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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注解：《道德经》的某些章节，确实令人费解。例如这一章，大意是劝诫君主要稳健持重，像出门远行不能离开车马行囊一样，即使遇上“嘉年华”式的欢乐聚会，也要看守住行囊。这些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确实不容易理解。谁家的君主出门，会需要看守行囊呢？如果君主的生活活该像走镖的，谁能想象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谁又能说出君主活该如此的道理？实际上，不管谁家的君主，只要出门，总是吆五喝六，仪仗队列，前呼后拥，惊扰百姓倒是常有的，谁见过君主当真像独行侠一样微服私访？所以不好懂，《道德经》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特别好旅行的君主，而且旅行属于域外探险的性质，不在自己的国度里晃悠，这就是西周的第五代继位君主——周穆王，时间大约在2900多年前。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人，将周穆王的旅行传奇编写成《穆天子传》，害得学者们至今要研究周穆王的旅行路线、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远古部落等等。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那段爱情缠绵。因为西王母大约是西域某部落的首领，不仅展现出异域风情，还灵光乍现地闪动过异域的信仰和文化，成为后世道教神仙信仰的一大渊源，所以不仅《道藏》中收录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的探险之旅，也成为中国文化探源的一个有趣的题目。照着周穆王的例子来看，“万乘之主”——能够套起万辆马车的大国君主去旅行，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虽然只是干自己想干的，不曾为老百姓谋什么福利，但也不会无端打扰，让老百姓觉得坏了许多事，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君主，能被后世想起的没有几人，而周穆王是其中之一。 按照“太上，下知有之”的“领袖学”，周穆王之好远游，即使不是应该鼓励的，至少也是毋须担忧的，所以这章所说的“万乘之主”，想必不是周穆王类型的。那么，什么样的君主会让老子担忧呢？作为君主的“辎重”是什么？轻躁的表现又有哪些？ 《左传》里有这样一句话，几乎可以作为古代关于国家的理论纲领，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用信仰和仪式凝聚国家共同体；戎是军事，凭武力抵御外来侵扰。这一内一外，一文一武，是为政治国的两大支柱，哪边都不能有闪失。《道德经》所说的君主之“辎重”，最可能的合理解释，就是“祀与戎”。这两个方面，哪方面都不能轻躁地对待。 比较而言，中国古代轻玩武力的君主确实不多，中国文化也没有将武力作为国家战略首选工具的传统，充其量，也只是从春秋时代伊始，君主们喜欢学着周武王在盟津集合诸侯、商议讨伐商纣王的样子，搞些“观兵”也就是阅兵之类的活动。“观兵”当然有战略威慑的意图，但通常都收效甚微，甚至还屡屡受到讥讽，说是“君子耀德不观兵”。展示德行或者炫耀武力，中国社会已经为君主们做出了选择，所以轻躁地动用武力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好找，当然也就不是《道德经》最担忧的。 如果说在军事方面，中国的君主们并不轻佻好战，反而是连防御也常嫌不足，所以不轻躁也不敢轻躁，那么在祭祀方面，则轻躁任性的君主代代有之。我们先列举一些例证，然后再分析其危害，理解《道德经》为什么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第一个例证，是商纣王的曾祖帝武乙。《史记》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这纯粹是戏剧性的侮辱天神的活动，让一个戏子之类的人装扮成天神，来与帝武乙搏斗，就不敢也不可能取胜，除非像古罗马的斗兽场那样，弄个死囚来扮天神，自然能赢得了帝武乙。而将兽皮盛血，挂起来当箭靶，叫做“射天”，更不会有任何娱乐性，只表明帝武乙的目的就在于僇辱天神而已。 第二个例证是汉武帝，在统一信仰以整合社会、学术思想多元以激发活力的国家发展战略上，他似乎完全搞颠倒了。按理说，汉承战国、暴秦离乱之后，应该以统一的信仰作为精神主导，重建社会共同体，学术思想则应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的基础上，激扬其深泓而肆的历史大势，保持创造性的活力。而汉武帝的做法，是在学术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信仰上则皮里阳秋，一方面像传说中的一统天下者那样，登泰山封禅，而实际目的，只是听信了燕齐方士的蛊惑，要去求仙，还先后搞了六次，并留下一句震撼天下的名言，说是若能像黄帝那样修炼成仙，“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 第三个例子是梁武帝，先后四次到同泰寺出家为僧，又先后四次被臣民用巨资赎回。经过这四次折腾，佛教方面斩获四万万钱，算是赚得盘满钵满了，都下珈蓝，穷极富丽，梁武帝更是过足了救世主的瘾，好像臣民既然花费巨资将他赎回来，那就说明不是他需要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需要他——尽管对于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说，要往返四次出家，实在有些搞笑。至于萧梁王朝，则从此衰败，于是发生“侯景之乱”，梁武帝困饿致死，南梁实际已灭亡。 这前后三个“武帝”，做法不同，信仰皈依不同，但带头破败祭祀所象征的国家共同体信仰却相同。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信仰共同体，缺乏精神上的内在凝聚力，那就只能仰赖军政之威去维护，于是帝国的军队，主要职责不是抵御外来的侵扰，而是枪口对内，防民如贼寇。例如殷商，帝武乙僇辱天神，固然超爽地嘲弄了“君权神授”的鬼话，证明了帝王比天神更厉害，但殷商社会却“千聚无社”，根本就不是一个信仰共同体，所以当周武王率领弱势兵力来攻打这个强大的王国时，殷商的士兵不是奋起捍卫王国，而是在牧野这个地方阵前倒戈，调转枪口一起去收拾商纣王。汉武帝信神仙，不像帝武乙那么暴戾，但神仙信仰是个人如何解救的私事，与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所需要的信仰形态，有本质区别，所以汉武帝之后，大汉帝国只能依靠“霸王道杂之”的手段竭力维持，不能发挥信仰共同体的凝聚力，从容治理。至于南梁，在梁武帝信佛之前，曾被称赞“如金瓯一片”，凝聚力极大地鼓励了社会的信心，而自此之后，迅速土崩瓦解，连门阀氏族都丧失了国家认同和担当，于是在南北朝对峙的大格局中，梁武帝出家成为一个影响历史大势的节点，文化相对发达的南朝，注定要输给还在汉化进程中的北朝。 由此看来，祭祀仪式所表征的信仰，确实是国家的“辎重”，是维系国家共同体的大纲。而信仰的确立和维护，必须着眼于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要求，既不能走向虚无缥缈的虚化一路，脱离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现实性——即使某些宗教和信仰说得天花乱坠，像“嘉年华”一样让人着迷；也不能由君主轻躁任性地选择，脱离国民的接受和认同。否则，就会像《道德经》所断言的那样，失臣失君，在大中华文明史的画卷里，充其量也只是个没有行囊的游客。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