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古回鹘文易经的发现 上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在吐鲁番附近发现了1件古回鹘文道教符箓。符之间有易经的卦象和一些与易经卦爻辞相关的文字。古回鹘语是一种突厥语，参考和其关系密切的古维吾尔语和现代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突厥系语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回鹘文易经的大致情况和古回鹘人对易经的看法。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以下13卦，卦象和周易一样，卦名则用古回鹘文。 《师》，回鹘文作sụụ sülämäk；按，sü，古突厥语，部队，士兵。则《师》卦此处作军队解。《周易集解》何晏曰“师，军旅之名。” 《小畜》，回鹘文作kičig igidäk；按，kičĭg ，哈萨克语小的；kücük，土耳其语小的；kičik，维吾尔语小的；kiqik，维吾尔语，小，古维吾尔语，小音“起尺”；kiqik，古回鹘语，小，微小。kiqi¶，裕固语，小。igi，哈萨克语好。则《小畜》此处解作小程度的好。《小畜》卦辞“小畜亨”。《太玄》拟之以《敛》，《玄错》“敛小得”。 《豫》卦，回鹘文作säwinmäk；按，古维吾尔语，喜音“赛问尺”；savinq，古突厥语，高兴，欢乐。Zevk，土耳其语，喜悦。则《豫》此处作喜悦解。《周易集解》引郑玄曰“豫，喜佚悦乐之貌也”。《太玄》拟《豫》以《乐》，《玄错》“乐佚荡”。 《颐》卦，回鹘文作igidmäk；按，igi，哈萨克语好的。则《颐》此处作好解。《太玄》拟《养》，《玄错》“养自玆”。 《大过》卦，回鹘文作uluγ münükmäk；按，olu ，哈萨克语死亡；ölüm，土耳其语死亡；ülüm，维吾尔语死亡。olüm古回鹘语，死亡。则《大过》此处作死亡解。《杂卦》“大过，颠也”，颠则殒灭。《周易尚氏学》“汉人皆谓《大过》为死卦”。《太玄》拟之以《剧》与《失》，皆死卦。 《离》卦，回鹘文作kün；按，古维吾尔语，日音“坤”；kün，维吾尔语太阳，Günes，土耳其语，太阳。Kun，裕固语，太阳；kün，古突厥语，太阳。《说卦》“离为日”。 《损》卦，回鹘文作qoramaq；按，quremak，维吾尔语，减少，qurux，（没有根据地）消失了；qurumaq ，哈萨克语（树木）死亡，（民族）消亡。kücült，土耳其语，减少，减低。《损彖》“损下益上”。《太玄》拟之以《减》，《玄错》“减日损”。 《益》卦，回鹘文arqa（？？）b¡rmäk；按，arttï，古突厥语，增加；artix维吾尔语，增加。atra土耳其语，增加。则《益》此处作增加解。《序卦》“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太玄》拟之以《增》。《玄错》“增日益” 《姤》卦，回鹘文作tušušmaq。按tušmutuš，维吾尔语，（两个人打架）见面，挤在一起。《说卦》“姤者遇也”。《太玄》拟之以《迎》、《遇》。 《萃》卦，回鹘文作utru kälmäk。按，oltur，维吾尔语，坐；olturux，维吾尔语，坐下来的，坐着的，方言或作otru；olturup，哈萨克语，坐下来；olturdï，古回鹘文，坐，就座。《序卦》“萃者聚也”。《太玄》拟之以《聚》、《积》。《玄错》“积也多”。 《井》卦，古回鹘文作täring quduγ；按，tərinŋ，维吾尔语，深的；古维吾尔语，深，音“塔林”；təriŋ，古突厥语，深。古维吾尔语，井音“苦都”；quduq，维吾尔语，井。《井》此处作深井解。《周易集解》引郑玄“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去，井之象也”。 《艮》卦，回鹘文作taγ；按，古维吾尔语，山音“塔”；tagh维吾尔语，山。则《艮》此处作山解。《说卦》“艮为山”。 《渐》卦，回鹘文作inč kälmäk。按，iz，维吾尔语，（慢慢留下的）印象，痕迹。李道平以《老子》“合抱之木，生以毫末”释《渐象》“木生以渐。”回鹘文此卦作逐渐之意解。 从这些回鹘语所用的卦名看，回鹘文易经不是完全翻译《周易》，而是根据理解加以选择和解释，主要是取其象，以便于占筮。在这些卦的后面，还有转写的类似卦爻辞的文字。对这些文字，德国学者有德语释文。我们简译几段，以见古回鹘人读易的大概： 《姤卦》：所有国家的职责变得高尚。在你面前，神恩得到应许，胜利有了保障；在你的时间里，太阳放射光芒，褐色的大地已换新颜，呈现出美丽的新绿。白云升腾，甘霖普降，尘埃落定，土地、家邦无论东西，城廓、王国无论南北，均顺遂你的心意。你提升了自己谦卑的名。 你的货捆已经上路，你……命令已经执行。如果你许久以来期待一个孩子，那你很快就会有了孩子。如果你希望得到财富，你也很快就会拥有财富。疾病离你而去……使你的心充满欢乐吧，天地赐予快乐！ 如果这个被称作（遇）的符号出现，则它的意义由其辞表述如下：愤怒、严厉、激烈的言词当你的面暴发。怒吼的狂风（不断）吹击你的房屋。 《师卦》：疾病跟随者你，任你的身体遭受折磨，疾病行至上臂，在那里引起疼痛，必须予以治疗，急火（挂虑）攻心、满怀忧愁，必须予以排解。你必须自己（设法）摆脱这一险境。从表面上看没有现成的路可循。等待你的并非安宁与快乐。日神入地，其光芒受到遮蔽。 蓝天上的飞鸟不能继续飞翔，王侯无大业可图，备受煎熬。 人们在你面前行骗。他们拼命遮掩日月的光芒，竭力阻断好人的路，五个妖魔互相争斗，三个鬼魂彼此打击，止战事，行善功，恶事便会远离，善事即将来临。当(师)这个表示争斗的符号出现时，其意义由它的辞表达如下：如果人们出去争战，则大地将会开裂。 《艮卦》：如果有人讲话，则言词将会减弱。如果你走错了路，你就回不了家。如果有人欺诈，其中大业无法实施。你要心意坚定，不要拒斥一个恳求。你原计划沿着一条流水行进。你的事情将不能完成。你曾努力成为王侯，你的命令将得不到执行，你的所为是敌对的，你的言词引起敌意，妖魔包围着你，敌人迷惑你尤甚。日神照耀着你的军队。 《大过卦》：保持不动。善行具足。他人恐怕要对你构成妨碍，保护你自己。陌生人怀有敌意，提高警惕。天鹅高飞于湖上，不向下飞，人子不能回到母亲那里。他的妻子悲伤，忧郁。如果另一个人通过其子为你的身体之故占卜……。 如果人们为一种疾病而占卜，就意味着有一种病从肝而生。愿望难以达成。聚精会神，保持镇静。认识你自己的身体，守静。当“大过卦”出现时，辞这样说：大风向下猛刮，并且把柱子击碎。 这些卦的卦象和周易完全相同，卦名和周易相同或紧密相关。但相当于卦爻辞的文字，却明显是突厥文学的风格，和周易的内容也完全不相同，基本上讨论的是占卜吉凶，看不出明显的学理内容。这说明古回鹘人是把周易当作术数文献看待的。同地又发现有回鹘文道教文献残片两件，上有符箓多种，并有回鹘文解释文字。这些作为术数文献的《易经》和同时存在的符箓，虽然残缺不全而且为数不多，却足以证明道教及作为道教方术意义上的《易经》，在古回鹘人中有一定的传播，古代道教至少传播到了新疆地区。 二、道教西传 出土文献表明，5世纪初道教在高昌地区已较流行了。西凉嘉兴二年（418年）的“韩渠妻随葬衣物疏”云“左清（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夏承光元年（425年）“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云“关津河粱不得留难，如律令。”韩渠妻随葬的纸鞋底上还写有一个“骘”字，为升天之意。阿斯塔那出土的高昌和平元年（551年）道教符箓上绘天神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长叉，其中“朱绘天神”的衣帽，似为民族服饰，说明高昌地区已有其他民族信奉道教。 吐鲁番地区还出土了不少道教文书，如《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注》、《南华经》、《洞玄神咒经》、《太玄真一本际经》、《太上业报因缘经》、《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卷》、《神仙传残纸》、《唐抄开元占经略》等等。 一些和道教有密切关系的方技之书在高昌地区也有流行，“阴阳杂书”条“绝命在西方，生气在南方，着赤衣。卧宜头向南着，大吉”。黄文弼先生疑为《宅经》佚文。凡此种种，都说明古代道教传播到了新疆地区。 尤有要者，道教因素在维吾尔人的现实生活中，至今仍有一定影响。 “维吾尔萨满作法时，有诸多考究，绝不混用和滥用，如神柱顶上挂枣树枝叉或果树枝，且钉入地下的木橛子必须是桃木的。”维吾尔萨满驱邪时，“将桃木橛子钉入屋地或炕中央，神绳穿过屋顶横梁中间，再拴牢于木橛上。”萨满主持消灾仪式时，在“天窗上拴一根绳子，悬绳的下端用桃木固定在地上。”古代回鹘人顶礼膜拜的树林共两种，一种是西伯利亚杉树，另一种树是桦树，并不崇拜桃树。维吾尔萨满作法重视桃木，是受道教的影响。 在汉文化中，“鬼”与“桃木”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淮南子·诠言训》“羿死于桃棓。”许慎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汉人认为鬼怕桃木。相信桃树、桃木可以驱鬼、镇鬼。道士常利用桃木来绘制符箓。在吐鲁番地区就出土过一些符咒残片、桃人木牌和方术文书及各类祭神鬼文书等。哈拉和卓90号墓有“代人木牌”。两个木牌显为同一功用。“维吾尔语谚语dZinniNq@EstÑSap@t@ulda，意思是鬼之仇在桃树(或桃木)上”。桃木镇鬼，正说明道教在的维吾尔族中留下了痕迹。 中国古代不少技术传播到了阿拉伯地区。道教的因素，也因而传入。首先是九宫数：安萨里批评当时的一些穆斯林，“他们相信这种事情的可能，并把它载入《天下奇闻》中，原来那布上画的是一副表格，有九个方格，每一格中写着一个数字，每一组加起来都是十五，不管你横看竖看都是如此。”（见下图）
其次是炼丹术： 炼丹术传到了新疆甚至欧洲，“有个人前来拜见霍加阁下声称他懂得炼丹术，……我们不需要什么炼丹术，谁需要你的炼丹术，你就上他那里去吧！”“11世纪作品《福乐智慧》中还提到炼丹术。”阿拉伯炼金术中，引进了中国的汞和铅，硇砂等矿物和药物。它的“硫磺——水银法”基本上是中国阴阳学说的“黄芽——奼女法”炼丹的翻版。沈福伟认为，阿拉伯炼丹术创始者查比尔关于水银的知识得自中国，他的思想是在中国炼丹家的成就指导下形成的。拉齐的学说，得益于中国学者。欧洲之有炼丹术是从阿拉伯国家传入。 内丹、外丹关系密切，冯家昇说“中国的内丹也恐怕有传入回教国与欧洲的可能。近阅ISIS《科学杂志》W·佩各：容氏在炼丹术上的见解一文，深觉欧洲中古炼丹术天人合一之说，中国内丹家气味很重。”沈福伟也认为在外丹传入欧洲的同时，内丹也一起进入了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所以欧洲也有天人合一说，Paracelus这个词和中国道家的神仙之说也有许多共同之处。道教炼丹，以九转为贵，欧洲炼丹家的每九天服丹一次，也源出于道家的炼丹秘诀。不过这个结论当中缺乏的环节很多，猜测的成分很大。欧洲炼金术似乎自有传统。 伊斯兰教苏非派对炼金术比较重视，很多苏非主义术语来自炼金术。某些教团中还盛行炼金术活动。并将炼金术视为一种关于灵魂的科学。真正看到内丹痕迹的，是苏非派的功修。“对于学者来说，他应尽量获得人的真正实质即被称为‘纯洁的乳婴’，用常川诵念独一真主的美名来哺育他，并从身体的境界中摆脱出来，到达精神境界，即性灵的境界，其中除真主之外，无有别人，它就象光的原野，无边无际。‘纯洁的乳婴’飞行其中。”“最完整的灵魂便是‘纯洁的乳婴’，它的一切灵魂都精微。”“神圣之命指真主寄寓在心核中的真人，……苏菲把这一明心见性者称为‘纯洁的乳婴’。”婴儿之说，很可能就是受到内丹的刺激。另外，波斯天文学中的五行思想，也有学者认为系受中国影响。 印度曾受中国道教及道家思想的影响。按照萧登福的研究，佛教密宗的修持法门中，有多种源自道教。密教的五方佛采自中土的阴阳五行观念，佛教密宗金刚界的大曼荼罗，系仿自道教的九宫神坛。道教的房中、导引、辟谷、司命记人善恶等说，对印度也有某些程度的影响。佛教密宗，是中土道教和印度佛教相融会的产品。彼得·马歇尔云，“印度早期对金丹术的迷恋很可能是由于中国的推波助澜。……中国人给阿萨姆国王提供了《道德经》的梵文译本，此书是中国道教哲学和精神炼丹术的最伟大著作。” 斯坦因收集品中有个《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第565号）。林梅村的译文如下： 星宿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以做任何事，万事如意。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星宿日虎日，宜作战。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 他认为此文书是《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这就足证道教文化影响到了印度文明。 三、道教西传的人员、路径与原因 对于道教的西传，胡人有贡献。汉唐以来，西来胡商络绎不绝，这些人在带来佛教、摩尼教、火祆教等宗教的同时，应该也会把道教的东西带回去。敦煌、长安等地，各国商人往来如梭，居民构成复杂，佛、道、儒、景教、摩尼教、袄教都得以在此有所发展。道教受其他宗教影响的同时，对其他宗教也会产生影响，当这些人西归之时，道教的影响自然就到了西方。历代东来的各教神职人员很多，只要他们和信仰道教的汉人交往，就免不了受道教影响。 但是，西域的汉人和曾经信仰道教的当地人，应该是道教西传的主要载体。 “道教传入西域，主要是随着内地信仰道教的汉人在西域的活动而传播开来的。秦汉时期即有大量的汉人在西域活动。汉族为西域诸族之一。魏晋时期，高昌地区成为汉人在西域的主要活动区域，出现了由内地四大豪门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建立的汉族政权，又有大批内地汉人迁入。汉人不仅将佛教文化、儒家思想、也将道教信仰带来西域。”阿斯塔那出土的高昌和平元年的道教符篆。中“朱绘天神”的衣帽，似为民族服饰，不类通常所见之道教神图。哈拉和卓90号墓曾出土有大量的汉文“随葬衣物疏”及一件写有粟特文的“代人木牌”，而墓主为柔然人，这都说明高昌地区其他民族信奉道教。 “隋朝末年，楚河流域已有不少汉族人入居。”这些人中不乏道教徒。“唐在西域分别实行州县乡里建制和都护府制度。这个时期，汉语不仅成为西域各地方政权通行的语言，而且也是西域各族人民自觉学习的语言，汉语在西域使用的范围也是空前的。”学习汉语，自然免不了学习唐朝的国教。大食国“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阮、吕礼”大食的唐代战俘，应该也有道教徒。 金朝末年，“（蹩思马大城，即别失八里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王官、士庶、僧道数百，……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侍坐者有僧道儒。”“至阿里马城之东园。二太子之大匠张公固请曰：‘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且预接数日。伏愿仙慈渡河，俾坛众得以请教。’”这说明，在元朝统一之前，道教在西域有一定流行，别失八里的道教或者是唐、辽本色，或者是入乡随俗，已经和中原不尽相同了。考古发现，喀喇汗王朝治下，有不少汉人。“Tamġači。这个词其实应释‘桃花石（人）’。凡姓名中带有这个词的人都是汉族人。”汉人在西辽政府中处于重要地位。汉语是西辽的官方语言。“元朝在西域屯田，出现了大量汉族人民徙居西域戍边的局面。汉语文是元朝官方使用的语文和西域各族通用的语文之一。”道教在西辽和元代，在西域也应该有流传。西域民族繁多，文化多样，居民成分相当复杂。当汉人和这些人融合之后，道教因素自然被这些民族吸收，当这些民族迁移，信仰变化之后，道教因素自然得到传播。 不只如此，中国人（当中应该有不少是汉人）甚至出现在高加索地区。“在亚美尼亚，不止一门望族认为具有中国血统。”“叙利亚的德鲁兹教派（Druz-es）传说称，‘是他们祖先的家乡，是忠诚的德鲁兹信徒死后归去的福天乐土。’”“中国人从中央王国输送到遥远的地方。人们不仅看到由阿兰人和钦察人组成的军队在东京作战，而且也可以看到中国工程师受雇在底格里斯河畔工作，中国的占星术士、医师和技师在桃里寺接受人们咨询。”桃里寺即今大不里士（Tabriz）。当中国的占星术士在当大不里士活动时，自然会把信仰过的道教的一些因素，带入当地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关于道教西传的路径，有三种可能： 首先是传统的丝绸之路。这条路是汉人西进，胡商东来的主要通道，大量的胡人汉化（如著名的曹议金家族），汉人胡化（如西辽大量的汉人士兵），在这个过程中，种族融合，文化融合，道教的因素自然就传播开来。 道教传入西域以后，三教合流的程度，超过内地。道教信仰已完全融合了佛教的内容。在一些道教和佛教徒的思想信仰里，这两种信仰已融为一体。吐鲁番出土文物中大多佛道杂揉，如承阳二年马德惠为父母造报恩塔，上部雕刻着佛像，下部刻着八卦。这种佛道并存现象，在绘画中屡见不鲜。敦煌遗书《刘师礼文》虽然由佛教徒倡导、实施、夹杂在其它佛教文献中一起流通，甚至可能被组织为某佛教仪轨的一部分，但与印度佛教并无渊源关系，反而和道教的早期礼忏思想与礼忏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民众在普遍信仰佛教的同时兼信各类占卜巫术。佛、卜共信,成为敦煌各族共同具有的宗教意识。长期以来，宗教混合一直是中亚的信仰特点，这就使得西域宗教有很强的包容性与混合性。佛、道、儒、景教、摩尼教、袄教都得以在此有所发展，这就使得道教文化有较大的生存空间，为其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条件。道教因和其他宗教融合而消失，道教的因素，却被吸收利用。这条路线，应该是道教西传的主线。 道教因素西传的第二条路径，是通过西藏的唐蕃道和西藏中亚一道。造纸法就是通过这条路传入印度、孟加拉的。也是通过这条路，唐代道教传入印度。 汉藏文化关系密切。唐代九宫历占被译为藏文，并被运用于日常占卜中。五行、八卦、九宫、十二建除等概念成为藏文历算与占卜术中常见的术语。和占卜、风水、历算、攘灾等相关的道教神秘文化。对西藏的天文、历算、医学、数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计算、罗盘卦卜、保护神、护身符到风马旗,都能见到九宫图,而且都处于突出的地位。古代西藏和波斯联系密切。波斯一大食文明对吐蕃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伊斯兰教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在哲学、神学领域与藏传佛教发生了交流……据研究，藏传佛教的时轮法就与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吸收伊斯兰教的同时，自然就会将藏传佛教的因素，传播到伊斯兰世界，而藏传佛教和道教渊源深厚，包含着浓厚的道教因子。道教因素通过藏区，可能就传到了印度甚至伊斯兰世界里面。 第三条路，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关于这条路上发生的宗教文化交流情况，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尽管两条丝绸之路关系密切，比如泉州的不少景教徒，就是从中亚迁徙去的。道教西传的主要内容是五行、丹法与九宫数等，这在南方似乎不够流行。我们认为，在道教因素西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不宜高估。 西域中亚，长期以来，是萨满教流行的区域，萨满教以混合性与实用性著称。9世纪后，伊斯兰教苏非派传入中亚，苏非派的包容性极大，它吸收了萨满教、佛教、火祆教等各种宗教中不影响其信仰的宗教因素，迅速成为当地最有影响的宗教，中亚也因此被看作苏非派的第二故乡。由于苏非派的包容，使得萨满教的因素流传下来，道教的很多因素如法术，和萨满教相近，这类道教因素，容易被吸收保留。 道教因素的西传，也和这些因素自身的特点有关，控制命运是人的一个基本欲望，术数结合法术能“满足”这个欲望。欧洲中世纪烧死了那么多“巫婆”，不能根绝巫术。在伊朗，鸟占有生存的空间“（算命师）手上往往落着一只不知名的小鸟。有人来求占时，训练有素的鸟会从一排排卡片里叼出一张，算命师把这张卡片递到求占者手里，占卜就完成了。”事实上，有些苏非就兼事占卜，《永乐大典》中就有《回回课》，可惜原文已佚，其详无从得知。伊朗、欧洲，这两个一神论流行的地区，不能戒除巫术与占卜，其他地方的情况，可以想象。道教的炼丹术，可以满足富贵欲与长生欲。同时内丹与房中结合，在中亚也有市场，明代的蕃僧和胡人，不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其技术，追根源还是土特产。 人的宗教行为很复杂，混合信仰似乎是普遍的选择。我国的宗教徒在信奉自身信仰所属的神灵之外，为数不少的宗教徒供奉或参拜他教神灵。上帝、关公、太上老君、财神、真主、孔子、黄帝、炎帝均受佛教徒参拜。“道教居士汉族占87.65%，而少数民族，如蒙古、回族（苏菲派）、藏族及双族家庭和其它未注明民族成份信仰的民族占12.35%，”云南迪庆“州内穆斯林长期生活在藏族人民中间，对藏传佛教均表示尊重，这种尊重在宗教上是一种信仰二重化，在他们家室内的藏式柜上，一方挂有菩萨像，烧着香，而灶台上又用红纸大字写有‘主圣披护’（指真主，至圣穆罕默德护佑）。有做金银器皿和工艺饰品的穆斯林，在其柜台正中供佛教的菩萨，右边供金匠祖师像，左边供‘主圣披护’。” 不同信仰的人群，可以有密切来往，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宗教方式和生活习俗，都会发生互动。近代著名回族人士马杰臣，“是出生在湟中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剌木登珠的义父，与达赖家族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1939年国民政府为十四世达赖举行‘坐床’大典时，杰臣先生以义父身份赴藏参加祝贺，一时尊荣无比，传为回藏友谊佳话。"可以想象，在这种亲密接触中，一些宗教因素，免不了会相互影响。如果宗教的互动有普遍性，则其他宗教吸收道教因素，就是一种普通的宗教现象，道教西传，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问永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