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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五行学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思想家们赖以分析世界的理论武器。这理论大厦奠基于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华夏大地，它不仅渗透到诸子百家，而且深入社会生活各领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五行学说的起源、演变及影响尚未能有较为一致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不妥之处，尚乞指正。 一、起源 不少学者认为“五行”起源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误解。五行源远流长。在它的源头上，“朴素的唯物主义”还没有诞生。五行起源于上古时代“万物有灵”、图腾观念和祖先崇拜。原始人起初不能把自己与群体、把人类和朦胧一片的自然界区分开来。他们认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山林川泽动物植物，都像他们一样可以思考，可以互相感受。《庄子》说那时的人“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真心诚意地以为自己与马牛无差别。原始思维的这个阶段可以称作“万物有灵”论。后来，当人们逐渐把人与自然界，把个体与群体区别开来时，人们发现了自己的渺小。在这个阶段，万物有灵论就发展为自然神崇拜和图腾——祖先崇拜。 认为自然物有灵并把这“灵”当作崇拜对象，这在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记载。《史记·封禅书》说封禅(在山泰筑坛祭天地)仪式“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说明后世“封禅”是从原始人对山岳神灵的崇拜发展而来的。《礼记·祭法》汇抄古代祭祀之大略，讲到天、地、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四方、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统治人民的人应该“祭百神”。 在诸多自然神中，关系到农业民族生存因而最受重视的，是土地神和农作物神，即古文献中的“社”和“稷”神。社、稷二神合在一起，成为国家的代词，足见其地位的重要。 在中原，与农作物关系最密切的自然因素首推雨水。雨神的名称又与“龙”联系在一起。龙最初的原形大约是蛇。蛇在降雨前因气压低难以蛰居洞内，所以有“蛇过道，雨来到”的农谚。《山海经·大荒东经》：“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应龙是黄帝族的雨神。东方夷族蚩尤部则有“风伯”、“雨师”神。雨神之外，还有河神;神名随河流而异。从甲骨文中可知殷商常祭的河神有“河”、“洹”等。 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其对象无所不包，而且上古氏族所祭自然神往往是具体的某山、某河、某树、某石、某火塘等，还不是抽象的物质大类概念，如金、木、水、火、土等。 以上说的是从万物有灵到自然神崇拜。与此同时，原始观念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从图腾观念到祖先崇拜。由于祖先与图腾物有特殊的关系，为了抬高祖先的地位，图腾物所属自然物原先的自然神就逐渐被祖先神取代。例如原属自然神的稷，被善于种植谷物的祖先取代，称“后稷”;土地神“社”，又被善于治水平土的祖先取代，称“后土”。具体的自然物神被较抽象的祖先神取代之后，祖先的神性又帮助原始人形成较抽象的物质大类概念。金、木、水、火等自然物，原都各有许多具体的神的，其后都被相应图腾或擅长该职的氏族祖先取代。由图腾向祖先崇拜转化的最好证据，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关于上古官名的一段话。在介绍了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氏的图腾观念之后，郯子说：“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所谓“纪远”，即图腾名称，“纪近”即用祖先所任“民师”、“民事”作为官名。这里提到颛顼时的一场变革。颛顼“绝地天通”，禁止了民间巫术，同时又整理了诸神灵的“处位次主”，不再用图腾作为官员名称。但是颛顼也保留了一部分“类物之官”，掌管物质大类的祭祀。从夏人的《九歌》列举的神来看，颛顼氏保留的“类物之官”大约就是金、木、水、火、土、谷六大类。 这六大类(夏人称之为“六府”)到了周代，就成了“五祀”。这是因为其中的谷神——后稷，是周人的祖先。周人既然成为“天子”，他们的祖先也就不能与其余五官平列。于是夏代的“六府”之官成了周代的“五祀”之官，由五个氏族“世守其职”，世世代代负责祭祀这五类物质，称为“五正”。木正叫句芒氏，火正叫祝融氏，金正叫蓐收氏，水正叫玄冥氏，土正叫后土氏。金、木、水三正由东夷少昊氏的后代重、该、修、熙担任(修与熙前后代替为水正)，火正由颛顼氏之子犁担任，土正由共工氏后代句龙担任。这些属于不同部族的、与自然神合而为一的祖先神，在中原政治生活中起着互相制约的作用。这种互相制约，又反映了农业民族要求定居、要求共生共存的愿望。这是后代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功能的滥觞。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加剧，王室日渐腐朽，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疑天、不信天的思潮，见于《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把天子周厉王赶走。十四年后， 他的饱经忧患的儿子宣王上台。宣王不再重视祭祀活动，废弃了“籍田”仪式，使那批靠祭天祭地祭百神吃饭、“世守其职”的神职人员“失其官守”，流落民间。在这同时，“五正”所反映的事物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思想也就从神学躯壳中摆脱出来，成为一种哲理。原先，人们谈事物间互相制约，就说“五祀”如何如何;现在不祭祀了，就改口说“五材”如何如何;到了春秋中后期，人们觉得称“五材”不如称“五行”能反映事物运动、变化的特点，就选定说“五行”如何如何了。 二、演变 1.儒家《洪范》五行 是儒家首先把五行作为理论武器。战国儒家整理的《尚书·洪范》篇说，周武王找到商朝遗老、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向他请教治国大计。箕子说：“我听说帝尧时鲧治洪水，把那五行之官摆错了位置，结果洪水泛滥得更凶。帝尧大怒，不把治国大法传给他。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帝尧处死了鲧。大禹接着治水。禹疏导了洪水，天把治国大法传给了禹，社会秩序也就恢复了正常。”这治国大法一共有九条，第一条即总纲领，就是“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水、火、木、金、土这个顺序，唐人孔颖达说是按照万物生成由微小到显著的规律排列的：“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五行又各有“自然之常性”。水流向湿处、低处，其性“润下”;火燃向干处、高处，其性“炎上”;木料任人揉作为轮为辕，其性“曲直”;金可熔铸为器物，其性“从革”;土可耕种收获，其性“稼穑”。五行又与咸、苦、酸、辛、甘五种味道相联系。这是有点牵强的，但也还是有线索可寻的。 《洪范》其他各条，可以说都由五行推而广之得来。人应该注意的五件事是：貌、言、视、听、思;人应有的五种态度，便是恭、从、明、聪、睿;由此就能达到五种思想境界：肃、乂、哲、谋、圣。在治理国家时，要重视五件大事：食，货，祀，宾，师，如此等等。 战国末年大思想家荀子在总结战国学术时，这样评价儒家代表人物子思和孟子： 闻见杂博，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 在荀子看来，思、孟所讲的“五行”东拉西扯不合类别，说不清楚，解释不通。可惜我们不知道思、孟五行的详细内容，否则可以看看荀子的评价公道不公道。不过思、孟既然是儒家，那么当时儒家整理的《洪范》大约也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整理了一部书，名叫《管子》，那里面对五行学说有比《洪范》更为系统的阐释。 2.道家——《管子》五行 《管子》五行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这顺序反映的是事物“相生”的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比《洪范》五行“由微至著”的顺序更有道理，更有哲学意味。《管子》把这五行与许多事物相联系，成为指导具体行动的庞大体系和高层理论。这些搭配作为古人的基本常识得到社会公认。与木、火、土、金、水相应，五方：东、南、中、西、北;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声：角、羽、宫、商、徵;五数：八、七、五、九、六;五时：春、夏、夏秋之交、秋、冬…… 《管子·幼官(玄宫)》篇为齐国统治者设计了符合五行原则的“明堂”，要求国君居于明堂，按照五行原则衣食住行。如：夏秋之交，“五和时节”，穿黄色衣服，多吃甜食，听宫声(C调)音乐， 数字以用五为宜，饮中央黄后(帝)井中的水，如此等等。 《管子·五行》以黄帝时代为理想境界，说黄帝时“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由于人与天协调，所以“天地之美”都充分显示出来了。毫无疑问，后世天子也应按五行原则执政。 这五行指导下的政治，注意运用了五行特点：木德行，贵在生长;火德行，贵在发散;土德行，重视农事;金德行，重视武备;水德行，重在孕育。同时，它又暗合了自然季节的客观规律。尽管用现代历法来衡量，它还不很准确，然而总算与科学思想有些接近了。 《管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道家;清《四库全书总目》归入法家。当代有学者认为应属黄老学派。笔者亦表赞同。这就是说，五行思想渗入道家，成为黄老学派的理论武器。《管子》把五行说引向独立发展，又促成了阴阳五行家的诞生。 3.阴阳家——邹衍五行 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在地理概念上推衍宇宙，在历史领域内囊括古今，企图解释宇宙生成和历史运转的一切秘密的大思想家，是齐国人邹衍。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看见统治者日益淫侈，不能崇尚德性、给黎民做出榜样，于是“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讲道理，从“先验小物”开始，推及宏观宇宙，到达无边无际的境界。他又讲到天地剖判以来，五行之间如何转移，及各时代的政治特点。邹子的“五行”，用的是“相克”或者叫“相胜”的顺序：水、火、金、木、土。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这个顺序不是邹衍的发明，在他以前，春秋时已经有人谈了。邹衍的创造在于他把五行相克用到历史上，讲“五德终始”： 大凡一个王朝将兴，便有自然现象显现。黄帝时，天让大蚯蚓大蝼蛄从土中爬出来;黄帝见了说：啊，土气旺盛了!土气胜于其他气，所以黄帝时色尚黄，事尚土。到大禹时，天让草木旺盛得秋冬不凋;禹见了说：啊，木气旺盛了!所以夏代便尚青色，尚木德。到商汤时，天让金刃从水中冒出;汤见了说：啊，金气旺盛了!所以商代崇尚白色，尚金德。到周文王时，天让火红的乌鸦衔着丹书聚集在周庙;文王见了说：啊，火气旺盛了!因此，周代便尚赤色，尚火德。现在周室已衰，代替它的必定是奉行水德的，天将要以“水气胜”的兆头显示给下界帝王。在道家看来，水的特点是“至柔”的、润泽万物的。所以，要想取周而代之，办事必须效法水德。 邹衍讲这些道理的目的，是要让人们从蒙昧状态觉悟过来，要帝王们懂得谨慎从事，施仁义、行节俭。王公大人们初听了他的这番启蒙，如梦初醒，很被他吸引，衷心向往着去取代火德;然而过后又回复故态，不能效法水德，不能改正自己的淫侈的毛病。 三、影响 战国时期，七雄相争，五行思想便成为思想家们的哲学武器。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说，五行思想形成之后，“建以万斛狂润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辨》五册353页)。西汉武帝以后， 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帝国政治一直由极重现实的儒家思想支配。与此同时，五行思想则在民间发展。顾颉刚先生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同上，404页)这无疑是很正确的。要对这影响深远的思潮作总体评价， 不能简单化。由于没有溯到它的源头，没有注意它产生的背景。五四时期的学者们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办法。如梁启超就总称其为“妖言”，范文澜先生称之为“五行老妖物”(同上641页)。 我们了解了五行思想的起源，就认识到它从上古神学体系中挣脱出来，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系列杰出思想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五行思想的形成，是上古世俗思想对官方神学思想的胜利。它成为古代思想史上一股清冽的源头。用五行思想武装了头脑的春秋后期思想家子产、晏婴、史墨、医和等人，他们面前的世界不再是朦胧神秘，而是清晰的、有序化的现实世界，五行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思维能力的一次飞跃。 漫长的中世纪，阴阳五行像生命力极强的灌木丛，蔓延在华夏大地。举凡人民生活相关的问题：衣食住行、生丧嫁娶、吉凶祸福、贵贱穷通，无不用它进行解释。梁启超说它是“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不算夸张。但迷信是中国外国、东方西方中世纪的共同特征。没有对阴阳五行的迷信，便有宗教狂热。阴阳五行吸引人们去了解那取决于五行规律的命运，允许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命运。就这点说，它比宗教接近科学。两千年间，这土生土长的思想体系顽强地抵制或改造着外来的宗教，也淡化了本土的神学。同时，它的五德终始、五行灾异、天人感应之类，也是思想家们同君主暴虐进行斗争的武器。在历史上，当天下大乱，儒学被统治抛弃的时代，它立刻泛滥起来，填补精神真空，用它特有的自信，特有的大无畏，调动起人们的激情，去迎接现实中的各种困难。 在那春耕、夏耨、秋收、冬藏便是整个生活的环境中，阴阳五行是农夫们可以达到的最高哲理思维。佛学的深奥哲理，精微的逻辑思辨，在这里是扎不下根的。由此我们想到，任何一种学说，若不深深植根于人们生活的现实之中，它终究会被抛弃。同样的，要想让一种好的学说为人民所掌握，首先应着力于改变人们物质生活的现状。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