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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由于电子的发现，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论物质观受到了冲击。现代物理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大宇宙到小宇宙，使我们对物质的认识进入到了新的层次。但这既不意味着机械论自然观的否定，也不意味着它所具有的无神论价值发生动摇。相反，现代物理学用更丰富的科学事实，在更深的层次上一再证明物质的一切属性都决定于物质微粒在结构为物时的数量组合和空间排列。这种说明方式已从物理学扩展到生物学、遗传学，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近年来，又进一步扩展到与大脑活动相联系的精神科学。一当这种自然观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原来占据那个领域的超自然势力就被自然科学驱逐出去。十七世纪以来，近代实验科学所开始的这个从自然界各领域中清除上帝主宰作用的进程仍在继续，它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 天体演化说与生物进化论对上帝创世说的否定。人和世界万物的最初起源问题，是人类智慧猎奇求索的对象。古代各民族的宗教神话中差不多都有神灵如何创造世界万物的故事。在后来的宗教发展中，这些创世故事差不多都被纳入各种宗教的教义体系之中，成了所奉神灵的基本神性，是神灵之超自然权能的具体表现。在悠远的古代，当人类智慧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对人和万物如何起源这种复杂深奥的科学一哲学难题，人们只能采取神话的形式，智窦初开的古代人驰骋其不成熟的理智和丰富的想像力编造一个又一个的创世神话。我们与其说这些神话是宗教的迷信，不如说是神话创造者理智困惑之余的思考。由于它们尚未被奉为神圣不可更改的信条，并未对人们的理智和想像构成严重的束缚。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像力和思维模式去构造另外的创世神话，其中也包含不同程度的哲学思考的颗粒和科学探索的因素，正是这些合理的成份推动了人们对世界起源问题的思考，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诞生。但是，一当制度化的宗教把某种传统的创世神话选择为正统的教义信条之后，它就成了全体信众不可更改和违背的神圣信仰，对于人类和世界万物如何起源的科学探讨，于是便变成宗教所禁止的异端思想。 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的精神统治，《圣经、创世纪》讲的那些上帝创世的神话长时期被人们相信为确凿的历史事实，神学家们甚至根据圣经所记亚当后裔的家谱推断出上帝创世的确切年代。牛顿力学虽然发现了天体的运动规律，但由于他对宗教的虔诚和世界观上的局限性，他仍未摆脱上帝创世的正统信仰。他心目中的宇宙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宇宙，很可能是上帝一次性地创造出来的。但是，由于近代实验科学从自然界各个领域否定了上帝的主宰作用，也必然随之而对上帝作为“世界第一因”和“第一推动力”的创世活动产生怀疑，并用“进化”的概念来说明宇宙的形成和人类的产生。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进化理论在天体物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形成了与上帝创世信仰直接对抗的天体演化说、地质发展观和生物进化论。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定理研究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太阳系形成假说。在康德看来，只要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可以说明太阳、行星和卫星的起源，而无需上帝的创造和第一次推动，他也有一句笛卡尔式的名言：给我物质，我就能给你们看，怎样从物质中产生出世界。根据康德的假说，原始的物质是稀薄的星云，由于引力和斥力的互相作用而产生漩涡运动，最后形成旋转着的球形物质凝结物——天体。物质的宇宙是无限的，有一个从混沌状态到有组织状态的渐化过程，进行着宇宙体系永恒的和自然的产生和灭亡过程。对于康德的假说，罗素从科学上作了肯定的评价：“这种理论虽然一部份在数学上站不住脚，但是大体上同后来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⑦ 以基督教《圣经·创世纪》为典型代表的上帝创造人类和生物的宗教神学，直到十九世纪才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彻底粉碎。而生物进化论之所以诞生则得力于地质学关于地层演化的理论。十八——十九世纪期间，地质学家发现地球的地层保存着许多现已绝种的生物的化石，而且越是古老的地层，生物越是简单；越是新生的地层，生物越是复杂，更加接近于高等生物。这些地层的形成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通过悠久的历史过程而慢慢演化的结果（其中有水成派与火成派的争论）。如果按照《圣经·创世纪》的说法，地球的整个历史不过六千年左右，这对于地层化石层的沉积来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随之而来的结论是，既然不同化石层中的生物有着巨大的时间差距，《圣经·创世纪》所谓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整个世界和一切生物的说法也只能当做神话故事。把不同化石层的生物物种连结起来，可以合理地构成一部生物连续进化的谱系和历史。 同时，生物学的发展也不断冲击着神创论，新大陆上许多动物的发现，很难使人相信那是挪亚方舟的主人从阿拉腊山远涉重洋带去的，动物种类的巨大数量（数达几百万种），也不是挪亚那个小小的方舟所能容纳得了的。各种动物之间的互相残杀和互相折磨，更难使人相信造物主的仁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开其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总其成。达尔文于1859年11月发表了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系统论证了生物进化论。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生物由进化而来；二是由于生物的高度生殖力引起生存斗争，进而产生对遗传变异汰劣留良的自然选择过程，于是造成了生物的进化，所以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原因和机制。达尔文学说以其丰富的实证和科学的推理很快在学术界和公众中产生巨大的反响，对于宗教神学的上帝创世说，这是真正致命的打击。恩格斯赞扬说：“……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⑧神学目的论的被驳倒，实质上也是整个神学世界观的破产。 以上所说，概述了从哥伯尼到达尔文以来自然科学反叛宗教，清除上帝势力的情况。这个说明是极其简略、非常不完备的，宗教和上帝所丢失的堡垒绝不是我们所提到的那几个领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各种自然科学都在全面而迅猛地发展，都有重要的发现。一切科学发现之所以是科学，本质上就在于它发现了自然物自身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从此不再借助于超自然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清楚地证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与宗教神学作斗争，并不断清除上帝作用的过程。科学与宗教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正如自然力量与超自然力量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一样。 三、宗教与科学的对立能调和吗? 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胜利虽然已经从自然界的各个领域把宗教的作用和上帝的权能驱逐出境，但由于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宗教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神或上帝仍旧活在那些需要神或上帝的社会势力的幻想世界之中。宗教神学也总结了历史上与科学作斗争的教训，不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写在古老圣书上的每一句教条，愚蠢地反对自然科学的一切新的发现，用对待布鲁诺的办法把科学家送上火刑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他们与中世纪的统治阶级——教会僧侣与封建贵族有不同的阶级特性。教会僧侣与封建贵族坐食俸禄，不事生产，他们并不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近代资产阶级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他们与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要想在自由竞争中站住脚跟，获得更多的利润，便只有改善经营、发展生产，这就得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近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它对自然科学只能采取支持的态度。可是近现代资产阶级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他们更关心的事情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既需要科学，又需要宗教；既要利用自然科学来发展生产，又要利用上帝的超自然神力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近现代资产阶级想尽一切办法来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在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世界中，流行着各式各样的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理论和思潮，它们的花样很多，难以尽说，但其中最有影响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利用哲学上的不可知主义，划分宗教与科学的范围，使之各得其所，和平共处；二是歪曲科学发现的性质，利用科学的暂时困难，使科学转而为神学服务；三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在应用科学成果上造成的弊端归罪于科学，转而强调用宗教来挽救科学。这种种调和的理论和手法究竟是否能达到最终调和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呢?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必须对此作一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没有专属于宗教而为科学所不可企及的超经验、超自然的领域。企图从根本上调和宗教与科学对立的理论，主要是哲学的不可知主义。它通过对人类认识的本性和能力的分析，认为科学的认识对象和所能达到的范围只限于经验感知的领域，科学决不能超过经验的限制而把握超经验的对象。宗教所信仰的上帝灵魂和自由意志，就是这种超经验的对象，它们是科学不可企及的领域。宗教与科学各有自己的天地，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这种调和论来源于休谟和康德。 休谟在哲学上自称为“温和的怀疑主义”。他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源于感官印象，而认识的界限也止于感官印象，至于感官印象源于何处?它之外是否有一个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作为其客观源泉，原则上不可知，因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不能超出感官印象之外而作出进一步的推论。在休谟的哲学世界中，感官印象是唯一可予确证的实在，其他一切存在（物质、精神），由于得不到印象的确证，都是值得怀疑的。既然“精神实体”是否存在不能确定，那末，宗教神学所谓非物质的、不死的灵魂以及上帝神灵的存在也就成了可疑的对象，就此而论，休谟的怀疑哲学具有鲜明的反宗教倾向。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对物质实体的存在表示了怀疑，同时又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基础的因果律化为主观上的观念之间的习惯性联想，这就动摇了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休谟的怀疑哲学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实质上是一把“双刃刀”：一方面对宗教神学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对自然科学的合理性表示了怀疑。既然自然科学也只能描述和整理经验事实而不能认识经验之外的世界，那末它也无权否定超经验世界的存在。宗教神学超越经验的限制而肯定灵魂和上帝之类当然是一种虚构，但却可以信仰它们的存在。宗教的真正基础不是理性的论证，而是单纯的信仰。休谟在批判了传统的宗教神学之后，又在超经验的领域内为宗教神学找到了一块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不能进击的领域。这种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的路线在康德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康德在宗教观上具有浓厚的妥协性。他所标榜的“批判哲学”，锋芒指向两个方面，既反对与宗教关系密切的唯心论，也反对反宗教的唯物论；既反对狂热的信仰主义，也反对无信仰者；既反对宗教神学，也反对无神论和怀疑主义；既主张保留宗教，又主张发展科学。 康德通过一套极其复杂晦涩的哲学推理向人们证明，人类的全部知识（包括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都是感官材料和人类悟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时空直观和知性范畴）组合而成。人类的一切知识、一切科学，都只是在经验中有效的经验知识。它所认识的对象，乃是现象，而不是物的自身现象，本质上不过是主体的感觉，而物自身则是非感性的，超经验的，决不是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所能把握的。用康德的说法，所谓物自身或现象的本体，实际上乃是我们对之绝无所知，而且绝不能有所知的“X”。这个“X”不是知识或科学的对象，而是宗教信仰的对象。从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出发，可以得到一个在哲学、科学和宗教上非常重要的推论：唯心主义哲学所肯定的精神实体，唯物主义哲学所肯定的物质实体，宗教神学所肯定而为无神论所否定的上帝、自由意志、灵魂不死之类，都是就这个“X”而言，它们都是对人类理性未经批判而误用的结果。 按照康德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限制理性和科学的范围，意在为宗教留下一块不受理性和科学之攻击的安全岛。既然“X”不能为理性与科学所解证，那末，为了道德实践的需要，我们可以信仰它是维护道德所必需的上帝、自由意志或不死的灵魂。于是，宗教就作为道德的条件而成为社会的必需。 休谟与康德的不可知主义哲学及其对宗教与科学之关系的说明，彼此不尽相同，但基本思路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把理性与科学的权威限制在经验的领域，而把宗教的基地置于超经验领域，视为信仰的对象。按照他们的说法，科学和宗教各有自己的合法领地，彼此互不相干。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世界中，许多最有影响的企图调和宗教与科学的对立的思潮，基本上都是从休谟与康德的上述思路发展而来。尽管这种调和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思想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其理论基础却是虚假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把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的对立性过分夸大了。人的认识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客观对象自身（物自身），但它却来源于客观对象的在感官上的作用，本质上是客观对象在主观认识中的反映。反映与被反映者之间有对立，也有同一。在形态上可能相似，也可能不相似，但前者既为后者所决定，它们之间就有着内容上的一致性。通过科学的分析，人类完全有可能区别出认识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认知客观对象的特性和本质。在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完全有可能通过认识的发展达到对于客观对象的认识。所以，把认识与对象的差别夸大为经验与超经验的绝对对立，完全是人为的、虚构的。超经验的对象根本不存在。一切对象只要是客观存在，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认识的对象，为经验所认识和把握，即使不能为人类的感官直接把握，也可以为作为人类感官的延长——科学仪器——所把握；即使暂时尚不能成为经验的对象，也可以随着认识的发展和感官的延长（科学仪器的改进）而迟早成为经验的对象。正如人类感官不能直接经验到的分子、原子、电子、原子核、层子、夸克……已经逐步成为经验的对象，为科学所把握一样，如果一样东西本质上永远超经验，不能为任何经验所把握（如上帝、灵魂之类），那只能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从理论上看，超经验对象是虚无，是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虚构。企图在这个领域为宗教找出一个不受科学攻击的安全岛，是一种神学的妄想。 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穿对它的神学歪曲。第二种常见的调和宗教与科学的论调和手法，就是歪曲科学新成就的性质和意义，利用科学在前进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困难和曲折，力图把科学纳入神学体系之中。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个重大的发现，几乎总是一开始就遇到来自宗教神学的攻击和教会的迫害，而当得到实践的证实和普遍的承认以后，宗教方面无法继续反对了，便改变策略，转而歪曲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对它作出有利于宗教的神学解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遭遇是这方面最典型的说明。最先基督教会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全力围剿；失败之后，便转而采取顺应达尔文主义的策略，企图在进化论基础上建立新的神学。有些神学家根据进化论改造传统的上帝观念，把圣经中那个超世界之上而存在的上帝改造为内在于世界之中的上帝，并在此基础上来调和达尔文主义与上帝造人的神学说教的对立。按照他们的新说法，虽然达尔文认为人是猴子的后代，但基督徒仍可按圣经的传统说法，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孙，因为上帝存在于一切生命的内部。另有一些神学家的说法更为巧妙，据他们说，“进化”本来就是上帝头脑中的一个观念，生物的进化历程就是它的展示。 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电子和放射现象，相对论，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星体红移和宇宙大爆炸学说，层子模型和夸克理论，遗传密码，有机物的合成……相继问世，新的发现总是包含有否定旧学说的一面，其自身也有尚待进一步完善、做出科学的理论解释的地方。宗教神学常常利用科学在发展进程中自身扬弃的机会大作文章，一方面把旧学说的否定说成是自然科学的破产，另一方面又把新发现歪曲为对神学的新的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歪曲为一切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主观性，以此来证明自然科学对神学世界观的否定不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被宗教神学歪曲为物质粒子并不遵循自然规律的决定而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精神性的存在；星体红移和宇宙大爆炸被歪曲地说成是上帝创世说的最新证明；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导出的“宇宙热寂说”则被神学家和具有宗教倾向的科学家利用来证明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论……。尽管喧嚣一时，颇有声势，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却总是走到神学世界观的反面，导致对自然规律的更完善的表述。例如现代物理学已不再把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视为不可调和、非此即彼的对立学说，而是找到了它们各自适用的条件和范围，把研究高速运动的相对论、研究常规运动的经典力学和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不是自然科学的破产，而是它的发展和完善。这种发展不是有利于神学，而是进一步证明神学世界观的虚伪。罗素就对于量子力学的神学歪曲曾作过颇有说服力的评论：“这种从原子行动中推断出来的反对决定论的论据，完全依赖于我们现在的无知；也许明天由于某种新规律的发现它将遭到驳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我们最近才对原子有了详细的认识，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认识还将加深。任何人也不能否认，那些将表明原子为什么在某种场合下选择这种可能性，而在另一种场合下选择另外的可能性的规律是能够发现的。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两种不同选择的前提有什么相应的区别，但是总有一天这种区别会被发现。要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决定论，那么这种论据是很有份量的。”⑨尽管罗素对决定论思想如何表述有他自己的说法，但他在上述论述中所阐明的科学认识的发展观是充满辩证法精神的。只要我们看到科学不断发展的事实，那末我们就会承认，一切过去和现在尚未被认识的自然规律总有一天会被自然科学所认识。所谓自然规律，乃是自然本身的规律，是没有任何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余地的。因此，自然规律的新发现，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总是必然地导致对上帝作用的进一步否定，揭穿一切对自然科学的神学歪曲。 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应用科学造成的弊端归咎于科学。第三种常见的宗教与科学的调和论，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在应用科学方面造成的社会弊端说成是科学的缺陷，然后据此要求人们不要迷信科学的权威，而要皈信宗教。他们甚至进一步宣称要用宗教来挽救科学，拯救社会。这种调和论，随着战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而甚嚣尘上。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和无产阶级的物理学。科学可以一视同仁地为各个社会阶级服务。但是，科学掌握在什么阶级手中，他们如何利用科学成就，却是由应用科学的人及其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科学按其本性说是一种改造自然的巨大生产力，可以造福于人类。但如其操纵在反动阶级之手，也会为其反动的阶级利益服务，给人类和被压迫阶级带来比自然灾害更残酷的不幸，造成社会弊端。这种情况被有些人利用来证明科学本身的缺陷，宣称科学有两重性：它既可以创造文明，也可以带来野蛮；化学既可以合成人类生活所需的高分子化合物，也可以创造杀人盈城的化学武器；原子物理学既可建造给人类带来光明和能量的核电站，也可建造毁灭人类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武器；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促进了生产自动化，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但也造成了工人的失业；大规模的工业化创造了高度的生产率和高水平的福利社会，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破坏了固有的生态平衡，大大提高了癌症发病率，特别是引起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肆无忌惮的追求，使道德水平下降，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泛滥流行不可收拾……。在这些人的眼里，科学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福音；拯救人类和社会的真正福音，只能是宗教。基至像海森堡这样的大科学家也迷惑于此种错误的思潮，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只能用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但其结果却取决于人们使用科学技术的目的是否善良。他认为目的不能由科学技术自身来决定；只有在宗教这种精神形式中，人们才能找到自己行动的正确指针，才能具有明确的分辨善恶的能力，社会才有进步的希望。梵蒂冈的官方神学新托玛斯主义则到处宣传原子时代的到来，现代物理学的发现会产生毁灭世界的灾害，人们不能保证科学技术不致毁灭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在面临死亡的威胁面前，必须使科学服从“正确的道德意志和真正的人生目的”。为了确保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一个幸福的世界，人类迫切需要的东西，“乃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或完满的人道主义”。新托玛斯主义者主张，科学不仅不能解决或取消宗教，反而需要得到宗教智慧的引导。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用，确实造成了两重化的社会效果，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是不行的。但是，问题的根子不在科学而在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病态的社会结构。因此，如果真要克服科学应用的消极后果，便不是在科学真理与所谓“宗教真理”之间寻求调和或平衡，而是改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使社会结构合理化。一个合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当然要有高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但高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并不来源于上帝和宗教，而是对合理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向往。因此，首要的步骤仍然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造。能不能借助于神圣的宗教来实现社会的改造呢?能够给这个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答案的，只能是历史事实。历史曾经长时期为宗教提供了作出这种回答的机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宗教始终居于社会上层建筑的顶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宗教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建立过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相反，宗教在历史上总是被用作为剥削制度的精神支柱。社会的变革几乎总是在与宗教的激烈斗争中才能实现。要改造自然界就得认识自然界的规律，要改造社会就得认识社会的规律。只有适应自然规律，才能实现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适应社会规律，才能实现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能帮助人类去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实现人的解放。一当实现了这一点，旧的社会结构在应用科学上造成的弊端就可随之得到克服。如果世界上消灭了战争的社会根源，新的科学发现就不致于被用于制造毁灭人类的新武器。在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也有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而非由于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弊端，但是这种科学的局限性也只有依靠科学本身的发展来克服。工业污染的消除，生态平衡的再建，与工业化有关的职业疾病的防治……离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断无解决的希望。不管人们如何虔诚地皈信宗教，向上帝呼吁和祈祷，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末，怎样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在应用科学上造成的弊端呢?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道路决不是使科学与宗教调和，而是科学的发展加上社会的变革，使人类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470页。 ②同上，第3卷，第575页。 ③同上，第1卷，第10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 ⑤《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九个题目》，载于《世界宗教资料》1980年第3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9—530页。 ⑦《宗教与科学》第2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3页。 ⑨《宗教与科学》第80页。 （文章转自《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