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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与接受，是民间信仰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试以掠剩神信仰为例，探讨民间神灵信仰与正统宗教的关系及其对信仰传播的影响；考察在信仰的接受过程中，信众的个体性因素对神灵信仰演变的影响以及其间的互动机制。关于掠剩神信仰，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及马书田同名书尝引三条材料予以简介，认为它是贫富命定与均贫富思想的表现①。此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命运观、财富观、经济思想、经济行为等颇有关系，除对探索民间神灵信仰的起源、传播、接受、功能与社会机制的关系等问题，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对认识古人经济行为观念的形成、演变等也别具研究价值。为此，笔者曾撰文论其起源[1]，兹则集中论其传播与接受问题。 一、掠剩神信仰的传播 掠剩神始见于唐牛僧孺《玄怪录》卷三《掠剩使》：韦元方外兄新平县尉裴璞，元和五年卒于官；长庆初韦途遇裴，裴言己今为阴官“陇右三川掠剩使”。其职掌如二人对话云： （裴）曰：“吾职司人剩财而掠之。”韦曰：“何谓剩财？”裴曰：“人之转货求丐也，命当得此，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顾，所得乃逾数外之财，即谓之剩，故掠之焉。”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饮一啄，无非前定，况财宝乎？阴司所籍，其获有限，获而逾籍，阴吏状来，乃掠之也。”韦曰：“所谓掠者，夺之于囊耶，窃之于怀耶？”裴曰：“非也。当数而得，一一有成，数外之财，为吾所运，或令虚耗，或索横事，或买卖不及常价，殊不关身尔。”[2]96—97②据宋王禹偁《小畜外集》卷八《诅掠剩神文》序，至迟在宋初已有掠剩神的信仰者： 予邻有右族，藏镪巨万，每月哉生明之二日，且（旦？）必觞醪豆胾以祭于庭，具纸蚨绘骏以焚之。烟气坌勃，翳于手（予？）舍，询其所祀，则曰：“阴君命神掠民之羡财，籍数于冥府，备人之没，将得用矣。”吁，予尝稽祀典，无是说，此仅出巫觋之言尔。[3]神灵信仰所需的行仪、信仰职能与祈愿内容等要素，至此皆已具备，可见在牛僧孺至王禹偁所处晚唐到宋初，掠剩神已由志怪故事渐变为神灵信仰。此后，掠剩神信仰屡见于文献。 任何宗教或民间神灵信仰皆有其传播的方式与途径，其传播之迹或有隐显之异，显者如弥陀、关帝等，相关史文丰富，其传播情况较易考得；隐者如五通、梓潼等，亦有论者钩隐洞微，推寻其传播之迹[4]。至于掠剩神信仰，其传播之迹虽不甚显，然所幸现存材料尚可资以考索。此信仰形成后，在五代两宋一直传播于士庶社会。如宋徐铉《稽神录》卷三载有“中山贾人章某者”，“死为扬州掠剩儿”[5]。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载神宗朝丞相陈秀公（陈升之），“病中梦至一所”，有守者告云：“世人每食不尽，则狼籍委弃，皆为掠剩所罚，至于减算夺禄，无有免者。”[6] 宋王巩《随手杂录》，载周凌死后亦于冥间“任掠剩大夫”[7]1037册213。在南宋，掠剩神信仰仍见传播，如洪迈《夷坚乙志》卷四、《夷坚丙志》卷十俱载其事；陆游《村邻会饮》、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五、《劳畲耕》、《七月十八日浓雾作雨不成》等诗，亦皆以之为典（见下文）。 随着掠剩神信仰在两宋士庶社会影响的扩大，此神亦被道教纳入其神灵谱系。如《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下称《玉枢宝经》）载此天尊“所治九天应元府”，内“有四司：一曰掠剩司，二曰积逮司，三曰幽枉司，四曰报应司；各有大夫，以掌其事”[8]1册761下。在《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忏》（下称《玉枢宝忏》）中，法事开始时，“掠剩司大夫主者”被列为奏启对象之一；在长跪礼拜对象中，也有“掠剩司、积逮司大夫”[8]3册549上、551下。《灵宝领教济度金书》载预修斋醮仪所请启的天曹仙真中有“掠剩大夫”[8]7册745下③。清陈仲远校辑《天曹正朝全集》作为礼拜天曹仙真的仪范，在赞礼众天尊后所启请“俯垂洞鉴”作证的九天天曹仙真中，亦有“天曹门下掠剩大主者”[9]13册27下。掠剩神被纳入道教神灵谱系，当与道教在宋代的发展有关。试先看掠剩大夫所隶“雷声普化天尊”的身份。《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下称《雷霆经》）说“雷霆政令，有所隶焉，隶雷霆之政令者，各有攸君”；而此天尊即掌雷霆政令的“神霄九宸”之一[8]1册752中。据《太上说朝天谢雷真经》（下称《谢雷真经》），有人被雷击死，若“念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圣号一万音”，即可为死者解罪[8]1册765上。《夷坚丙志》卷六言若诵此天尊名号，“不唯免死，亦能解冤延寿”，有周举者遇寇盗，即诵其名号而“雷声大震，群盗惊走，遂得脱”[10]1册415。在明代此天尊且被列于朝廷祀典，但弘治元年周洪谟奏：“雷声普化天尊者，道家以为总司五雷，又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天尊示现之日，故岁以是日遣官诣显灵宫致祭。夫风云雷雨，南郊合祀，而山川坛复有秋报，则此祭亦当罢免。”[11]明史，礼志四，1307④ 孝宗采行之。可见雷声普化天尊乃道教的雷神。此天尊是迟至北宋末始出现的神灵[12]10,[13]85，其出现乃由当时雷法的流行所致。盖北宋末王文卿创神霄派，以传神霄雷法为主，其雷法得徽宗的尊崇而风行海内；其后，在神霄派的影响下，不仅新道派如清微、净明传习或兼行雷法，且符箓旧派的正一、灵宝及其支派东华派，以及钟吕内丹派南宗等，亦皆传行雷法[14][15]。随雷法的盛行，从北宋末到元代，一些雷神及相关道经新出于世，载有雷声普化天尊的《雷霆经》、《谢雷真经》、《玉枢宝经》等即属其类。观此三经皆言请“正一道士就于楼观靖庐”“建坛告盟”等，可“免为雷嗔，不受天谴”或“凡所希求，悉应其感”[8]1册753下、759中、762上，知雷声普化天尊及《玉枢宝经》等新经当即正一派道士所创撰⑤。而掠剩神之所以隶属于此天尊，盖因掠剩神与雷神职能本有部分重合，如题南宋白玉蟾《玉枢宝经集注》卷上言雷声普化天尊的职能为“一月四辰，监视万天，浮游三界、九州、万国，赏善录愆”[8]2册570中⑥；在雷神所录之愆中，《雷霆经》说有“大秤小斗，欺罔圣贤”，《谢雷真经》也说有“大秤小斗，荒年起价，米中添水，欺曲昧人”等罪[8]1册753、762中；而以欺诈取利的奸商，适为掠剩神所掠的主要对象[1]。由于掠剩神的职能也为雷神的众职能之一，且雷声普化天尊所掌人间“善恶功业”，本即“各有所司”[8]玉枢宝经集注，2册584下，故掠剩神被安排为此天尊的曹司主官之一，以佐天尊“化行今古，泽被人天”[9]玉枢镇静宣经全集，13册828上。总之，掠剩神作为民间信仰的神灵，是因雷法在北宋末至元代的盛行，随雷法新经的出现，而被正一派道士纳入道教神灵谱系的。 掠剩神不仅被改造为天曹仙真，且在道教神灵谱系中还是地狱冥官。如南宋吕元素校定《道门定制》卷九所列“地府七十二司圣位”中有“地府管掠剩案判官”之位[8]31册748上。在佛教地狱说传来前，东岳泰山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地狱所在⑦，道教亦承此观念，如元代所出[13]76《元始天尊说东岳化身济生度死拔罪解冤保命玄范诰呪妙经》即推演之。此经盖本于梁陶弘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之“鬼官见有七十五职名”[8]3册282上说，言东岳府有“七十五司案”或“岳庭七十五司冥官朝班官典”[8]34册732上、733中。元代《东岳大生宝忏》所载七十五司之名中即有“掠剩司”[8]10册6中。又，明查志隆《岱史》卷九载森罗殿在“蒿里、社首二山之间，有七十五司及三曹对案之神，神各塑像，俗传为地狱云”[8]35册738上，据卢逮曾1926年的实地调查，其中有“掠剩司”，卢先生推测此庙至迟在北宋时即已建[16]，但《山左金石志》卷二一著录《蒿里七十五司碑》与《蒿里七十五司神房志》，言碑“刻七十五司塑像施主姓名”，乃元至元廿一年及次年所立[17]，故此七十五司当为元代所设。此遗迹与《东岳大生宝忏》的文献适可互证。东岳冥司亦有作七十二或七十六司者，如清陈仲远校辑《斋醮正申东岳集》所载东岳冥官即为“七十二司主者”[9]13册191下；北京东岳庙的冥司本亦为七十二司，如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言此庙“元延祐中建”，明“正统中，益拓其宇，两庑设地狱七十二司”[18]97—98，其后又加为七十六司。据民国八年刘澄圆撰《东岳庙七十六司考证》，其中也有“掌掠剩财物司”[9]20册618下。掠剩神之为道教地狱东岳府的冥官，其原因有二。一是掠剩神与东岳大帝的职能有部分重合。后者的职能为“掌人间善恶之权，司阴府是非之目”[8]元始天尊说东岳化身济生度死拔罪解冤保命玄范诰呪妙经，34册730中，在《东岳大生宝忏》的忏辞中，其所掌身心二业之恶有“高车大马，驰骋于名利之途；细葛轻裘，服玩过奢华之丽。行多隐僻，分外营求”，“巧生计较，恣起贪婪。欲纵所之，肆荒淫而无度；德忘攸好，唯富贵之是求”[8]10册3中、4上。此类于命定之“分外营求”富贵的贪婪者，本为掠剩神所掠的对象，故掠剩神自易被道教置为其地狱曹司的冥官。另一原因是掠剩神在民间信仰中的身份所致。关于其身份，《夷坚丙志》卷十言扬州节度推官沈君，死“后岁余，其妻阎氏白昼见旗帜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马跕躞而下，至则沈也”，沈曰“吾今为掠剩大夫，□业雄盛，无忆我”，言毕“翩然而去”[10]2册447—448。洪迈对沈君来去情状的描写，以及沈君所任“掠剩大夫”之名，说明掠剩神在民间信仰中与其在《玉枢宝经》等的神灵谱系中相同，皆为天曹仙真，但此盖道教神灵信仰反作用于民间信仰所致。若就掠剩神的原初身份而言，其在民间信仰中当本属冥官阴吏，如前引《玄怪录》、《随手杂录》中的裴璞、周凌即如此，元欧阳玄《睽车志》“剩鬼”条载贾人章某死后亦被“配为扬州掠剩鬼”[19]8册5449。因掠剩神本为民间的阴官，故在被《道门定制》等纳入其神灵谱系时，亦保留本来身份而作了道教地狱的冥官。 据上可见，自北宋末以来，掠剩神信仰已渗透入道教的天曹和地狱的神灵谱系。在与释道二教的关系上，掠剩神与佛教疏而与道教近。目前在宋元佛教文献中唯见两条材料，即宋释晓莹《云卧纪谈》卷下载玉泉皓禅师曾责备“饱吃了并不留心参学”之僧：“不知注禄判官、掠剩大夫，随汝抄劄，消凿禄簿，教汝受苦有日在。”[20]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九亦载之，唯形近而讹为“掠剩大王”[21]49册674下。道教文献对掠剩神的记载远多于佛教文献，此盖道教具有更强的本土性和民间性所致。就掠剩神信仰的传播来说，道教神灵谱系之收纳此神，对此神在当时及后世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南宋以来的时令宜忌类的文献记载，对此即有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