，但据杨素蕴志卷目设置可知，该志凡二十卷十六目，其中特辟“灵异”一目，臆其内容，当与玄帝灵验故事有关，惜已无从稽考。陈梦雷志虽属辑录体志书，且以艺文居多，但仍不忘旁搜玄帝灵验故事入志，其中有辑自宋人张端义《贵耳集》故事一则，为明修山志所无。至王概志，载录玄帝灵验故事最为集中的卷目，乃卷四“拾遗”一目，考其入志内容，取材较广，有沿用明修山志者，有钞撮《道藏》者，也有一些为清代新增，显示了清修山志对玄帝灵验故事的立场态度。
民国时期的山志有两部，即民国十一年（1922）襄阳道尹熊宾修、道署第一科科长赵夔等纂《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八卷和民国三十六年（1947）署名“白衣道人”撰《武当风景记》一卷 。熊宾志是以清乾隆九年（1744）王概志为底本续修而成，除卷四新增“金石、教规”二目外，其余诸卷的类目设置悉同旧志，只是在内容上多少有所增补。因此，该志载录玄帝灵验故事也主要集中于卷四“拾遗”一目，不过由于又续入了自清咸丰六年（1856）至民国十年（1921）间发生的数则灵验故事，遂使内容显得更为充实。此外，熊宾志有迟来文稿数篇，未经分类，悉附志末，其中《庹孝子传》诸文也属于玄帝灵验故事的范畴。白衣道人志韵散结合，以题咏武当风景见长，其中虽有多处言及玄帝灵验故事，但大体不出旧志窠臼。
新中国成立后，山志凡一修，即1994年4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武当山志》。该志撷旧志之精华，吸新学之成果，历经八年，七易其稿，内容堪称宏富，但于玄帝灵验故事却很少涉及，几无载录。
二、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类型构成
尽管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载录方式比较灵活，类型也比较多样，貌似信手拈来，杂而无序，但细绎其详，这些灵验故事的内容相对来说还比较集中，大致围绕着玄帝修真、宫观建设、斋醮法事、像器陈设、朝山信众等几个主题展开叙述。而且，山志编纂时代不同，入志灵验故事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及时因应了武当山历史地位的变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与玄帝修真有关的灵验故事
据道经记载，玄帝原为净乐国太子，十五岁辞家入武当山修道，四十二年后，功成飞升。玄帝住世武当山期间，历尽艰辛，克证大道，留下了不少优美的传说故事，也引起了历代武当山志的关注。例如，《总真集》卷中“神仙灵迹”载“榔梅仙翁祠”云：
榔梅仙翁祠，在五龙宫北，磨针石南。上百步，有枯木一二，边有一木参天，呼之曰“榔梅”，榔木、梅实、桃核、杏形。耆旧相传，此木一枯，不出丈寻，一株复荣，真仙果也。下一庙曰“榔梅仙翁”。四五月间，果熟之时，树高不见其形，叩祷仙翁，移时自落，取而食之，味酸而甘，然亦罕得。以验丰歉，丰年实多，荒年则无。传云：玄帝磨针之悟，因摘梅花插于木上，誓之曰：“我若道成，汝当结实。”是以灵根仙迹，万古如初。
玄帝折梅寄榔，立志成道，后榔梅有应，果如其誓。这个灵验故事既表明了玄帝修证大道的决心和勇气，也再次宣扬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具有很好的教化意义，因此被后代山志广为传诵。不惟如此，由于渊源玄帝，来历非同寻常，武当榔梅还被后世奉为仙果，成了祥瑞的象征，至明永乐年间大修武当时，又进一步演化出“榔梅呈瑞”的灵验故事。
2、与宫观建设有关的灵验故事
武当山的宫观建设，以明代成就最大。明成祖朱棣和明世宗朱厚熜曾先后两次大规模修建武当宫观，以栖真妥神，奉祀玄帝，明修山志分别称其为“创建宫观”和“重修宫观”。际此武当大兴，玄帝也屡次示现，诸如黄榜荣辉、黑云感应、骞林应祥、榔梅呈瑞、神留巨木、水涌洪钟等，种种不可思议之事，蔚然风起，颇著灵异，这些灵验故事既是明修山志重点载录的对象，也常为后世争相乐道。例如，任自垣志卷十三“录金石”载录“天真瑞应碑”之“神留巨木”云：
国朝敕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敕建武当宫观。材木采买十万有奇，悉自汉口江岸直抵均阳，置堡协运。永乐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工部侍郎郭琎同吏部郎中诸葛平等，督运木植，经过武昌，见有大木一根，立于黄鹤楼前江水中，上露尺许，若石柱焉。奔流巨浪，昼夜冲激，不假人为而屹然不动。随复探视，水深五丈五尺，而木止长四丈，下又虚悬，众皆奇异。缆系于舰，亦不劳力而随至岸下。岂非神留，以需大用。遂令护运至山，沿江军民见者，莫不咨嗟起敬，以为灵异。侯与驸马于是具鼓吹，迎送玄天玉虚宫。复上闻于朝，以为正殿之梁，使万代有所瞻仰。仍图其事，附著于《启圣录》云。
明成祖大修武当，玄帝示现留木，这个让人“莫不咨嗟起敬，以为灵异”的故事，意在标榜明成祖创修宫观的善举功德无量，因此才会得到玄帝的支持和默佑。
无独有偶，类似“神留巨木”这样的灵验故事，至明世宗重修武当时，又一次神奇再现。王佐志卷十三“祯祥效应”载：“嘉靖三十□年□月□日，重修宫观，宜都县渔人夜获巨木于江，斧记甚异，有司知之，运送工所收用。该督工侍郎陆杰奏闻。” 这个灵验故事的套路，显然与永乐年间“神留巨木”的故事如出一辙，用意也一脉相承，只不过情节要简单了许多，生动性也远不如前。
3、与斋醮法事有关的灵验故事
早在元代，武当山就已是元皇室“告天祝寿”的重要道场。入明以后，特别是明成祖大修武当以后，由于明皇室奉玄帝为“护国家神”，武当香火也因此成了朝廷的“御用家庙”，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斋醮法事，以祈福禳灾，福国佑民。伴随着斋醮法事的举行，往往会发生一些非常灵异的现象。例如，洪熙元年（1425）二月望日，钦差礼部左侍郎胡濙奉命至武当山祭祀玄帝，“登山之日，忽有鹤一十五双，盘旋于金殿之上，良久始去。五色祥光，照耀山谷。将事之时，阴云四合。方祭之顷，星斗灿然。祭毕，阴云复合，俨若神灵歆格聚散之状。官民道众，鼓舞欢忻，咸以为朝廷精诚之感，千载一时之遇也” 。这件事影响很大，流传甚广。事后，胡濙还亲撰碑文，并由遇真宫提点道官罗凤翔等勒石为铭。另据王佐志卷十三“祯祥效应”记载：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提督太监王佐奉旨于太和宫建醮，大顶正东，五色霞光贯射金殿。十五日，于净乐宫建醮，大殿东南，五色霞光旋绕，又仙鹤八只，自东南而来，翱翔数刻乃去。二十六日，于遇真宫建醮，五色霞光复现，逾时方散。
这些因斋醮法事而起的祯祥瑞应，虽然仅止于现象描述，缺乏情节，故事性不强，但宗教意味很浓，很好地营造了玄帝有灵、天人有感的信仰氛围，有助于鼓舞士气，扩大玄帝信仰的社会影响。
4、与像器陈设有关的灵验故事
作为玄帝信仰的重要内容，武当山的像器陈设来源广泛，样式精美，既被赋予了特殊的宗教意义，同时也具有了非凡的灵性。例如，熊宾志卷四“拾遗”就载有两则与武当山太和宫金殿有关的灵验故事：
均掾孟洪范记康熙丁未诣山，见金殿门限为朝谒者踵履所摩，啮蚀而凹，旁高五寸，中仅余寸许，如月缺样。至庚戌视之，若渐隆起。壬戌后，已平满如新补者然。均相礼生员陈言亦志其事。
太和宫金殿四隅嵌有海马，每逢夏至后，海马夜间作吼声，口吐氛焰，直达空际，化为紫霞。越五日，必有迅雷暴雨，荡涤金殿。
坐落于武当山天柱峰的太和宫金殿，为铜铸鎏金重檐庑殿式仿木构建筑，造型华美，富丽堂皇，原系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大修武当时敕建，是明代王权和神权在武当山的最高象征。因其地位崇重，故朝山善信无不竞相趋谒。这两个与金殿有关的故事，无论门限自平，抑或海马吐雾，都意在突出金殿的特殊地位，宣扬其神圣和灵异。
其实，不独金殿，但凡武当山的像器陈设，都因玄帝信仰的缘故而充满了神性的光芒，凡俗只可敬畏，不可轻慢，更不可妄生觊觎之心。否则，必遭谴报。例如，任自垣志卷十一“神物集”附录“灵验报应略节”就载录有这样两个故事：
均州土民徐巴子，于洪武初年间，带领乡民八九人，登山寻讨铜铁。行至紫霄宫，望见太子岩有铁圣像，即至，用石打下铁手一双，岩下巨蛇满前，惊怕且去。转上雷公洞，打下雷君铁裙三五片，雷火赶遂，直至太子坡。巴子始觉畏惧，将铁片抛入山下。不过三五年，其八人俱得恶报死。既后，巴子顽心不改，又带领数人至清微宫偷盗铁钟。忽然，烈风雷火骤发，其余从逃入林谷，惟巴子被火围绕烧死。嗟夫，损坏圣像，盗取铁者，获恶报如此捷哉，可不畏乎！
谷城居民于永乐十一年充当夫役，在黑虎庙偷去铁秤槌一个回家。从此，家生横事，连绵患病。病人声言，不合盗了山中香火处之物。遂自忏悔，送还黑虎庙，方得家宁人妥。於戏，物虽小，窃取之意不轻也。山神有如此之灵应，不可不戒哉！
这两个故事中的人物，都因擅自窃盗武当山的像器陈设而招致横祸，其中一人因冥顽不化而终至丧命，一人则因悔过及时而得以消灾。这两个故事的情节虽然都不复杂，但却具有很强的现实震撼力，都从消极方面再次彰显了武当山像器陈设的神圣不可侵犯。
5、与朝山信众有关的灵验故事
武当山的进香习俗由来已久，奔走兆庶，岁无虚日。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怀揣着各自的祈愿，向玄帝虔诚朝礼，冀望诸事顺遂，清吉平安。但实际结果却因人而异，判然有别，凡忠孝良善者必得神佑，而奸佞邪辟者则恶报难逃。例如，熊宾志卷四“拾遗”就载有两个进香客反遭神谴的故事：
光绪辛丑春，有曾暴芟者，四川人，来顶朝谒，焚楮祝祷毕，倏发颠狂，喜怒不时。怒则裂衣破肤，高躍数尺。喜则自作娇语，纤步学妇女状。数日之间，体无完肤。最后，覆身倒地。自言有族嫂某氏，孀居三载，被吾饮以药酒，迷受吾奸，今报施不爽矣。言毕，化为白犬，投岩而死。
民国十年正月，有范天千者，均县茯苓村人也。至太和山进香，谒神毕，随众下山，行至灵官殿，忽僵仆于地，七孔流血，继复跃起，自云十三岁丧父，贫乏不能自存，赖吾母抚养成立，娶妻田氏，日以蜚语谗吾母，吾惑其言而忤之，致吾母老而再醮，自尽于不良继父之手，后田氏亦以横产死，今吾不孝之罪，合受天诛。乃以拳自击其身，遍体青紫而死。
这两个朝武当的香客，一个迷奸孀居族嫂，一个忤逆老母致其改嫁自尽，品行污浊，皆非善类，因此当他们进香武当山时，都得到了神灵应有的惩罚，一化白犬投岩而死，一自戕其身而亡。这两个进香客的故事套路相似，用意相近，都旨在警诫信众谨记神目如电，报施不爽，切勿为非作歹，暗室欺心。
反之，若有积德行善者虔礼玄帝，必蒙神佑护，遇难成祥。例如，熊宾志卷八“补篇”附录清末民初著名书画家曾熙所撰《庹孝子传》，称湖北建始人庹孝子为人至孝，母病将绝，“孝子痛哭亦绝，魂至武当山求救于玄帝。玄帝曰：‘胸之下，脐之上，是为肝脏，割肝和药，当活三岁。’孝子惊觉，遂取刀剖腹，得肝进之”。后其母果因此而得以复活，乃语孝子曰：“我之再生，盖玄帝试汝孝以活我，汝当入武当山长事玄帝，三年，我将往焉。”三年后，“其母率其弟至武当山省视，宫殿若旧所经历” 。庹孝子因孝亲至诚而感恪玄帝，这与前引两个进香客因作恶而遭谴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劝化之意，昭然若揭。
6、其他类型的灵验故事
除了上述五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构成，还涉及到其他一些主题。例如，《总真集》卷下“古今明达”载神仙房长须传云：
房长须，不知名也。宋南渡后，隐居武当，日以栽杉为事。今五龙宫后之杉，皆公手植之，培埴灌溉，靡有暇刻。一日，忽遇玄帝化形道相，问以栽杉之因，慰谕之曰：“神则清矣，惜乎无须。”以手颔之，亦以为常。经宿，但觉有物如丝，萦于胸臆，视之，须已长尺余矣。
房长须五龙栽杉，玄帝示现赠须，这个隐藏于神仙传记中的灵验故事，其关注的主题显然与武当山的生态保护有关。据道经记载，玄帝普福生灵，有润泽发生之德，凡动植莫不资焉。武当山作为玄帝祖庭，崇尚自然，尤重山林保育。至明代，皇帝还多次敕护山场，严禁砍伐住种。因此，武当山的植被一直保持较好，也赢得了很多登临者的赞赏。
再如，任自垣志卷十一“神物集”附录“灵验报应略节”载军丁简亮事云：
军丁简亮，有伯在山修行。洪武年间，亮带一人来山中，不合携猪肉一腿。至太子坡下，忽见一巨蛇盈尺，高横在路上，不见头尾。亮等发立汗下，魂魄若丧，即将猪物抛入山下，巨蛇已失矣。亮至紫霄宫，诉之于伯，大怒嗔怪：“子必招重病。”亮等二人，俱染大病，几乎至死。如此则山灵赫赫，岂不惧哉！
这个名叫简亮的军丁，因带人携猪肉入山，触犯了玄帝的禁忌，结果染病几至于死。类似这样与信仰禁忌有关的灵验故事，在历代武当山志中并不多见。大概随着玄帝信仰的成熟和普及，信众对相关禁忌已非常熟悉，故毋庸赘言。但任自垣志既将其载录入内，说明至少在明初时候，可能仍有一些入山者依然我想我素，无视玄帝禁忌，因此尚需再次予以提醒，忠告其务必谨言慎行，切勿犯忌。
三、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编撰意图
就历代武当山志载录内容而言，入志玄帝灵验故事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多，但其地位和作用却非常独特，既充分体现了山志纂修者阐教、劝世、护山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武当山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
首先，鼓吹玄帝的神威和灵异，以巩固和扩大玄帝信仰的社会影响，是山志编撰者载录玄帝灵验故事的基本考量。历史以来，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信仰生活中，神灵有无法力，是否灵验，往往是决定其能否赢得信众的关键。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抑或是后来传入之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在其传播史上都曾有过藉灵验故事以弘道阐教的实践，大量流传至今的教门灵验记便是这方面的明证。具体到道教内部，由于其神仙信仰体系非常庞杂，诸神争胜，异彩纷呈，究竟哪路神仙更富神格魅力，更能赢得广大信众的认可和支持，同样也需要在信仰实践中接受灵与不灵的检验。对普通信众来说，检验标准其实很简单，也很实用，就是看灵验故事的多寡与否。有鉴于此，相关神仙信仰的灵验故事便开始大量造作，并广为流传。历代武当山志虽然不是专门的玄帝灵验记，但难免受其影响。例如，任自垣志卷十三“录金石”载录“天真瑞应碑”中的玄帝灵验故事，就常于结尾处明言“仍附著于《启圣录》，庶以扬其异焉” ，显然是要藉此为玄帝信仰张目。这里提到的《启圣录》，尽管无法确知其是否即元代武当道士张守清师徒所编《玄天上帝启圣录》，但至少可以肯定其必属玄帝灵验记之类的道经无疑，这也反映了武当山志与玄帝灵验记的逻辑关联。由于武当山乃玄帝信仰的祖庭，因此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类型构成虽有所不同，但在宣扬玄帝信仰上都堪称不遗余力。方升志卷五“杂考略”所附按语即云：“叙灵感，见神功显于可见也；叙瑞应，见神化妙于无方也。” 作为儒家知识精英在武当山的代表，方升对入志灵感、瑞应的看法，一语中的，道出了山志纂修者对玄帝灵验故事的普遍态度。
其次，山志纂修者载录玄帝灵验故事的另一层用意，关乎宗教信仰的惩劝作用和教化功能。道教的天道承负，佛教的因果报应，都旨在诱导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也是宗教积极干预社会的有效手段和重要内容。据道经记载，玄帝神威赫奕，法力无边，凡遇甲子、庚申及每月三、七日，皆下降尘世，察人善恶功过，普福生灵，操扶社稷。故虔信玄帝者，无论尊卑贤愚，必积德行善方可得神佑护，否则必遭谴报，逃无可逃。历代玄帝灵验记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入志玄帝灵验故事中也不乏这方面的记载。例如，王概志卷四“拾遗”就收录有这样一则灵验故事：
《道藏》载隰州陆谅，嗜酒好杀生。其妻朱氏，力劝不改，自将妆奁潜画真武一轴，请道士转经供奉，并受持戒律。后谅卒，朱氏坚心崇奉。忽堂上露一片花砖，夜有光，拭去土苔，乃黄金也。朱氏惊讶，不敢收藏，报知州秘监蒋庭坚，愿归官司库。锤凿之，忽现无限小赤蛇，并碧龟围绕砧墩。又一蛇稍大，蟠在金片上，良久不见。犹有一蛇如线，隐隐在金面内。州司详请，合给朱氏，不受。封金片启奏，因看详隰州，朱氏好善，真武应化，特赐黄金，不准支用，打造真武一堂圣像，遣使斋送武当山。其朱氏特给度牒一道，下隰州支钱绢各二百贯匹为酬。朱氏年九十，一日，沐浴，易新衣，口诵真武尊号，无疾而终。
根据王概志的说明，这则灵验故事并非山志编撰者原创，而是钞撮《道藏》而来。经查证，山志所本即《道藏》洞神部记传类《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二“朱氏金砖”条的内容 。只不过囿于志体，山志编撰者在转录时作了较大幅度的删减，仅保留了故事的主干和精华。除了这则源出玄帝灵验记的现成故事，山志编撰者还有意识地辑录了发生在部分朝山信众身上的报应故事，并通过他们的遭际对比，藉以鼓吹玄帝的报施神威，进而达到教化信众、敦风厚俗的目的 。关于这一点，山志编撰者也毫不讳言。王概志卷四“拾遗”所附按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按元世祖、明成祖俱起北方，南定中原，一则龟蛇示瑞，一则披发显灵，得水之旺气以尅火，五德相胜而王，自皇帝以来皆然，不足怪也。推之太和志载真武诸逸事，其有无亦不必深辨。夫无所欲而为善，无所畏而不为不善，士大夫且难言之矣。闻其黑虎灵官等说，使愚夫妇望山战栗，因之悔过迁善，或于千万人得一二人，或于千万日得一二日，或于千万念得一二念，亦足以阴助刑政之所不及，于世教人心未必无补云。” 所谓“阴助刑政之所不及”和有补于“世教人心”的说法，都清楚地表达了山志纂修者载录玄帝灵验故事的谆谆劝化之心。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山志毕竟不同于专门的道教灵验记，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编撰也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宣教施化，它还要肩负起为本山代言的使命，竭力维护武当道教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并试图消解阻碍武当道教发展的诸多实际问题。这种强烈的本山意识，也是道教宫观山志有别于寻常神仙灵验记的重要内容。
例如，明成祖永乐年间，武当山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确保创建宫观的顺利推进。据史志记载，这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前后历时十余年，耗费钱粮无算。除了经济上的巨大开支，更棘手的是如何安抚被征调入山的二三十万军民夫匠，让他们能够长期忍受远离京师和家乡的痛苦，心甘情愿驻扎在崇山峻岭之间，日复一日地投身武当山的宫观建设。尽管这个问题很少被正面提及，但事实上却无法回避。明代的武当山，僻处鄂西北一隅，山高雾重，交通不便，冬季又非常寒冷。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野外作业，不仅特别艰辛，有时甚至还可能引发各种意外。据河南淅川香严寺现存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礼部札付碑》记载，永乐年间大修宫观时，“偶因浮桥损动，役夫坠落者众多，每于阴夜号泣，声遍林野”。事故发生后，督工武当山的隆平侯张信等人迅即奏知朝廷，又访请香严寺高僧太虚至武当山，“就彼建设坛场，为做利济好事三昼夜”，始得风波平息 。另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均州志》记载，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命修铉岳，采石至草店，压死数十人，鬼物为厉，日暮无人行，久之方息” 。这两次有文字可考的伤亡事故，都相当严重，足见明代武当山宫观建设的困难程度。大概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大修武当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明成祖朱棣才会在创建之初就预先敕谕军民夫匠人等：
武当天下名山，是北极真武玄天上帝修真得道显化去处，历代都有宫观，元末被乱兵焚尽。至我朝，真武阐扬灵化，阴佑国家，福庇生民，十分显应。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那时节已发诚心，要就北京建立宫观，因为内难未平，未曾满得我心愿。及即位之初，思想武当正是真武显化去处，即欲兴工创造，缘军民方得休息，是以延缓到今。如今起倩些军民，去那里创建宫观，报答神惠，上资荐扬皇考皇妣，下为天下生灵祈福。用工夫不多，至容易不难。特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把总提调管工官员人等，务在抚恤军民夫匠。用工之时，要爱惜他的气力，体念他的勤劳；关与粮食，休著他受饥寒；有病着官医每用心调治。都不许生事扰害。违了的，都拿将来，重罪不饶。军民夫匠人等，都要听约束，不许奸懒。若是肯齐心出气力呵，神明也护佑，工程也易得完成。这件事不是因人说了才兴工，也不因人说便住了工。若自己从来无诚心呵，虽有人劝，着片瓦工夫也不去做；若从来诚心要做呵，一年竖一根栋、起一条梁，逐些儿积累，也务要做了。恁官员军民人等，好生遵守着我的言语，勤谨用工，不许怠惰，早完成了回家休息。故谕。永乐十年七月十一日。
这道言辞恳切的敕谕之所以用白话写就，目的就是要让所有参与大修武当的军民夫匠都能体谅皇帝的良苦用心，都能本着为神起庙的初衷诚心做事。敕谕到达武当山后，被以黄榜的形式揭于玉虚宫前通衢之上，诏诰军民夫匠人等。就在众人聚观争睹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任自垣志卷十三“录金石”载录“天真瑞应碑”云：
国朝敕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统率军夫二十余万，敕建武当山宫观。圣谕详明，具载黄榜。永乐十年秋九月庚子之吉兴工，首以黄榜揭于玄天玉虚宫前通衢之上，覆以巍亭，护以雕栏，丹漆绚耀，照应山林。使凡官员军民过于亭下，莫不肃敬。伏睹敕谕，则知兴建宫观之盛，发于皇上诚心，特以昭答神明显佑国家之惠。上荐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在天之灵，下为天下生灵祈福，岂不重且大哉！于是州之人民扶老携幼，骇而聚观，盈街塞途，传闻四方。虽深山穷谷之民以及道僧，亦皆相率争睹，其长老莫不嗟叹，以为自有生以来所未尝见。是后，亭上常有荣光烛天，祥云旋绕，霞彩交辉，珍禽仙鹤，飞鸣翔集。侯与驸马下逮士庶，于是咸相庆曰：历代兴建宫观，无若今日之盛，宜其天人协应，祯祥若此，诚为圣朝之盛事，万世太平之休征。谨因图其实，并誉写敕谕于其上，使万代之下有所敬仰云。
这个就是著名的“黄榜荣辉”的故事，它很好地配合了明成祖朱棣从北京下达的敕谕，使军民夫匠人等得以强烈地感受到玄帝的神威灵感，从而笃信这次大修武当不仅仅是在响应皇帝的号召，更是在为威灵赫奕的玄帝服务，这样就可以从宗教信仰的层面赢得民众对大修武当的支持和拥护，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要远比单纯的行政命令有效和管用得多。其实，不独黄榜荣辉，诸如黑云感应、骞林应祥、榔梅呈瑞、神留巨木、水涌洪钟等诸多发生在大修武当期间的玄帝灵验故事，大抵都有这方面的考量。
当然，仅靠正面引导有时还不能完全奏效，这时就需要通过反面案例来予以示戒。任自垣志卷十一“神物集”附录“灵验报应略节”载北京陈镇抚事云：“北京陈镇抚，永乐十六年护送金殿来。自离家之时，便有懊恼怨悔之心，更有衷怀，人又不可知之也。及至大顶，炷香罢，留宿道房。不知半夜时候，独自起去，行至搭架阳桥外，失脚跌下，将喉咙掉透，遂饮食不进，音响不能。既后，发心忏悔，颇得痊可。悲哉，人乃起心不善，则速报如此，可不慎乎！” 这个故事虽然也发生在大修武当期间，目的也是规劝军民夫匠人等务必诚心做事，但其情节套路却与黄榜荣辉等故事截然相反，显示了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活泼多样和山志编撰者的虑事缜密。
再如，山志收录偷盗宫观像器等灵验报应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据《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五“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乙酉”条记载：“太岳太和山有盗入神殿窃金银供器数事，提督太监韦贵、潘记，布政司右参议李谦皆坐误事有罪，命俱宥免，特令严督捕盗，期在必获。” 这说明，武当山富丽堂皇的像器陈设确曾引起过不法之徒的觊觎，历史上也确曾发生过偷盗宫观像器的窃案。因此，出于护持武当山像器陈设的现实需要，山志编撰者这才有意识地载录了几则因窃盗像器而惨遭谴报的灵验故事，目的就是为了警醒迷顽，防患未然。
又如，明清易代，武当山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骤降，不复“朝廷家庙”的尊荣，但山志编撰者仍冀望通过各种努力为武当山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藉玄帝威灵以拉近武当山与清廷的关系，进而获取当政者的重视和支持，便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项。王概志卷四“拾遗”就载有这样的灵验故事：
康熙十九年三月初八日晡时，金殿角东南金凤微作声，旋即四凤齐鸣，其声若笙瑟若蛩螀。逾时，殿角骑兽诸神皆有光覆其上，殿前炉瓶诸器物亦然，殿内金像并列像、剑、旗、蛇、龟，光独大，殿脊兽吻散出火星，如火树银花状。逾时，有大风从西至，山岳动摇，飞栈势若欹倾，翔光炯炯，羽众罗拜，不敢迫视，退伏栈室中。又逾时，条风徐来，天朗气清，星河四灿，孤月悬空。越二日，西征烽烟告靖，禁旅凯旋，始知为太平兆也。时均学训导卢维兹目其事而记之。
这个故事表面上讲的是发生在康熙十九年（1680）的金殿瑞应，实则是在颂扬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众所周知，平定三藩是彼时最大的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事关满清政权的长治久安。西征凯旋而金殿有应，这无疑是在昭告天下，威灵赫奕的玄帝选择站在了清廷的一边，武当山也坚决拥护和支持康熙皇帝的平藩行动。
根据王概志的记述，最早载录此事的是时任均州儒学训导的卢维兹，当然他也是这次瑞应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卢维兹还是康熙二十年（1681）《大岳太和山志》的主要纂修者。因此，王概志所载，显然是袭用了卢维兹在旧志中的说法。易言之，卢维兹才是这次瑞应事件真正的发现者或创造者。作为武当山所在均州地方的儒学训导，卢维兹不仅深度关切武当山的发展，同时也具有相当敏锐的政治头脑。他在山志中的讲述，巧妙地渲染了神权和政权的隐秘关系，一方面及时迎合了清廷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也为武当山积累了潜在的政治资源。清初，武当山之所以还能得到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某些眷顾，个中原因很多，然亦有赖于此类玄帝灵验故事的编撰和传播。
四、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得失省察
历代武当山志载录玄帝灵验故事，不仅继承了道教灵验记的优良传统，而且较好地体现了山志纂修者的编撰意图，是宫观山志和道教灵验记的有机融合，两长兼备，特色鲜明，但缺憾和不足也在所难免，需要我们在阅读和使用时予以注意。
关于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优长，突出表现为浓郁的宗教情怀、鲜明的本山特色和强烈的现实精神。虽然历代武当山志的纂修者身份地位不同，修志动机也彼此有别，但他们对待玄帝信仰的态度却如出一辙，都在竭力鼓吹玄帝的神威和灵异，藉以扩大玄帝信仰的社会影响。考历代武当山志，大部分都不是由教内人士主修，甚至根本就没有在山道士的参与，这固然会对山志的内容取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却并未波及到山志对宣扬玄帝信仰的热情。即便是由儒家知识精英主修的山志，例如明代的方升志、凌云翼志以及清代的王概志，它们的繁简详略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不忘为玄帝单独作传立目，以示尊崇。这种一以贯之的修志实践，其实也并非历代武当山志所独有，而是植根于传统农耕社会长期养成的宗教情怀和文化情结，故亦常见于其他道教宫观山志的相关记载。明乎此，则不难理解不同时代的山志编撰者缘何会对玄帝灵验故事有着共同的喜好。
据道经记载，玄帝功成飞升，位镇坎宫，无一时不念众生，无一刻不怜下土，故常分身降世，普福人间，灵显感应，简册难穷。也就是说，随着玄帝信仰的成熟和普及，为数众多的玄帝灵验故事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不仅散见于各种笔记文集，还催生了诸如《真武启圣记》、《玄天上帝启圣录》、《玄天上帝启圣灵异录》等一大批玄帝灵验记的编撰和传播。兹以《玄天上帝启圣录》为例就足以窥见其盛，该书凡八卷，载录玄帝灵验故事128个，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几乎覆盖社会各个阶层，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广为流传的玄帝灵验故事，固然为山志纂修者提供了现成的素材，但最后真正为山志所用者却微乎其微，目前仅见辑自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以及道藏本《玄天上帝启圣录》的灵验故事各一。究其原因，不是山志纂修者对玄帝灵验记中的故事不感兴趣，而是山志有山志的要求，凡与本山无涉者，俱无载录之必要。因此，入志玄帝灵验故事也必须充分考虑其武当特色，并非所有的灵验故事都可以被收入志中。在这一点上，山志纂修者无疑做得相当成功。
通过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鼓吹和宣扬，玄帝的神圣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但这还不是山志纂修者希望达到的全部目的，除了为神权服务，他们还试图藉此为君权和世俗社会服务，为武当山和武当道教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明代是武当山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经过明成祖朱棣和明世宗朱厚熜先后两次大规模整修，武当山的宫观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对此，山志纂修者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及时辑录了大量与宫观建设有关的瑞应故事，一方面旨在藉神权为君权张目，另一方面则意欲警示军民夫匠人等务必恭谨从事。再如，清和民国时期，武当山虽然失去了明代享有的各种荣耀和制度化扶持政策，但仍然是信众竞相朝谒的祖庭圣地。针对这一变化，山志纂修者也及时调整了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侧重，不再刻意强调神权与君权的互动，而是转向以朝山信众的劝化教育为主，试图藉玄帝神威以正风厚俗，挽救世道人心。质言之，山志纂修者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关照，既是山志服务当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赋予了入志玄帝灵验故事以强烈的入世精神。
关于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缺憾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情节相对简单，除熊宾志卷八“补篇”附录《庹孝子传》篇幅较长外，其余灵验故事的篇幅都比较短小，有的甚至只有三言两语，平铺直叙，较少跌宕变化；其二是陈陈相因的情况比较突出，明修山志载录玄帝灵验故事基本上都源出任自垣志，至民国熊宾志，又多袭用清代王概志的内容，传承有余而创新不足；其三是体例不够严谨，武当山既为玄帝祖庭，入志灵验故事就应与玄帝密切攸关，不宜张冠李戴，但熊宾志卷四“拾遗”却赫然杂入了一则关帝灵验故事，内称“咸丰六年，贼匪猖獗，聚众围太和山下，忽见关圣帝君显灵于五龙峰上，顶盔贯甲，挥剑执刀，俨然作杀贼状，匪众骇退，附近咸获安堵” 。这则灵验故事虽然发生在武当山五龙峰，但事涉关帝而与玄帝并无瓜葛，唐突入志，反为不美。当然，这些缺憾和不足毕竟瑕不掩瑜，不影响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积极作用。
最后，再附带讨论一下灵验故事能否入志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入志灵验故事的问题。道教崇山，良以山灵有验，与道合真。神仙隐显处，云蒸霞蔚，瑞兆十方。武当山作为玄帝信仰的祖庭圣地，钟灵毓秀，神威赫奕，历史以来就有很多传说故事广为流传。这些宣扬灵验报应的传说故事，倘以所谓科学观点视之，则未免归类荒诞，甚或被斥作封建迷信。例如，2003年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由武当山地方志办公室陶真典、范学锋编纂点注的《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整理者在点注任自垣志卷十三“录金石”所载“天真瑞应碑”时，就特意加上了一条这样的按语：“天真瑞应碑，将武当山在当时出现的各种自然奇异现象，附会为神灵显应，不足信。” 显然，在整理者看来，这些玄帝灵验故事都是不足凭信的附会之说，因此有必要予以强调说明，以免误导读者。但科学有科学的道理，宗教有宗教的信仰。倘以宗教信仰的观点视之，这些灵验故事不仅客观可信，而且还是弘道阐教的重要手段，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神道设教，由来已久。其实，很多灵验故事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表达了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求和向往，蕴含着独特的宗教审美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对此既无需讳莫如深，亦不必大张挞伐。而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人们对灵验故事的看法也会更加客观和包容。2006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了《武当山明代志书集注》一书，该书的整理者虽然还是武当山地方志办公室的陶真典、范学锋两位同志，但他们在点注任自垣志卷十三“录金石”所载“天真瑞应碑”时，已主动删除了前附按语，显示了可喜的变化 。
综言之，历代武当山志重视玄帝灵验故事的收录，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载录方式比较灵活，有单独设卷立目者，亦有散见于其他卷目者。入志玄帝灵验故事主要围绕着玄帝修真、宫观建设、斋醮法事、像器陈设、朝山信众等几个主题展开叙述，不仅继承了道教灵验记的优良传统，还较好地体现了山志纂修者阐教、劝世、护山的编撰意图，具有浓郁的宗教情怀、鲜明的本山特色和强烈的现实精神，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憾和不足。正确认识和评价入志玄帝灵验故事的地位和作用，既有助于传统宫观山志的挖掘整理，对新修宫观山志的编纂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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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全晓，男，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道教文献和道教文化的整理与研究，论文出自“北极镇天·万类咸亨”真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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