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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发布日期： 2011-08-06 ）
[提 要] 道教自东汉创立以来，始终承继着圣哲的道家学说，蕴含睿智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古代文明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支柱之一。千百年来，苍南道教文化早已与中华传统文明浑然交融为一体，具有自己独特风骨和特色，对百姓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社会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诸方面产生广泛影响，打上深刻烙印。作为人的信仰之一，在民间有很厚实的群众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道德教化、情感慰籍及劝戒自律作用，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道教文化 生态保护 传承发展 刍议 中国道教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源于上古时代的黄老之道，自黄帝战蚩尤，于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从而了悟大道，公元前2697年黄帝创甲子以纪年，最后乘龙升天，被历代认为是帝王成仙了道的样板，被尊称道教始祖。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融合了巫觋、神仙信仰和方仙之术，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法自然，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之本源。老子西出函谷关，授尹喜真人道德五千言，为黄老道诞生至成熟阶段，亦即道教草创阶段，方士求仙之道兴起，庄子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南华经·内篇·逍遥游第一》）如此神人、真人就是得道，自此，方仙道与黄老道合一，东汉顺帝（125－144在位）时，张道陵在鹤鸣山创立的五斗米道是为道教定型化之始。汉灵帝熹平（172－178）年间，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同为早期道教两大派别，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信徒众多、声势浩大的民间宗教集团，在东汉末曾一时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道教奉东方伟大圣哲老子为道祖、尊称太上老君，张道陵建立了完备的道教教团制度，被称为教祖，以三清为最高尊神，并承袭祀神敬祖传统，敬拜其他古代神仙和中国古代圣贤人杰。 任何一种文化生态的形成都是历经很长一段时间积累的结果，具有悠久的传衍形态。道教自东汉创立以来，始终承继着圣哲的道家学说，将《道德经》、《太平经》奉为主要经典，蕴含着睿智的哲学思想，博大而精深，是中国古代文明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千百年来，道教早已与中华传统文明浑然交融为一体，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骨和特色，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社会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诸方方面面都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打上深刻的烙印，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唯一宗教。道教思想、教义渊源流长，广泛渗入中国、日本、东南亚各国传统文化之中。时至今日，道教文化思想仍在人们日常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苍南道教文化起源甚古，人物辈出，底蕴丰厚，道教作为人的信仰之一，在民间有着广泛而浓厚的群众基础，起着不可替代的道德教化、情感慰籍及劝戒自律作用，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一面。宫观殿庙遍布山野，古风遗韵萦绕乡间。民间的历史大都不记载于典籍，而存在于生活之中。苍南道教文化遗产亦依存于民间生活方式之中，是历史过程中传承至今的传统，可说是等同于民间活着的历史，是生活态“活”的文化。 苍南县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素有浙江“南大门”之称，全县总人口125余万。东和东南濒临东海，西邻泰顺县，西南毗连福建省福鼎市，北与平阳、文成县接壤，距温州市区100公里，交通十分便捷。总面积1272平方公里，陆域面积1261.08平方公里，海域面积3.72万平方公里，海岸线168.88公里，西南多高山丘陵，地势高峻，峰峦连绵，瀑雄洞幽，林壑优美，物产丰富，耕地少人口多，民间手工业十分繁荣，素享“百工之乡”誉称。 远古新石器时代今苍南境已有人类刀耕火种，繁衍生息，西南部山区莒溪镇民间举办“莒溪刀轿”大型民俗赛神巡游活动，以真人肉身妆扮盘 古帝 君、杨府侯王、陈靖姑十四娘娘诸神，肚兜、短裤、衣裙，赤脚坐立于周身10把打磨锋利无比之刀刃上舞蹈，惊险且传奇，其“请水、割（挂）火、坐刀轿”三大主要仪式之“割火”，至今还是沿袭远古燧人氏时代击石取火习俗。唐、虞、三代属扬州之域，春秋时为东越瓯人地，明弘治《温州府志·风俗》：“东瓯王敬鬼神，俗多信鬼神，乐巫祠，其为俗至今尚未变。少争讼，尚歌舞，妇人勤工于纺织，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鸡鸣布。《隋志》。” 一、苍南道教文化源流综述 今苍南地，战国时先属越，后隶楚，秦时归闽中郡。汉至晋太康前，先后属闽越国、东海王辖地及回浦、章安、永宁、罗阳、安阳、安固等县，晋太康四年（283）置始阳县，寻改横阳。后梁乾化四年(914)，吴越王钱镠以横阳之乱既平，遂改县名为平阳，除一度属安固、永嘉外，均属平阳县。弘治《温州府志》卷三载：松山（今属苍南县桥墩镇）上有丹灶、丹井、丹臼，“唐真人马湘与其徒王延叟炼丹于此飞升。”建国后，原平阳县人口增加，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与平阳县分析成立，县治设灵溪镇，因地处玉苍之南，故名“苍南”，是“温州模式”主要发祥地、全国县城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之一，省政府命名革命老根据地县，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 苍山灵秀，东海壮阔，平畴沃野，鱼粮并丰，苍南兼具山海之利，山脉、丘陵、平原、河流、岛屿、滩涂等浑厚、复杂的网格状地貌类型，气候温和，风光秀丽，绿色植被、野生动物、矿物、水产、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使聪敏勤劳、执着进取、勇于开拓拼搏、敢为天下先的苍南各民族人民创造出一个个体现自强不息、反映自然和谐、富有人文魅力和厚实凝重的历史风韵、璀璨鲜明、浓厚地域特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独具一格且丰富多彩，弥足珍贵，是集中检阅苍南文化繁荣与发展的重要窗口。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千百年来，历经多次的人口大迁徙，吴越文化、中原文化、闽台文化和农耕文化、海洋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汇交合发展成既排斥又相互依赖、独特而鲜明的苍南历史文化，这其中道教文化分量，占比很大。其实，无论哪一种宗教，自从产生以来，便与社会一切因素发生了关系，并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 自然（大地）是人类生存之母，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国的宗教从其产生到发展完善都始终未脱离开我国的名山秀水，道教所向往的七十二洞天福地，其实都是中国的名山胜景地带，建立道教宫庙观殿的地方，大都远离喧嚣嘈杂的大都市，大大小小的城邑乡野均有神庙奉祀，民众的生活与神明栖息的庙宇紧密相连，邑尊、士绅与庶民，皆仰赖众神的庇佑，至今苍南境内大多数乡镇自然村落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存在或保留了宗教文化遗产及其宫观庙宇建筑。具有特殊悠久宗教文化历史的国度中，宗教与生态自然环境已密不可分、交织一体。独特的地理位置促成了各种文化交流融汇的大舞台，同时也孕育和积聚了众多能工巧匠、艺术大师和文化大家。“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气；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阮籍《达庄论》），认为人为阴阳之精气所构成，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为人之本，人应与自然合而为一。 两晋时期，是门阀士族统治时期，士大夫大讲玄学，追求长生。五斗米道一方面在农民中从事秘密活动，一方面在士大夫中传播。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统治,一些上层道士从理论上改革民间的早期道教，剔除其中反映农民利益和愿望的内容，将早期道教改造成了贵族道教，代表人物为葛洪、寇谦之、陆修静和陶弘景等人。道教一旦同统治阶级结合起来，便在教理、教义、仪式、组织等方面都达到了系统化的程度。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284－364），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名的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葛玄后裔，郑隐弟子，注重个人修炼，好神仙导引之术，是典型的神仙家。所著《抱朴子》内篇二十篇，外篇五十篇，整理并阐述了前代流传的神仙方药理论，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等，大大丰富了道教的神仙思想。葛洪竭力攻击原始道教，并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为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故老相传葛洪东晋咸和年间（326－334）览胜横阳，爱上这一方水土，便在仙坛山上方十余丈平石上服气养神，修炼丹药，石有足痕，深寸许，葛洪炼丹流下溪里的水得名“葛溪”，溪石镌刻有隶字“仙泉”，金乡古镇至今仍流传“《神仙传》葛洪留卜言”史话。 南北朝北魏时期（420—589），嵩山道士寇谦之在魏太武帝支持下，对张道陵的旧天师道进行改革，“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改为“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魏书·志第二十·释老十》）制订乐章诵诫新法。诵习道经，亦改“直诵”为“乐诵”，即诵经时用音乐伴奏。始光元年（424）,在宰相崔浩帮助下，于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天师道场，称新天师道，后人称为北天师道。在统治阶级支持扶植下，道教获得了新的发展，其传播广泛，并一度成为北朝的国教。南朝宋明帝时（465—472），刘宋道士陆修静奉命广集道经，加以甄别整理，鉴定其中经诫、方药、符图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分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奠定了道藏的初步基础。所撰《三洞经书目录》，为最早的一部道藏书目。编撰斋戒、仪范的著作多达100余卷，使道教科仪基本完备。主要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而建立，“意在王者遵奉”，迎合门阀士族阶级的需要。陆修静以“斋直为求道之本”，倡说“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以诵经；心有贪欲真恚之念，故使之以神思。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道藏要籍选刊》第8册5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实质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约制人心。在总结前代斋仪基础上，制定了“九斋十二法”斋醮体系，并撰述一系列斋戒仪范之书，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道德规范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的思想，融合了上清、灵宝、三皇诸派，创立了南天师道，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完备。南朝齐梁时（456—536），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市）道士陶弘景，字通明，自号 华阳隐 君，于阴阳、五行、星算、山川、医术、本草等无不通晓，颇得最高统治者赏识，梁武帝每遇朝廷大事，都向他请教，时人称为“山中宰相”。撰著《真灵位业图》，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神仙信仰体系。他还著《真诰》等书，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由于他自中年隐居修道于茅山，着手弘扬上清经法，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传道基地，便形成了茅山宗。茅山道教经籍派兴起，造作《上清》、《灵宝》、《三皇》三大经系，道教经书日滋增多，教义亦日渐繁衍。经过改造的贵族道教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欣赏，把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都看成是教化人民思想的得心应手的思想工具，道教得以迅猛发展传播。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各种宗教也十分活跃，除原有的佛、道二教外，社会上还流传着许多外来的新宗教，如景教（指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又称波斯教或波斯经教、迷诗诃教等）、袄教（又称拜火教或火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等，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所有这些宗教中，惟有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的宗教。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改造，已经发展为较成熟的宗教，到隋唐五代时期道教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作为一种宗教信仰，道教对于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都产生巨大影响，构成了大唐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唐代社会文明进程的演进起了巨大的作用。 唐朝初年，大唐帝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绛州人吉善行在羊角山见到一位乘白马，仪容伟岸的老者。他对吉善行说：“传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这位老人自称姓李，字伯阳，号老君。于是唐朝皇室尊老子为先祖，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唐会要》卷五0“尊崇道教”，道教由此得到了崇隆的地位。唐太宗在贞观十一年（637）明确规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唐会要》卷四九“僧道立位”）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更是在两京和各州置玄元皇帝庙，并增设崇玄学，《旧唐书》卷九《玄宗》下：“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考试。”将道教经典的学习和人材的选拔纳入了科举制度数系统。唐代道教的发展声势浩大，各地道观林立、道徒众多，求仙学道之风遍及帝王公卿工商百姓。道教活动的盛行，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代时道教仍受崇奉。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下诏“尊崇圣祖，修饰道院”，并改“金真观”为“崇道宫”。闽国主王昶曾修建三清台，台分三层，“以黄金铸像，日焚龙脑、熏陆诸香数斤”（《香谱》“三清台”，《类说》卷五九）。 唐宋时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净明各派逐渐合流，至元时皆归并于正一派。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烟台）创立全真道，其徒丘处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重视，全真道遂盛极一时，成为金代兴起的北方三大新道派中最大和最重要的派别，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孝经》、《心经》教其信徒，在修行方法上注重内丹修炼，不尚符录与黄白之术，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不娶妻子，持斋茹素，并制定了严格的清规戒律。金元之际又有刘德仁创立的真太大道教和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但多在河北流传，数代后即湮灭。以后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教派。道教重生贵生，以成仙得道为最终目的。从修炼方法上分，主要有丹鼎、符箓两派，全真、正一各有偏重，大抵前者偏重于丹鼎，后者偏重于符箓。主要流传于汉族地区，在白、彝、瑶、壮、侗、苗、黎、仫佬、毛南、纳西、羌和苍南县境内的畲族等少数民族中也有传播和影响，并曾传播到朝鲜、日本、南洋一带。著名道教史研究专家卿希泰先生曾说过：道教“对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农民运动等等各个方面，都曾主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卿希泰《道教的源与流》）。悠久的道教历史又创造了辉煌的宫观建筑艺术，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苍南道教，有史料记载最迟自唐代始，乾隆《平阳县志·仙释》载：“唐马湘（号自然），结庐松山（今桥墩镇）之巅，与其徒王延叟炼丹，常有双鹤翔其傍。一日，鹤去，湘亦南游霍洞。大中祥符十一年，飞升于东川。丹灶井臼存焉。”民间有“白鹤仙师”之称。道教的人生观与其他宗教不同，重视生命的价值，以生为乐，重生恶死，认为人活在现实世界是一件赏心乐事，能长寿为大乐，能成仙不死则极乐，把长生不死做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死亡是最痛苦的。宋初，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归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望里人林倪（字仁药）原仕吴越为虞侯，因击福州寇王潮有功，历官至吴越国节度使，归宋后便辞官归里，结茅荪湖山（今属苍南县望里镇及繁枝部分），循道修心养性，潜心修“习长生久视之道，寿百有二岁”，并以武术传授乡人。县内出现道教世家。林倪道术传其孙林升真，真“能神游上清，知人祸福，祈祷雨晹辄应。年八十余，一日冠裳端坐而化”。真以其术传荪湖林虚一，虚一再传至林坳（今属藻溪镇繁枝）林灵真。林灵真舍已宅为丹元观，自称 水南 先生，他综合道教灵宝、天师、上清符箓三宗之大成，成为一代宗师，为著名的“水南派”（即东华派）的创始人，故荪湖素有“道乡”之称。 林灵真（1239－1302），原名伟夫，字君昭，法讳灵真，道号 水南 先生。世居亲仁乡林坳。祖父林楶，官至武经郎。父林嗣孙，官至保义郎。母徐氏，为亲仁乡桃湖（今苍南观美镇桃湖村）人、宋淳佑文科状元、南官舍人、后官礼部侍郎徐俨夫（字桃渚）之妹。林嗣孙与徐氏结婚后，迟迟未有子息，徐氏便每日晨昏，露香密祷。据称，徐氏某夜梦见洪水涨自南，一坐于盆盂内之婴儿随波而来，醒后便觉有孕。林灵真生于宋嘉熙三年（1239）九月廿八日，隔一年，即淳佑元年（1241），博学高才的舅父徐俨夫进士廷对第一，得中状元。 自幼聪颖夙悟的林灵真，资禀不凡，既长，经纬史传、诸子百家及方外之书，靡不洞究，尤精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四辅、《大洞真经》、《雌一宝经》、《大有妙经》三奇及《阴符经》、《灵宝毕法》之旨，史称其语言呐然，文则雅致，颇为乡贤先达如侍郎应节严、 国子 博士林千之等所器重。后累举不第，即弃儒从道，舍宅为观，皈依戴煟、号复庵为师。戴煟永嘉人，其祖父载溪官至工部尚书，封文端公，戴煟自己也曾出任临安府知录。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谢后得异疾，舌出不能收，戴煟应召治疗，敷以消风散，其疾立愈。谢后大喜，妻以侄女。戴煟后弃官学道。明弘治《温州府志·人物四·仙释》载其“一日遇异人授以赤天之秘，能飞神谒帝，为龙兴宫道士，黼黻灵坛，科斋仪法式条理悉备，章奏其应如响，为一代宗师”。 林灵真追感其母有洪水自南之梦，自号“水南”，在旧宅悬挂“水南福地”匾额，称为丹元观，取“丹元方诸”之义。人称“ 水南林 先生”。林灵真自称“予学道 于虚一 先生林公， 东华 先生薛公，於兹有年矣！” 东华 先生薛公即灵宝东华派的薛颐真。灵宝派创派于东晋中叶，以合皂山为本山，略早于上清派，其信徒的数量曾一度超过上清派。灵宝派以传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注重劝善度人，宣称要普渡一切人，接近于旧天师道。修炼方法主要为符箓科教，重视斋戒仪轨，把内丹、雷法融入灵宝派的斋醮祭炼道术中，其创始人为宁全真（1101－1181），宁自幼习诸子百家、医药卜筮之书，善察天文躔度，尢工于风角鸟占卜术，后得东华法箓和灵宝法箓之真传，于是合灵宝、东华二系灵宝经科仪为一，以善通真达灵，于北宋末年名振京师，得赐“洞微高士”、“赞化先生”号。递经多人传至薛颐真，再传至林灵真。他兼采灵宝、上清诸派之长，以度生济死为已任，多次建普度大会。宋景炎元年（1276），元兵侵入温州，闽浙之交兵刀刃相见，丹元观毁于战火。时年38岁的林灵真颇有感概地说：“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正是如此。”于是深隐林坳蕃芝山（即繁枝山）修炼逾千日，道界相传其修炼时常出现“神光大定，庆云缤纷”的祥瑞，当时有位从括苍山回来的人对他说：“前几天夜里梦见蕃芝山上有道士趺坐诵经，神光大现，庆云缤纷，您的高行大德行必然感应自然。”说明其德行之高，故名声大振。 道教第三十八代天师张舆材（？－1316）“企其高，渴其道”，礼请其上山，叩问“真机玄奥”，林灵真“历历以对”，天师叹服道：“永嘉有此高人哉！”乃任他为温州路玄学讲师，继升本路道录。林灵真乃退居琳宇，“尽三洞领教诸科及历代祖师所著内文秘典，准绳正一教法”，撰辑阐述道法威仪的济度之书。东华派道法终因林灵真的极力弘扬而至鼎盛，林灵真也被誉为“绍开东华之华，蔚为一代真师”。接着又北上会稽（今绍兴），睹千岩万壑之秀，西涉陟龙虎，礼拜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1344）。天师与他情投语契，通览了林灵真所编道书，命人钞录庋藏，锓梓永传。并授以“灵宝通玄弘教法师教门高士”的称号，住持温州路天庆观。元大德壬寅（1302）六月二十一日羽化，享年六十四。其俗子林伯祥、嗣教弟子林天任（？－1324）和座下众弟子，于殡后七日奉其剑履、护送灵柩南归故里林坳，于是年冬葬于蕃芝山之原。林灵真门下弟子不下百余人，以董处谦、吴全节为最著名。林灵真撰辑的道法威仪之书《灵宝领教济度金书》，计三百二十卷，是《道藏》中卷帙最多的道书，它集录设斋建醮、祈禳炼度所用的各种科仪，包括立坛法度、各种斋醮节次仪范及所用表章款式、符书云篆、偈赞颂词等，并附有多种符书图像，堪称正一道最详尽之道法威仪全书。他开创的“水南道派”及其《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影响久远，眼下苍南地区所做的“灵宝冥阳水陆普度道场”，尚有不少科仪结构与《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的传统相同或相近。 《道藏》是道教经典的总集，道经的汇集，始于六朝，汇辑成“藏”，则在唐开元中，并编有《三洞琼纲》目录。宋初有《大宋天宫宝藏》和《崇宁重校道藏》。藏经刊印始于宋徽宗政和中的《政和万寿道藏》，后来的金元各藏都以此为蓝本。明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修。正统九年（I444）英宗继成祖之志，诏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道藏》，次年（1445）编成《正统道藏》5305卷，凡480函。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命续补《道藏》，凡32函，180卷，名《万历续道藏》，包括1476种书。与《正统道藏》合计共5485卷，512函，即现存之明版《道藏》。成为道教史上最完备和最重要的经籍总集。1923年至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借用北京白云观所存明刊正续《道藏》，以涵芬楼名义影印，缩小为方册本，凡1120册，为现今通行本。内容十分丰富，除道教经书外，还有一些涉及医学、化学、生物、体育、保健及天文、地理等学科的论著。 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礼部侍郎陈桷（厦材人，号无 相 居士，探花）在招顺乡厦材（今苍南县蒲城乡城西村）建谷神道院。宁宗嘉定九年（1216）进士陈师川（河前人）在河前（今属龙港镇湖前）建清华道院。宋乾道三年（1167），全真派由王重阳所创，定道教中丹鼎派与佛教禅宗及儒家相理学融合的产物，主张全形保真，性命双修。男称道人（乾道），女称道姑（坤道），避荤酒，不婚娶，住道院，奉香火，受牒于太上老君。王重阳弟子全真七子之一邱处机（长春真人），为元世祖忽必烈后所重视，奉旨回京居太极宫，掌管天下道教，并得御赐二十字辈，高官显贵和民众纷纷归依，时道教在苍南境内民间广泛流传。林倪后裔宋遗民原修职郎兴化司尹参军林任真归隐荪湖（在望里乡一带），师事林灵真研习水南家学和“三洞四辅、藻会科典、黄箓玄坛”等道教经典，并在莒溪（今莒溪镇）修建崇真道观，主持普度道场。清乾隆《平阳县志》载其事迹曰：“林任真，字器之，幼从刘敬堂学，涉狩经史。仕宋，为修职郎，兴化司尹参军。宋亡，归隐荪水，遂水南家学。历湖海采摭洞辅群书，藻会科典黄录，玄坛在在具赡，若昆阳盖竹洞天、长溪古崧福地、安阳崇真玄馆。普度修炼之夕，皆现大圆像，其采九色，遐迩惊异。泰定甲子春（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修斋于崇真道观，事毕，语侍者曰：‘御气而来，乘气化而归，吾今往矣！’端坐而化。”可惜莒溪崇真道观今已毁废不存。 元代著名大诗人林景熙在《龙源普度纪胜诗序》中，也称赞其所主持的“普度”道场“厥功伟矣！”。序文曰：“横舟真人名注丹台，神游碧落，乃甲辰下元，主龙源普度大斋。九虎合高，绿章夜扣，三泉锢魄，尽使昭苏，厥功伟矣。笙鹤朝回，环而观者，心竦毛竖。 许山曹 君为诗美之，金舂玉应，巨帙粲然。岂以异教同源，吾儒抱济川之具，不及拯人于生，而翻羡师之拯人于死欤？虽然，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向使彝教修明，天下皆君子之归，而小人之弃生顺死，宁如昼夜之有经，正不知何罪可度也。惟君子少而小人多，既自丧其所以生之理，又不幸以兵死，以刑死，以水火盗贼死，失其正命，卒堕沉冥。世荒幻之兴，普度所以有功，而吾道之不行于世，其亦重可慨也！故为并序而为之。”横舟真人，即林任真，与林景熙同乡，均为苍南林坳（繁枝）人。 宋、元，苍南道教大兴，除出现道教史上以林灵真为领袖的“水南派”和以林任真为首的“水南家学”外，尚有以修内丹为主兼擅道法的“金丹派”南宗流行，本县金舟乡道士郑洞真师从南宗五祖白玉蟾（1194－1229），结茅斜溪（今舥艚镇），同时的另有史称擅祈雨的金丹派南宗道士、与著名爱国诗人林景熙同里的繁枝（今属藻溪镇）人吴卫真。元代北方三派新道教（太乙、大道、全真）势力最大之全真道渡江南传，平阳道士黄子久较早接受全真道，并在各地授徒传教，而融合南北二宗的代表人物刘修真，先皈依横舟、虚白二真人，受南宗“东华上道”，后游江淮，又师从霞隐真人，参北宗“全真内功”。元代著名南宗道士尚有林大敷、陈镐等。林大敷（？－1298），号紫轩，至元丙子（1276）入道，平生嗜酒不羁，晚年赴茅山修炼。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逐渐走向衰落以至解体，随着整个社会的演变，道教也随之从停滞逐渐走向衰微。明朝建立后，因鉴于世居龙虎山张陵后裔在道教中的影响，一方面肯定了元代授张天师正一道教主的地位，却又革除“天师”之称号，改授为正一嗣教真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金乡卫首任指挥使张侯麟于狮山麓修建德清观，后改名环绿观，聘请龙虎山道士杨伯实主领观事；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推荐郑仲素主持此观，增设炼丹炉，延纳官员往来。在明代皇帝中，特别崇奉道教的是明世宗朱厚熄（1522－1566年在位），自号“玄都境 万寿帝 君”，躬亲礼斋，许多道土被授予“少保”、“利部尚书”等官衔，参与朝政。明代历世还在京师设置道箓司，在各府设置道正司，在各县设置道会司，将道教事务列入朝廷行政管理的范围。明代“水南派”第十八代嗣师林仕真，洪熙元年（1425），应召赴京师修荐扬大斋，受到明仁宗皇帝嘉奖。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刑部主事为“奏复环绿观碑”撰写碑文，温州知府捐俸助修。这一时期著名道士还有贾复真、顾泰真等，贾通雷法、天文地理，尤以祷雨擅名，顾能神游太空，洞知祸福，指呼旸雨，叱咤风雷，乾隆《平阳县志》均有记载。 自明中叶后，道教衰落的势头已较为明显。至清代，朝野重佛抑道，乾隆年间（1736－1795）宣布黄教为大清皇朝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同时更是限制天师职权，取消其道教之首的地位，由二品降至五品，并禁止其差遣法员传度。到道光（l82l－1850）年间，干脆取消了传统的张天师朝觐礼仪。道教失去了与朝廷的联系，其地位逐渐下降。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兵至温郡，平阳士庶剃头归顺。因清王朝崇佛抑道，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相威胁，苍南全真道纷纷还俗，道教一度衰落。但其时仍有道士王球琳一人，民国《平阳县志·神教志》载其事：“王球琳，招顺乡埕溪人。少为诸生，有声。中年丧偶。以省试在杭州西湖遇异人，授以内外丹法，遂弃儒服……自号日蟾子。能诗。著有《参同契悟真篇注释》，又有《仙道辟伪说》。……鲍台信之，球琳示以丹诀，台赋诗，有“会须学道穷真诠，共捣玄霜栖云峤”之句。后以老终，球琳竟不知所之。” 清中后期，邱处机开创的全真道龙门派在本县逐渐兴起，人才辈出。它传自黄岩委羽山大有宫，龙门派奉邱处机为启教祖师，其弟子赵道坚为龙门正宗第一代律师。据1940年修《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出家于委羽山大有宫空明洞天邱祖度下第十三代的杨来基于清嘉庆元年（1796）正月十五日大开戒门，共传度14位弟子，其中第十四代的翁复泉和陈复朴两支派与苍南关系密切。清光绪间，邱处机（长春真人）的第十九代弟子林园丹和薛园顺二人，从台州委羽山大有宫入苍南境内分栖于钱库望里镇紫云洞、金乡玉龙山水帘洞、望州山白云洞。被尊称为继开苍南龙门道派的始祖，为苍南道教起了缵道阐教的作用。 林丹园（嗣师）清光绪间从大有宫来后，传吴明善、蔡明全；吴明善传方至通、林至金、林至广；方至通（宗师，江南象岗人），岁少闻古有葛仙（葛洪）入山得道一事，遂起出家之念，后潜往金乡珠明岭水帘洞，拜吴明善为师，作苦行道徒，多方访道得传丹诀，遨游龙虎山，建紫云洞，民国二年（1913）在镇海渊德观周律师授三大戒，得天仙状云，授徒28位，其中10位是苍南人。这一派先栖居苍南县望里镇紫云洞，活动于东岳观、环绿观、迎仙观。后林园丹与方至通在望里镇紫云洞建紫云道观。 薛园顺（宗师）平阳万全下薛人，出家于永嘉紫香观，清光绪11年（1885）冬，在杭州玉皇山蒋永林律师处受三大戒，道号福禄子，分支平阳发春观。共传11位徒弟，其中2位系苍南人。后与其徒薛明德同栖于县内望州山白云洞。清宣统元年（1909），薛明德迁往龙隐道观。 薛明德（宗师），江南八岱人，出家于发春观，投拜薛园顺为师，传授丹诀，光绪乙酉年（1885），于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受蒋永林律师三大戒，道号敦正子。后云游五台山，至民国十九年（1930）在龙隐静舍功忝三候三关明三乘口诀，炼成九琴九剑行九转之还丹，一生共修玄宇9次，坐山入关九次计18年，广招道徒达29人，其中苍南占11人，道教界认为是苍南道教中兴之祖。薛明德不仅从事道教传习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江南（今苍南龙港、宜山、钱库、金乡等地）为主“神拳会”风起云涌时，薛明德与“神拳会”关系密切，曾在八卦教五山之一的望州山颁发印有“青龙山福寿堂”的“”神拳会飘布。据民国《平阳县志》主编刘绍宽（苍南刘店人）撰《厚庄日记》载，薛是民间教派八卦教震教派的领袖之一。该教曾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发动了一次旨在推翻清政府，进行土地和财产再分配的的阶级博弈，被清政府目之为“癸酉之变”。其徒石至鹤，茶寮浃尾人，出家于龙隐观，民国十六年（1927）在渊德观黄律师受三大戒，传授道徒21人，其中苍南的有18人；吴至荣（嗣师）出家于龙隐观，授王理湘为徒，活动于龙隐、天真、凤仙、清华、三元、环绿等道观。 王理湘（宗师）早岁好道，清宣统三年（1911），随其师祖恭明德出家于溪头龙隐观，礼石至鹤、吴至荣为师，修道养德，与道合真。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黄岩委羽山大有宫蒋宗翰律师授三坛大戒，号士衡子，后历创建大宫观五座计78间，授徒73人，其中苍南的70人，几乎分布整个苍南，道教界认为是苍南道教中兴时期的主要人物。民国二十九年修《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称王理湘“谨持戒律，克励清修，为晚近道门中之矫矫不群者也。” 民国以来，龙门道仍然兴旺。近百年来，龙门派自十九代薛园顺起，至今已繁殖至27代，凡九代，道人也从建国前的63人增至649多人，枝繁叶茂。建国后，道教们重返宫观，恢复正常活动，一些古老宫观得到葺修或重建，全县道观从建国前31座增至167座，全真道239人，居士410人；正一道731人。随着文革的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道教在苍南再次得以恢复、繁兴，名人辈出，如黄信阳、黄信诚、卢信睿、卢信回等都系苍南出去，并被北京白云观中国道教协会选拔任职，其中黄信阳，道号中和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道教协会会长，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道教协会会长。 中国道教自东汉末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后，便成为正统道教，其后虽有金丹、符箓、经法及茅山、龙虎山、合皂山三山符箓等派别系之分，但只是从事的道术有所差异，不能算是道教的分立宗派。繁衍宗派的时间，实始于宋、元时。道教史上固有“道法承受”来源不同而分衍的宗派，其在苍南传衍与发展的最大者有二：一曰全真道，一曰正一道。 （一）全真道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在山东宁海建全真庵创全真教。此后发展支派繁多，其中邱处机（自号长春子）开创龙门派。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向邱真人问长生久视之道，告以清心寡欲为要，问治平之方，答以止杀。成吉思汗很器重他，称为神仙，受朝廷重视，后奉旨回京居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执掌天下道教，此时道教龙门派在苍南境内广泛流传。其教规要求严格，不娶妻室、不茹荤腥，为出家道士，一般多住在宫观，日常讽诵早晚功课，以清修炼养为主要宗教活动。有些宫庙道人也有斋醮法事活动。其受戒牒于太上老君，受戒仪式在统一戒坛举行传戒，通过考试及格后发给戒衣戒牒。求戒后把道人分为四辈尊称：律师、大师、宗师、嗣师，末受戒者也称嗣师。苍南全真道人已受戒11人，其中大师1人，宗师10人。此外还有“始祖教”，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圣为教主，卢慧龙为祖师，以《孝经》、《道德经》、《般若心经》为主要经曲，隐居道院吃素清修。此教苍南马站镇一带居多，相似于全真派。现在全县全真道人239人，居士10人。 （二）正一道 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被授为正一教主，总领三山符箓。正一派道士大多是“专恃符箓，祈雨驱鬼”，主要从事符箓斋醮。受道箓于张天师，名曰受箓。正一道于明洪武间自江西龙虎山传入苍南金乡一带讲蛮话地方，俗称“道士”；明天启间自闽南传入全县各地闽南话地方，俗称“师公”（又作“禠公”）实则“火居道士”，属文教（场）。法事诵唱均操闽南话。此派法事侧重于符箓驱邪，长于画符念咒，驱魔降妖，祈福禳灾，延生保泰，行法时摇铃持笏，舞剑吹角，通常法事有招魂、普度、逐煞、收惊、度关、开灯、普利等，从中获取报酬；还有“红师”俗称武教（场）。以上门派科仪、唱韵、法事、教理教义有所不同，各门派系相传差别，但都归正一道，现全县正一道士合计731人。 二、苍南道教文化内蕴与表现形式 道教的核心思想是神仙信仰，对神仙的虔诚膜拜、对仙境的向往是信徒对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形成发展过程中将神仙真人所居之处称为“洞天福地”，道教祀神的祠宇叫道宫、道观。古代朝廷崇奉天神，所以祀神之所称“宫”，候迎天神之所名“观”。历史上，宫、观、院、堂、馆、洞都是祀奉神仙和道士栖住修行的活动场所，其中85%以上座落于幽深静僻的自然风光名胜旅游区中，强烈地吸引着广大游客和道教信徒。 苍南境内道教宫观修建约始于宋代，唐之前之道家修真，随意性较强，多择洞穴或建草寮等，至清光绪年间的后期道教的活动基地（即三园入平时），原有三山、五洞、九道观之称。三山即：云台山（金乡镇）、鹤顶山、望州山；五洞为：白云洞、水帘洞、观音洞、紫云洞、燕窠洞；九道观指：三元道观、天真道观、水帘道观、妙峰道观、紫云道观、玉虚道观、凤仙道观、龙隐道观、清华道观。上述道观都属师徒相承的子孙堂体制，可以收授徒弟，没有十方丛林挂单规则。观内有师父即住持（或称当家）。建国前，全县有道观31处；建国后，全真教徒响应政府归农号召，多数还俗为民，少数坚守道观，清修与劳作并重，力耕自给，种田自养。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道教宫观也与其他的文物古迹、古建筑等一样遭受破毁，少部分偏僻之处的宫观，仍有道人居住坚持斋戒吃素，礼法诵经。1979年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道教又恢复活动，废毁宫观开始修复，龙港金龙观、炎亭东安观、湖里妙峰观、项桥黄德观等均于1979年至1989年间修建，钱库燕窠洞的玉虚观被县政府确定为旅游开发区。据1990年统计，全县有宫观78处，道人245人。期后，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建造风，全县大幅度重建、增建大规模的道教宫观如灵溪灵山观、玉苍山玉苍道观等等。至2004年止，全县现有道观167所，住观乾道130人，坤道109人，居士410人。由于道教活动的场所多位于县境内名胜风景点上，一座座雄伟壮观的道教名刹古观与周边风景区融成一片、连为一体，构成自然生态中不可分割的文化景观综合体，同时，丰富的神殿道观作为一种人文景观已成为保护区旅游业的重要旅游资源。这些人文景观更与周围优美的自然景色水乳交融，洋溢着的一方水土的神韵，无不散发出苍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厚重的道教文化气息，山水谐美，文化流淌，令人回味无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态旅游业的繁荣发展。 文化重生态，传承求活力。相对文化形态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只有在相对紧密、系统和完整的文化生态自然空间里，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活力传承。生态，不仅对于自然十分重要，对于文化保护也至关重要。道教文化生态保护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文化表现形式本身的保存，还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的现实利益的维护。独特的道教文化，以其精神意识思想内涵或非物质的形态来展示，从而与摸得着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形态区别开来，并因此构成了文化的两个不同层面：物质的形态直接体现文化的个性、壮美和可以感叹的成就，非物质的形态则表达了制造这种物质形态的技术、工艺和观念。两者互为因果，没有非物质的层面，不能达至物质的伟大，没有这种物质文化层面的伟大，同样无以体现非物质文化层面的意义和价值。苍南是一个有着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历史积淀的区域，也同样有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淀，苍南道教文化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具有整体性、原真性、和谐性；畲族民歌、汉族流水长调、鼓词、参龙、布袋戏、花鼓、渔鼓、苍南讲古、童诗等民间演唱艺术，杨府侯王信俗、陈靖姑信俗、马仙信俗、妈祖信俗、莒溪刀轿等民间信俗活动与蕴量丰富多彩，景况优美山水迷人的玉龙湖、雁齿矴步、千年古塔和古碓、莒溪大峡谷、渔寮大沙滩、神奇的五彩礁石岛、国家森林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滨海玉苍山、钱库燕窠洞、鲸头杨府爷殿等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依相存，人文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人文生态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文化生态保护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较强保护意识，保护工作形神兼备，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研究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价值。 苍南道教正一派科仪音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独唱（通常由高功、都讲担任）、齐唱、散板式吟唱和鼓乐、吹打乐以及合奏等多种形式。器乐形式常用于法事的开头、结尾，唱曲的过门以及队列变换、禹步等场面。在法事过程中，音乐演奏可根据法师在供香、步罡、绕坛、礼拜等许多宗教仪式动作的需要，采取坐乐和引乐的形式演奏，并能根据变化动作的迥异，灵活地在音乐伴奏中加以旋律润饰、加花、变奏等，以协调出坛法师的动作。有旋律优美恬静的赞神歌、音韵庄严肃穆而飘渺飞翔，表现神降临时超然飘逸状态的祈神音乐、节奏欢快、热烈，象征神仙世界的幸福生活或表达人们迎神的喜悦之情的悦神音乐、曲调雄浑威武与召神镇煞的紧张萧杀气氛相一致的镇煞音乐。音乐中保存着《黄蜂出洞》、《顺和调》、《宣经偈》等道教传统音乐原始曲牌，《将军令》、《十八拍》、《水龙吟》等民间音乐曲牌和《步步娇》、《望妆台》、《山坡羊》等温州南戏的传统曲牌，不仅较好地保存了传统道音乐的主旋律，在行腔、旋律、装饰（加花）方面有机揉和浙南民歌、南戏等音乐特点，具有较强的地域音乐个性。 中国道教音乐起源于上古巫祝祭祀，集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之大成，至东汉张道陵创教时已具雏型，显示出很大的社会功能性，经历代道士、文人等的不断润饰，发展形成一种蓬勃大气的宗教艺术。苍南道教音乐经唐、五代、宋元诸朝的传承发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进了江西龙虎山道教科仪音乐和全真正韵，并与明中后期及清初自闽南传入的南音相融汇，并与温州南戏音乐、瓯剧音乐、浙南民间小调和地方语言等互相渗透、紧密结合后，内容日渐丰富，技艺日臻成熟，形成了独特的苍南正一派风格和完美的艺术。在乐器方面，除用钟、磬、鼓诸法器（打击乐器）外，一般以管子、笛子、笙、箫为主，并加入弹拨乐和拉弦乐器，兼顾了南音、北韵、地方土调、民间音乐的不同风格及吟唱、器乐的不同表现形式，在漫长历史演变中，涌现出了许多不朽的作品，成为苍南正一派道教配合“延生”（祈福与驱邪）、“拔亡”（丧葬的科仪与做功德）两类斋醮科仪的伴奏、伴唱音乐，具有较高的研究鉴赏价值。 苍南正一道教，有道士、褫公（俗称师公）、红师三个分支，其音乐各有不同，既共同承传了道教音乐的精髓，又各以不同方式揉和了当地的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的不同内容和形式，具有独特的音乐个性。根据功能主要分为诵唱乐和演奏（伴奏）乐两大类；根据音乐形态，还可分为文场音乐和武场音乐。一场斋醮科仪根据法事的气氛往往文武场音乐交替或交叉使用，当法事进行到步罡踏斗、上香礼拜、洒净绕坛、召将驱邪等动作时，文武场器乐还可同时使用。并通过伴奏，演奏的交替使用，使整个道场呈现出一派雍容和穆、愉快欢乐、肃静沉着的气氛，烘托出神人相接的意境。当斋醮与道教音乐融为一体时，便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与当地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相融和，在行腔、旋律、装饰（加花）、所运用的曲牌等方面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诸多内容来源于民间艺人的智慧、创作，并以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斋醮仪式相结合，其所表现的热闹场境，为民间百姓所喜爱，具有广泛的民间性和民俗。2009年，苍南道教音乐以《道教音乐（道教正一派科仪音乐）》名称列入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苍南吹打当然也包括道教音乐在内，民间习俗、红白喜事、丧事都不可或缺。苍南单档布袋戏、木偶戏和戏剧演出作为开场音乐的又称头通，或“开通锣鼓”、“闹台锣鼓”，分锣鼓联套，锣鼓吹打乐，锣鼓吹打乐，属集曲（或套曲）式大型乐曲。乐曲与锣鼓紧密结合，浑为一体，相互生辉。这种成套大曲和专用于“闹台”的闻套锣鼓，瓯剧有“三大头通”即“什锦头通”、“西皮头通”、“一封书”。“闹台”者，戏剧开演前的前奏之乐曲。演出之前打一阵闹台锣鼓，意在告诉人们，这里的戏要开始了。是为开演前招徕观众而闹腾，故曰头通或闹台。“吹打头通”经上一辈著名艺人杨大伦等的不断修整，形成现在的曲谱。这些现成的曲谱加入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使喜庆的气氛更为浓烈。老一辈一人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头通一般根据具体的戏剧场景及需要，选者适合氛围的曲目，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头通有“一封收”、“文典头通”、“西皮头通”、“集锦头通”、“梆子头通”等名目。 苍南吹打所用乐器，主要为吹奏和打击乐器。“吹”以笛子和唢呐为主，“打”以锣、鼓、钹为主，辅以大胡、板胡、二胡等弦乐器。所演奏的民间传统曲牌，有流畅优美，气氛浓烈，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尤其是婚嫁迎娶行路时常用的传统曲牌《柳摇金》（或称《柳条金》），以唢呐、笛子吹奏为主，伴以大胡（低音）、二胡（中音）、板胡（高音），对比强烈，层次分明，跌宕有致，明丽优雅。据传由后世琴家们根据东晋时恒伊创作的笛曲改编的琴曲《梅花三弄》及《混江龙》、《梆子串》、《念经串》、《玉芙蓉》等，都是吹打班常用的曲牌。婚丧红白喜事的“吹打”还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即：迎亲队伍中的“吹打”必须是前吹后引，前吹者有4人，其中2人吹唢呐，1人敲钹，1人敲圆锣；后引者有2人，其中1人吹笛子，1人拉二胡。丧葬出殡时的吹打，一般是前有5人，1人吹唢呐，其余分别操鼓、小锣、大锣、钹诸种打击乐器；后为6人，其中4人吹笛子，2人操板胡，而且必须是前者奏将军令，后者奏什锦。同时，红白喜事中，吹打班所清唱的戏曲也有讲究：红事唱《徐策跑城》、《打銮驾》、《打龙袍》等；白事唱《牧羊卷》、《断桥》、《骂殿》等。2007年，苍南吹打以“吹打”项目名称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友平2008年被列入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 苍南吹打完好地保存着温州南戏的《梵王宫》、《思凡》、《破袈裟》、《霸王叹》、“风入松”、“三枪”等传统曲目，以锣鼓相串其间，巧妙融和锣鼓、吹奏、管弦等乐器的演奏技艺，匠心独具、新颖别致而别具韵味，有能通过音乐的轻重疾徐及各种乐器的不同声性来表现不同场境和音乐形象，热闹、优美、华采、气势宏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几百年来，又经过了民间艺人的不断丰富和改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形式，成为众多了戏剧演出开场音乐、道教和浙南民间吹打班的必学音乐，对道教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古代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形成、发展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历史价值。 莒溪刀轿是莒溪镇人民长期农耕生活中形成的一项绝技和习俗，是苍南道教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坐刀轿，就是有叫“童子”的妆扮成盘 古帝 君、杨府侯王、陈十四娘娘、詹二大王等诸神样子巡游，肉身立坐在布满刀子的轿子里，其赤脚板始终不离刀刃，不时起立舞动一些动作，全身重量都在两脚刀刃上。也有没有安装刀子的，为平轿，称“桌轿”，光滑的八仙桌面，四位“童子”各赤脚站立一顶，四周无依无靠，全凭脚板与桌板的着力，这同样得真功夫，非平常人可为。站在刀轿和桌轿上的“童子”，毫无顾虑地摆着双臂打着令剑及法器，不论迎神队伍走在平地还是山路，起立坐着都挥洒自如。 莒溪刀轿历史悠久，有远古“隧人氏”取火术、原始时代至秦汉时期对山川溪渎自然物和风雨等自然现象的信仰，原始初民在劳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人神和鬼怪信仰习俗深深烙痕，体现了古老吴越族神秘原始宗教、山川溪渎自然神崇拜和社祭文化，承载着吴越族与南迁中原汉民族文化许多重大历史文化信息和原始记忆。莒溪四面环山，一直以刀耕火种，稻作山林为主，受外界影响较小，许多民风习俗能保持远古历史韵味，流传久远的“莒溪刀轿”，也深深打上农耕文化烙痕，可与苗族上刀梯相媲美。浙南地区长期农耕历史和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使大量原始祭祀和巫文化礼仪，在迎神赛会中保留下来，通过以歌舞娱神的形式祭祀和取悦神灵，成为吴越楚文化传统与中原汉文化相互影响、交融得以保持和延续的重要因素。请神护佑和纪念神灵等民间信俗活动，也演变成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带有娱乐性大型传统民俗民间游乐活动。浙南地区在演戏酬神外，须将供奉的众神像请出巡行以祈福攘灾，而莒溪素有以真身扮神坐刀轿等高难度民俗表演，给人惊奇与震憾的感官刺激！自2008年农历二月初九，莒溪百姓筹资在西厅村东方宫举办一次传统大型民俗活动“坐刀轿”迎神赛会，至今，每年每次都投入至少10万至20多万元巨资举办一次以上坐刀轿活动。莒溪刀轿2009年列入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莒溪刀轿”迎神活动体现了古老的江南吴越民族神秘的原始宗教、山川溪渎自然神崇拜和社祭文化，承载着吴越民族许多重大历史文化信息和原始记忆。寓含苍南人精神、信仰、价值取向，涉及衣食住行等方面，体现了地方民众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具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素材等特殊价值。蕴含着的道教文化讲究以人为本，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摆脱死亡的威胁，吻合了世人的第三欲求——精神满足。其本身蕴含着天人合一，美好向善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人内心的和谐，人际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都潜移默化地发挥着积极作用。 苍南夹纻漆器，亦称脱胎漆器，是我国传统漆器品种之一。夹纻漆器以泥胎加层层麻布、漆料，候漆干凝固后取泥胎而成。因去泥胎后变成中空，故又称“脱胎”或“脱空像”，作品柔和逼真，质地轻巧，方便转动，又称“行像”，夹纻漆器是继承我国古代优秀髹漆文化发展起来的一种制法独特的漆器工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浓郁地方特色。在众多漆艺技法中，“夹纻”是一种较深奥的工艺，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中国传统工艺“三宝”，享誉国内外，夹纻漆器工艺品深得社会各界喜爱，被广为收藏。 苍南县盛产生漆、纻麻、香樟、桐子树等天然原材料。历来手工业较为发达，以生漆、纻麻、蛎灰、桐油、香樟木为主原料的髹饰技艺,早在隋唐、五代即在民间流传，多产日用器具、椅桌箱柜、房梁藻饰、百世坊（寿棺）和神佛雕像等。夹纻漆器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从选料、塑胎、髹饰至成品，每件成品均须经数十道工序。苍南县盛产生漆、纻麻、香樟、桐子树等天然原材料。2009年列入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苍南夹紵漆器为苍南道教与佛教文化的发展起一定的推进和传播作用。夹紵技艺主要在于神佛像制作，它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神佛像，制作的各类神佛像构图饱满、细腻，造型生动、优美，线条流畅，神态典雅的艺术形象。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和近、当代民间艺人对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发展和不倦追求。夹紵漆器制作颇为不易，从选料、塑胎、髹饰至成品，每件成品均须经数十、甚至上百道工序。工艺十分复杂，制作和阴干等更是费时，故一器之成往往需数月之工，成品还需密闭在阴室里很久，选材的精良，用料的讲究，制作程序的严谨，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经济价值。苍南龙港镇的何氏夹苎漆器已先期投入数十万元对夹苎漆器技艺进行传承保护，一个自筹数百万资金、集工艺美术品收藏、技艺研发、工艺生产和理论研究的何氏夹苎漆器博物馆，已基本完成或正在完成项目立项、筹资、征地等诸方面工作，正拟建设中。苍南渔鼓(嘭嘭咚)等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妈祖信俗、马仙信俗、陈十四信俗、苍南木偶戏、金乡清明庙会、温州鼓词、苍南布龙舞和苍南古建筑木雕、李道亮彩扎、苍南门神画、苍南古建筑营造技艺、苍南米塑、苍南木活字印刷技术、金属箔锻制技艺、太平龙迎新春、苍南修谱习俗等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铁枝·平阁、高跷、舞狮、苍南泥彩塑、苍南踏三界、苍南石雕、大龙大凤扎制技艺、三粉（傩面具）、花树扎制技艺等被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碗窑村、金乡镇被命名为第三批省级历史文化村镇（2006年）；碗窑古村落获2010年荣获“中国民族优秀建筑——历史文化古村镇示范项目”称号。 道教文化遗产涉及民间生活传统习俗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诸多方面，像口头艺术、民俗形态、民间造型艺术、民间表演艺术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与文化形态。民俗是民族文化贯彻社会生活的机制，是民族文化存在的现实表征和传承延续方式，是激发民族民间艺术的人文生态空间，苍南民间诸形式的俗神信俗如“莒溪刀轿”等活动，充分体现了古老的江南吴越民族神秘的原始宗教、山川溪渎自然神崇拜和社祭文化，承载着吴越民族许多重大历史文化信息和原始记忆。浙南地区长期的农耕历史和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使大量原始农耕祭祀和巫文化的礼仪，在“刀轿”迎赛会活动中被保留下来。通过以歌舞娱神的形式祭祀和取悦于神灵，成为吴越、楚文化传统得以保持和延续的重要因素。寓含苍南人的精神、信仰、价值取向，涉及苍南人衣食住行等方面，体现地方民众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具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素材的特殊价值。民俗机制是文化保护的切实保障，如果没有一系列经济、社会、信仰和游艺方面的民族习俗及相关的节日，保护民族文化或文化民族化便会落空，便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或“温室培育”。当民俗被激活、被捕活跃，民俗机制和民众自发力量自觉去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复兴，就不用担忧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不必居高临下地去为老百姓作刻意的生活设计。 借助宫庙、观殿、祠堂作为民间信仰文化空间和节日庆典、地方戏和自发性信俗艺术等其他民间艺术形式，给民间说唱、民歌、民谣，民间美术、民间歌舞、民间音乐、民间戏曲等以充分的表演和展示空间，来进行道教文化等传统文化习俗活动，强化传统节日的功能和影响，用大众媒体大力宣传传统民俗、宗教文化。同时利用现代技术，赋予一些传统艺术形式以现代形态，如把单档布袋戏、木偶戏等表演艺术形式影视化，以期扩大道教文化审美模式的影响，从审美趣味和认知方面增进对苍南道教文化的认同，造成有利于文化保护的主体条件和社会环境。 宗教作为人的信仰之一，在民间有很厚的群众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道德教化和情感慰籍及劝戒和自律作用，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一面。儒家注重现世，却没注意现世人的生活欲念；佛教注意了现世人的生活欲念，却要人抛弃这种欲念去寻找虚幻的来世欢愉。和佛教以生为苦，以死为解脱正好相反，道教以生为乐，以长生为大乐，以成仙为极乐，正好吻合世人的第一欲求——生存；和佛教的禁欲、苦行刚好相反，道教主张人要活得自在、活得舒服，又正好吻合了世人第二欲求——享受；道教讲究以人为本，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摆脱死亡的威胁，吻合了世人的第三欲求——精神满足。其本身蕴含着天人合一，美好向善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人内心的和谐，人际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都潜移默化地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苍南道教文化生态保护与发展 民间的历史大都不记载于典籍，而是存在于生活之中。道教文化遗产是生活态的文化，更依存在于民间生活方式之中，是历史过程中传承至今的传统，实际上它就等同于民间活着的历史。独特的道教文化，以其精神意识思想内涵或非物质的形态来展示，从而与摸得着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形态区别开来，并因此构成了文化的两个不同层面：物质的形态直接体现文化的个性、壮美和可以感叹的成就，非物质的形态则表达了制造这种物质形态的技术、工艺和观念。两者互为因果，没有非物质的层面，不能达至物质的伟大，没有这种物质文化层面的伟大，同样无以体现非物质文化层面的意义和价值。苍南是一个有着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历史积淀的区域，也同样有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淀，历年来政府公布的包括国家级至县级共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共有89项，分10类，涉及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方面的文化内容。道教文化所传承的具有仪式化和重复意义的民俗及相关的技艺，大都是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形态需求的创造，被民众用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工艺传统和生活层面在包含着神秘面纱的前提下获得了当地不同族姓、不同生活习惯的民众的认同，不仅成了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成了一种活的历史。至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传统医药等行业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积淀更是人所共识因此，道教文化亦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这种生活与历史交织的特点与其他文化，尤其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它是我们认识地方、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文化特色和传统最重要的形态之一。 工业流水线生产造成社会生活和世界景观的单一化，手工生产包容差异性的展开过程本身就是一道无需专门营造的而又无比丰富的生活化人文景观，手工产品绝无重复的丰富性特别适合现代个性化需求，可直接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有着一般旅游消遣所不及的人文教化作用。以手工生产方式来开发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可保护多样地域文化，利用当地丰富的人文资源发展具有文化附加值的特色产业，可形成利于国计民生的文化经济。物质的文化形态随时间推移必定要消失，是一种没有生命的存在。非物质的文化形态是一种活着的历史、活着的文化“化石”，不仅存在于历史的典藉中，更多的是生存于现实生活之中，历史与生活的交织使它充满着生命力，只有掌握了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能和知识，就能随时重新制造或复制出相应的物质文化形态，只要保护或保存这种技能和知识，民族文化就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 为积极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整体全面的保护和传承，须制定一套契合实际并与保护区域范围内相关“非遗”项目相符合的生态保护区规划，才能做到更好、更有效地对道教文化非物质和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较为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通过有效的保护措施，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的良性循环机制，使人们的生活生产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相处，成为一个和谐并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化生态整体。苍南道教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规划须从整个生态环境理念出发，不仅仅局限于对相关非遗项目的保护，而是立足于一个整体环境的保护，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是对其原真性的保护。保护的目的也是使古代社会延续下来的道教音乐、吹打、莒溪刀轿等传统文化,能够不断得到传承、发展，也就是要让这些始终与民间民俗传统文化的展演与展示在青山绿水、老屋牌楼、古街小巷的整体保护下，得以更好地生存，使这些“非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发挥应有的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原生态文化。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通过有效的保护措施,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的良性循环机制，使人们的生活生产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相处，成为一个和谐并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化生态整体。苍南道教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在苍南道教文化产生、发展、传承的区域对其所承载的文化表现形式，开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的全面的整体性保护工作的道教文化圈涉及的地缘范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资源，强化民族情感的认同，激发人们对民族精神家园的责任感、使命感、抵制外来不良文化的冲击。文化生态保护的核心是生活在保护区内的广大民众，动力来自于民众，目的也是为了民众，只有坚持主体性原则，只有一切从民众长远和根本的文化利益出发，文化生态保护的目的才能达到，文化生态的保护才能持久。尊重寓于文化遗产中的广大民众的价值观，这是保护文化生态的核心要务，也是这项事业成功的关键，更是真正贯彻民众主体性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乃至于整个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 苍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有着丰富的原生态道教文化资源。近年来，苍南县相关部门、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不懈努力，在保护道教文化生态资源和传承道教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2010年底编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对道教文化的传承、保护、发展都有着份量相当大的规划，确定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深入实施“文化立县”战略构思和发展战略，不断加大投入，扎实推进文化苍南建设。县委、县政府对申报和建设道教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工作高度重视，把这项工作作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重大决策的具体措施，作为深入实施“文化苍南”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作为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后发崛起，全面跨越”总体目标和“文化立县”战略构想，推动苍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途径。苍南是全国有名的“道乡”之一，道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苍南悠久的历史积淀与深厚的文化创造，在道教文化领域影响极大，《中华道藏》中有相关数量的道教文化典籍是历代苍南人编撰的。在道乡苍南设立道教文化生态保护区，无论在地理位置、文化内涵、资源辐射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可预见的传承发展前景。文化生态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广泛，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文化健康而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苍南道教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的，对“非遗”进行有效的挖掘、保护、传承和整合，并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生态相结合的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方式。道教文化生态多样，各种民间传统风俗习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及民间俗神信仰知识等道教文化传统，与当地人们的生产、日常生活方式紧密结合、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并与当地的传统村落民居、古街区、遍布各地的宫庙观建筑和山海生态相协调，而且这种文化正以活态的方式延续至今，形成了典型的道教文化生态环境，特有的文化氛围，历经千百年而不更易。整个保护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遗产存量丰富，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持较完整、特色鲜明，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广泛的影响力，符合整体保护要求。作为生活方式的非物质文化，是昨天的实录，今天的现实，也是明天的预示。把它固化在昨天，或者锁定在今天，都是不切当的，也是办不到的。坚守发展的原则，把握正确的、合乎民众意愿和事物发展规律的发展方向。为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最佳保障。 任何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文化，都必然存在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当中，同时也伴随社会生活的进程演进和发展。无论哪一种活态文化一旦不被使用，不进入生活，就会逐步失去功能进而自动消失，一旦消失将不可再生。以开发利用促保护，一是对工艺性活态文化进行批量性开发生产，如门神画、刺绣、泥塑、木雕、石雕；二是凡表演性活态文化则必须让其融入群众的“生活流”，或融入旅游业，汇入民众的文化生活，如苍南吹打、莒溪刀轿、苍南道教正一派科仪音乐等。民众社会生活既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存在的上壤，也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发展的“资料库”和动力源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是保护工作的发展和深入，坚持开放性原则，坚持保护区和周围的世界保持密切联系，割断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一潭死水，也就割断了与发展中的外部世界的纽带。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渊源，从非物质文化遗产那里，可以追寻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发展的独特轨迹。可以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之魂。根据同一性质的区域文化特点，选定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在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价值观、民间信仰和诸多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人群聚居空间作为道教文化生态保护片区，给予特别的关注，加大对各类非遗项目名录的申报工作及对代表性传承人关心、扶持力度，目的是使这一特定地区传统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健康的传承和发展，“以人为本”促进文化生态的生活生产、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各个片区各种文化表现的集合，就是整体的道教文化生态保护区域了，文化的整体性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持与保护。道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即苍南道教文化是来自中原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闽越本土文化、海洋文化等长期的、社会的、自然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而形成、产生的。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地方节日、人生礼俗、展示交流等，使文化遗产活起来。苍南的民间信仰带有先贤祖宗崇拜意识，传统节日是历史的记忆、文化的符号、习俗的载体。如果没有传统节日，历史的记忆就渐渐淡忘。可以说苍南民间是“大节月月有，小节天天到”。有节日就有活动，这些活动必然与其他非物质文化相结合，如戏曲演出、道教音乐、吹打、卖技、渔鼓演唱、祭典仪式及饮食文化、工艺美术品等，形成一条活的文化生态链。 四、结 语 文化保护的关键，是保护文化“生产方式”，使不断被“生产”，成为永葆生命活力并与时俱进的活文化。苍南道教文化系千百年来在民间产生、形成、发展，经历着不同时代，不同生态环境变化而存活下来，道教文化的科仪、斋醮、音乐等诸种，其所呈观的文化生态及所处的生态环境可说是“今非昔比”了，要让苍南这些古老、优秀的道教文化存活、发展下去，就要寻觅、谋划、创建适宜于其生存的文化生态及文化生态环境，加强对现遗存的古老、优秀道教历史文化生态及生态环境的考证与研究，以资借鉴与实施保护。根据苍南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在“十二五”期间，苍南将以“一轴两翼”的思路整合资源：“一轴”即“中部历史文化保护带”；“两翼”指“东北部文化创意产业区”和“西南部文化旅游观光区”。“一轴”为苍南的文化根脉，重在保护，体现历史；“两翼”为苍南文化的功能区，重在发展，体现现代。启动霞关妈祖文化园、鲸头杨府爷文化园道教文化与沿海抗倭遗址文化带、碗窑古村落、莒溪刘基文化园、分水关古遗址文化园等“一带十园”建设，以保护为基础，在文物价值与经济效益之间保持平衡，尊重历史，重在意义发掘，采取家族、社区与政府三结合的组织方式，因地制宜，“一园一规划”，通过立项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传承基地、传习所、主题公园等形式，以“一带十园”建设为载体，打造道教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品牌，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有苍南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才能使苍南道教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得以传承和发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