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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的对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宗教是对超自然对象的信仰与崇拜，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对象；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宗教的认识方法则是反经验、反理性的信仰主义；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宗教则妨碍生产力发展；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宗教则阻碍社会变革。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清楚地证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与宗教神学作斗争，并不断清除上帝作用的过程。近现代资产阶级要利用自然规律来发展生产，又要利用上帝的超自然神力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既需要科学，又需要宗教，想尽一切办法来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作者认为，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在应用科学上造成的弊端，正确的道路决不是科学与宗教的调和，而是科学的发展加上社会的变革，使人类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国内外讨论的热门话题。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在理论上、思想上理解二者的关系，如何在实践中妥善处理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构成人们日益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此，我们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区别 科学的本质决定它必然摆脱宗教的束缚。科学知识的幼芽萌发于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中，古代文明已包含有许多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因素和内容。但是，应该说当时的科学知识尚处于逐步展示其本质的发展过程之中，从近代科学的观点看，只能算是科学前的科学。它在认识上的特点是对事实的经验观察并对经验事实做出因果性的推断。由于社会实践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的历史局限性，必然造成人类认识上的不完善和经验材料的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事物和世界的知识，不可能不是一种事实联系和想象联系相混合的结构，以猜测的推理填补自然界因果链上的空白。这就使科学知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附属于在思维方式上尚未摆脱想象性和猜测性的自然哲学体系，甚至寄生于更具幻想性的宗教神话观之中。因此，我们在古代人的神话里可以看到人类在自己的想象中对自然力的征服，在占星术中可以看到对自然天象的经验观察和天体运行规律的推算，在中国道教的内丹炼气和印度宗教的瑜伽术中发现古代人对人体内在的生理功能和精神功能的发掘，而在中国和西方的炼丹术中找到近代实验化学的萌芽。 不过，科学与宗教的这种历史的混合状态必然随着历史的进展走向解体。由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过去那种在想象和猜测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有的得到经验的确认和理性的论证，逐步克服了原来所有的想像性和猜测性，从自然哲学体系和宗教神话世界观中分化和独立出来，变成为实证性的科学。在科学知识的这种发展面前，历史上的宗教一般总是站到了实证科学的对立面，视科学为异端。这是因为作为古人幻想产物的神话世界观已被宗教神圣化为不可更改的教义，神灵安排和操纵的自然秩序决不能跟在科学发现的后面随时改变。科学与宗教的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中，而在近代实验科学的发源地——西欧，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更加尖锐。以哥伯尼太阳中心说为开端的近代实验科学，是科学的本质的真正体现，是近代科学与宗教世界观彻底决裂的第一次宣告。唯其如此，传统的宗教神学对之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宗教与科学本质上的对立被历史所掩盖的那种朦胧状态从此结束，它们的本质从此都越来越充分地展现于历史进程之中，走上了公开冲突的道路。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的对立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予以说明。 宗教是对超自然对象的信仰与崇拜，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对象。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的本质特征是从世界本身寻找说明世界的根据和原因，而不做任何人为的附加。科学把一切研究对象视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和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们的产生是由于事物本质所决定的自然原因，它们的变化服从于客观的规律。真正的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对自然物的作用，因此也反对用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去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及其发展进程。 宗教则与此完全相反。宗教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相信超自然的上帝和神灵主宰自然界。因此，宗教总是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说明对象，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取决于神意和天命。宗教的本质决定它必然否认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规律。如果宗教承认自然的必然性和规律的客观性，那么一切事物的性质和表现就都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它们的发展进程也是必然的。这样一来，宗教所信奉和崇拜的神灵或上帝就没有任何可以违反自然规律和影响自然进程的能力，他们就不能实现超自然的神迹来惊世骇俗，显示自己的存在；也不能用超自然的形式来满足宗教信仰者的祈求。上帝和神灵就只能是由自然必然性所决定的、普普通通的自然存在，而不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世界、改变自然进程的造物主，这就意味着，神不再是神，宗教也因之而不复成其为宗教。对超自然力量的肯定与否定，决定了宗教与科学二者在本质上的对立。宗教对超自然力量的肯定与科学对它的否定，都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这种改变意味着自身的本质规定性的丧失。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宗教的认识方法则是反经验反理性的信仰主义。宗教与科学在认识方法上也根本不同，科学要认识自然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就必须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推理，通过再现自然进程的科学实验，或者从事物的原因推知事物的结果，或者从事物的结果推知事物的原因；或者从事物的外部特征探索决定它们的内在本质，或者从对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出发推论其外在的必然表现。科学方法本质上是经验与理性、科学实验与逻辑推理的有机结合。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观察的事实基础之上，并通过经验和实践去检验，反对任何人为的虚构。恩格斯对此作了概括的说明：“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① 各种宗教信条、教义规定和神学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对超自然境界、超自然神灵及其创造的超自然神迹的信仰。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感官经验对之感知和认识，更不可能通过科学的仪器或实验使之重复再现，也就不可能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合乎理性的逻辑证明。因此，宗教神学总是而且只能强调这些东西超出于人类的任何经验和理性之外。在宗教神学看来，人类的经验和理性只能认识有限的事物或自然的物体，对于超自然神灵的认识，则只有依靠超经验、超理性的启示或神秘主义的直觉。对于善男信女，宗教主要要求他们对神灵要虔诚地信仰，要无条件地爱，而不是经验的确认和科学的验证。有些宗教神学体系有时也借助于貌似理性的逻辑推理，论证其教义的真理性和上帝的存在，但由于所要证明的对象根本不存在，这种纯逻辑的推论便只能是一种概念游戏。许多宗教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有鉴于真正的理性思维必然会推翻宗教的基础，便坚决反对把宗教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如果那样做，只能是让宗教去经受它本来经受不起的考验。宗教认识其信仰对象（神）的基本方法必然是信仰主义，与科学的认识方法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二者在本质上对立的表现。 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宗教则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宗教与科学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也大不相同。科学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物化为社会财富，创造出新的物质文明。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自然科学新发现的产物，而宗教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的说来是起阻碍作用的。这样说，并非指责教会僧侣一般只从事脱离物质生产的神职活动，更不是抹熬广大信徒所进行的生产劳动，而是由于宗教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信仰与崇拜，妨碍人们对自然力的原因和规律进行探索，从而使生产技术不可能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顺利发展。特别是宗教在历史上对科学的压制和对科学家的迫害，推迟了一些重大科学发现的推广和应用。 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宗教则阻碍社会变革。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宗教与科学也完全不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②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必将造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或迟或早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近代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明显而直接的影响，用马克思的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③考虑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④至于宗教，就其本质而言，是反对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汉斯·孔是一个有着善良的愿望和进步的思想的神学家，他不仅承认宗教在历史上反对社会进步的事实，而且主张改造天主教正统神学。他希望把传统宗教那种反对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神改造为自由主义的神：“神既不剥夺人的自由（信不信神的自由），又不限制人的自由，也不轻视人的自由。神给人以自由，神维护人的自由，神也完成人的自由。”⑤可是，如果人的自由不是自身的权利，没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作为自由的基础和保障，而必须依靠神的“给予”、“维护”和“完成”，那末，人仍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仍是听天由命的奴隶，这种“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变革，才能在合理的社会结构内实现人所渴望的真正自由。而要正确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得排除神对社会和历史的主宰。显而易见，这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任务。 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上帝的影响从一个个领域中清除出去 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无论科学真理的发现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都不能改变它的本质。科学在每一领域的重大成就，都意味着在这个领域内自然规律的发现和超自然力量的否定，意味着把上帝的作用和宗教的影响从这个领域中赶出去。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然科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攻占宗教堡垒的过程。由于两千多年来科学知识的发展，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自然界的整个领域逐步为科学所征服，使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失去存身之地。恩格斯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宗教〕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宗教〕城堡投降了，直至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让上帝来作‘第一次推动’，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神甫赛奇虽然以合乎教规的一切荣誉来恭维他，但是绝对无条件地把他完全逐出了太阳系，只允许他在关系到原始星云的时候还有一次创造行为。在一切领域中，情形都是如此。在生物学中，他的最后的伟大的唐·吉诃德，即阿加西斯，甚至责成他去做十足荒唐的事情：他不仅应当创造实在的动物，而且还应当创造抽象的动物，即创造鱼这一个类!最后，丁铎尔完全禁止他进入自然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而他还允许他存在，只是因为必须有一个对这一切事物（对自然界）比约翰·丁铎尔知道得更多的人!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没有他就一根头发都不能从头上落下来——相距不知有多远!”⑥恩格斯的论述，概括地反映了自然科学从自然界中清除上帝作用的进程。 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万物有灵神话世界观的冲击。古代希腊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是在反对传统的以万物有灵论为特征的多神宗教和神话世界观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按照这种传统的神话世界观，自然界的各种自然事物和自然力量，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行业都不过是某种神秘力量或某种人格化神灵操纵其间的外在表现。各种神灵既是自然现象的原因，又是社会生活的主宰。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说法：“神原被认为是万物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原理。”既然神是万物的本原和原因，那么，一切现象当然就得用神灵的意志和超自然力量作出解释。但是泰利士以来的各派唯物主义哲学却提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自然观：世界万物的本原和原因不是任何超自然的神，而是自然本身。物质性的元素是一切自然事物的本原，不同性质的万物及其生灭变化，归根到底不过是作为世界本原的物质元素的分解与组合。至于这种作为世界本原的物质元素到底是什么东西，各派自然哲学的说法各不相同：水、气、无限者、种子、土、原子……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这种种哲学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理性的想像和推测，并不符合于我们现代人所了解的自然科学，可正是这些猜测性的哲学推理打开了自然奥秘的大门，开辟了通向真正自然科学的道路，它的科学意义在于否定了传统宗教及其所奉神灵的权威，从自然界本身去寻找自然现象的原因，用人类自己的理智去代替神灵的意志。不仅打破了神灵对“自然秘密”的垄断，而且也在对“自然秘密”的解释中排除了神灵的作用，力图用物质本原与万物的物理交换或物质循环过程来说明自然事物的生灭变化过程及其原因，用物质元素在数量上的增减和结构上的变化，来说明物质形态及其属性的多样性。这样一来神灵在自然界的作用不需要了，神灵的存在可有可无了。 哥伯尼天文学说对于神学世界观的第一次反叛。尽管从古代到中世纪，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科学发现都不曾间断，但是科学与宗教形成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却是近代的产物。其标志是1543年哥伯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出版。恩格斯把这一事件比之为马丁·路德烧毁教谕一样的革命行为。罗素也认为这是“神学与科学的第一次对阵”。科学从宏观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体系。从此以后，开始了近代自然科学摆脱神学世界观束缚的解放过程。 哥伯尼所反对的地球中心说并不是罗马天主教的发明。早在古代希腊时代，欧多克斯、亚理士多德、阿波罗尼、依巴谷等人就先后提出了此种主张，而由托勒密集其大成。基督教在一度反对地心学之后，转而接受了它。但基督教也作了自己的“新贡献”。这就是在亚理士多德——托勒密地心体系之上涂上了一层神学目的论的油彩，使之具有神圣的灵光。按照基督教圣经的说法，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而在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大地是作为人类栖息之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应该居于宇宙的中心，其他天体则围绕地球转动。至于世界万物，皆是由于上帝对人类特有的仁慈和恩惠而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成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创世说和神学目的论的科学根据，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理论支柱。 哥伯尼的太阳中心说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太阳的位置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处于宇宙的中心；太阳系行星绕日轨道也不是正圆而是椭圆，太阳则居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之上。但这些缺陷并不降低哥伯尼学说的革命意义：第一，它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宝座拉了下来，降为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人类也不再是什么上帝特宠的“选民”，在宇宙中并没有特殊的地位。这从科学上彻底粉碎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和神学目的论的世界观。第二，日心说的科学结论与人们感性直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太阳绕地球的视运动）直接冲突，为自然科学如何把经验观察与理性分析结合起来，如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思维方法和认识方法，提供了有力的刺激和推动。第三，在自然事物方面向教会权威进行了公开的挑战，打开了教会统治的第一个缺口。 紧跟哥伯尼之后，在天文学上推进从他开始的革命进程的科学家，是刻卜勒和伽里略。刻卜勒的巨大贡献是他发现的关于行星运动的三条定律： 一、行星的运动轨道是椭圆形，太阳则处于这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二、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联结线，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 三、行星在轨道上运行一周的时间的平方与其至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例。 不管刻卜勒本人主观上是否自觉，这三条定律具有深刻的无神论意义。刻卜勒定律以准确的数学方程式揭示了天体运动规律，证明了哥伯尼的太阳中心说，使教会的反对态度更显得荒唐无理。教会再也堵不住哥伯尼在神学世界观上打开了那个缺口了。关于行星运动轨道不是正圆形，而是椭圆形的主张，也有反对传统教义和神学世界观的意义。传统的神学世界观认为天体是最完美的形体，本来就是神，完美物体的运动必然也是完美的，最完美的运动就是圆周运动，因此，天体必然是作圆周运动。刻卜勒第一定律粉碎了这种神学的先验论。根据刻卜勒的第二定律，天体运行的速度也不均匀，距太阳近时则快，远时则慢，从神学世界观看来，这种观点简直就是亵渎神灵。完美天体的完美运动必须是匀速的，才具有神圣天体所应该具有的威严堂皇的性质，决不能一时急促，一时偷懒。宗教神学加于天体运动上的神圣面纱一经揭穿，科学家的思想闸门就得以打开，他们就可以如实地去看待天体和一切自然物体，摆脱神学世界观的束缚，得出科学的和无神论的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刻卜勒三定律的反宗教神学的意义，是就它所包含的客观价值及其对后来的科学和无神论的发展的实际影响说的。一个人的理论和主张常常违背本人的意愿而被后人作相反的应用，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刻卜勒就是一个。刻卜勒本人并不是无神论者，基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占星术的信徒。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他受毕达戈拉斯和柏拉图的影响至深。他深信世界是上帝按照完美的数学原则创造出来的，他自己的全部科学工作的最后目的，便是努力发现上帝心中的数学的和谐，他认为，他发现的天体体系的几何学结构就是行星距离的真正原因。他和柏拉图一样，认为上帝总是在应用几何学。不过，这种数的神秘主义并不能改变刻卜勒定律本身的科学实质，而一切真正的科学发现总是和宗教神学根本对立的，不管这些科学规律的发现本人是否愿意，它们迟早总要导致与宗教神学的直接冲突，把上帝的作用从这个领域清除出去。 近代实验科学的无神论意义。十七世纪首先在欧洲兴起的近代实验科学主要是以机械力学为中心的物理学和从炼金术中脱胎而出的化学。实验科学的根本特点是用科学实验的方式排除次要的、非本质的因素，孤立和再现自然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借以探索那决定自然过程的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发现它们之间的准确的数量关系，并力图用数学方程式予以表述。就像刻卜勒发现天体运动的力学规律一样，新兴实验科学也要求发现普通自然物进行物理运动和化学变化时的力学规律。在实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因此而逐渐培养起一种思想方式和说明方式（自然观），要求用数学和机械力学的规律对整个自然界作统一的说明，把物质的一切性质还原为可以用数学和力学规律去把握的物质粒子的机械结构和数量组合。这就是盛行于17—18世纪的机械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具有深刻的无神论意义，因为它在从神圣的天体到普通的自然物的整个自然界中排除了上帝安排一切的天命神学和神秘主义的隐秘性质说。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和机械自然观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物理学中是伽里略和笛卡尔，在化学中是波义耳。伟大的牛顿继承和发展这种自然观，用以说明声光电磁等各种现象，在各种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同时，他又研究自然物体运动的规律和自然物体之间互相作用的规律，发现了三条普遍性的规律，这就使得整个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被纳入牛顿力学的范围。自然界的一切运动，一切变化都服从于自然规律的支配，都有其数学的必然性，都因此而得到合乎规律、合于理性的说明。不仅在天体运动范围内，而且在一切普通自然物的范围之内，都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上帝和神灵对于自然物的主宰作用基本上被近代实验科学清洗出去了。近代实验科学具有鲜明而深刻的无神论意义，它直接导致哲学和宗教观上的无神论，这就是：十七世纪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无神论，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遍及整个欧洲的自然无神论，一直发展为十八世纪法国的战斗无神论和十九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无神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