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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明太祖、宋徽宗、《道德经》研究、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明太祖与宋徽宗对《道德经》的诠注对照，说明《道德经》是一部研究普遍真理的科学著作。不同层次，不同的出发点与追求，从《道德经》中汲取的营养完全不相同。我们学习《道德经》，既不能“咬文嚼字”，也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生搬硬套”。正确的方法是：依据其基本的理论体系，结合自身的修养、工作实践和追求目标，全面地、系统地、“有的放矢”地进行学习和研究。 一、一代雄主朱元璋眼中的《道德经》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称帝之前，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元政不纲、群雄揭竿并起，兵祸连年不断。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身经百战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他英武明断的过人胆识。同时，多年的征战杀伐，尤其是同僚间的勾心争斗，又成就了他阴险狠毒的暴戾心肠。 朱元璋登基之后，当时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巩固刚建立起的大明王朝。作为一代雄主，他很清楚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是何等重要。很自然地，他想到了《道德经》。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在精研了《道德经》的微言奥旨，且与诸儒之说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他认定《道德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见《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序》）。于是于洪武七年（1374年）亲自为《道德经》作注。 在朱元璋的眼中，他是怎样来读解《道德经》的呢？ 首先，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以治国安天下为己任来解读《道德经》的。且先看看他在开篇第一章所作的阐释吧： 《道德经》原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 御注：“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于行道者，当行过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执而不改，非常道也”。“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 在这一段御注中，朱元璋一反历代诸儒对“道”和“名”的无休止的刨根究底，而是直接与“天子”、“臣庶”心中的道联系起来，不尚空谈，开门见山地论“治国之道”。甚至对“名可名，非常名”还作了牵强（抑或歪曲）式的解读。又如： 《道德经》原文：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 御注：……吾为天下君，善政之机日存于心而未发，孰知何名？才施行则有赏罚焉。不但君心有赏罚，贤人君子有志，则皆能利济万物……君子仁心蓄之于衷，发而济万物，则有名矣”。 这里，朱元璋撇开了所谓的“名”、“实”之争，以很高的心胸视野，对《道德经》进行了简明实用的解读，这是远非古来腐儒之辈可比的。以上述两段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解读《道德经》的。 其次，朱元璋从《道德经》的微言中大义中，领悟到“民富则国之本固”的深奥哲理。历代封建帝王，无不把江山社稷视为己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能够把“民”视为国之本者，其有几人？朱元璋出身寒微，又曾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这使他比较容易接受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但即便如此，他自己也曾说过：“人君以四海为家，何有公私之分别？”（见《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不过，朱元璋毕竟是一代雄主，虽然其最终的立场仍是为了稳固他的“朱姓王朝”，但通过对《道德经》的解读，还是明白了“安民”、“抚民”、“罢虚务、敦实业”的道理，可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请看原文： 《道德经》原文：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三章） 御注：“是以圣人常自清薄，不丰其身，使民富乃实腹也，民富则国之大本固矣。” 《道德经》原文：“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五——六章） 御注：“……此以君之身为天下国家万姓，以君之神气为国王。王有道不死，万姓咸安”。 在谈到治国方略时，御注云：“上古圣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绝奇巧，却异财，而远声色，则民不争浮华之利，奇巧无所施其工，皆罢虚务而敦实业，不数年淳风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实凝民”。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到，朱元璋在600多年前就能明白以“君之身”融入国家万姓，而以“君之神气”（可解释为精神，或理念）来治理国家，则“王有道不死”，不愧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且“绝奇巧，却异财，远声色”者，即以诚信治国，以得民心为第一要务，这也是明王朝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得以巩固的关键所在。 其三，在经历了一番“竣法严刑”之后，朱元璋终于意识到残酷暴戾的危害而有所收敛。不过，从明史实录来看，他仍然是言行不一的。 先看其“言”吧。在对《道德经》第六十章和六十一章的诠注中，他说： “……君为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则民若畏，既久不畏方生，则国之大祸至矣，莫可释”。又云：“民不怕死，乃以极刑禁之，是为不可”。“王者陈纲纪，各有所司，司之以道……”。 再看其“行”。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有鉴于元朝政治“以宽纵失天下”，故施以重典。但竣法仍收效甚微，便召大臣桂彦良问曰：“法数行而辄犯，奈何？”桂彦良答曰：“用德则逸，用法则劳”，朱元璋嘉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见《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可见在当时他对酷刑严法是想有所收敛的，也许是胡惟庸案对他的刺激太大，致使他又恢复了狠毒的面目，乃至于残害功臣，兴文字狱等等，说明他并未遵道而行。朱元璋阴险的一面，在其《御注》中仍可窥见一斑。如在对《道德经》十四章注中，他说：“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动之？君子之意未发，孰能以计使之渐萌？”又如在读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时，御注曰：“柔浅而机秘，智者能之。绝注”。这“绝注”二字正好暴露了他阴险奇诡的面目。 二、亡国之君宋徽宗对《道德经》的诠释 宋徽宗名赵佶，自幼养尊处优。古典名著《水浒》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端王”曾有过一段精采的描述。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宋徽宗作为一位风流才子，精书法、善诗词，比起众多宫庭王子来说，还是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可惜的是，他局限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不能够亲身体会民间的疾苦，致使他以不才之身坐到了他不该坐的位置。靖康二年（1127）终为金人俘去，北宋灭亡。 凡事有因必要果。宋徽宗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造化”，也合于“自然之道”。本文无意刻薄地批评宋徽宗，只是想实事求是还其本来面貌。就从他对《道德经》的《御解》说起吧。 其一，如果以“学者”的观点来看待宋徽宗，他对《道德经》的《御解》仍不失精妙之处，说明他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如他在道经开篇即云：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之长存”（《御解•卷一•道经上》） 在《御解•卷三•德经上》云： “道无方体，德有成亏，合于道则无德之可名，别于德则有名之可辨”。 这两段提纲挈领式的注释，文句精彩，见解精微。再则对《道德经》第一章中“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解读，他说： “常无在理，其上不徼，天下之至精也，故观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变也，故观其徼。有无二境，徼妙寓焉”。可谓见解独到，精僻入微。 其二，作为一代帝王，宋徽宗忘却的恰恰是帝王之道。通观《御解》全文，几乎看不到一句完整的关于政治、时势、吏治、民生的阐释内容。即便有之，也是“就字论字”，泛泛而谈，不着真章。如在《不尚贤章第三》有一段： “……圣人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因其固然，付之自尔，何容心焉？” 《御解•天地章第五》云： “束刍为狗，祭祀所用，适则用之，过则弃之。彼万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这两句话若出自别人之口，原无对错，而出于农徽宗便是一种“错位”。所谓“昏君”也者，岂不正合？ 其三，言行不一，失信于民，终使其成为亡国之君。如其在《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中说： “人见可欲，则不知足，不知足则欲得，欲得则争端起而祸乱作。……日用饮食而已，何争乱之有？” 前章《太上章第十七》有云： “泽加于民，法传于世，天下爱之若父母，故亲之”。 翻阅史册，我们所看到的宋徽宗，则完全没有“爱民”、“知足”之心。他在位期间，搜刮民脂民膏，设“花石纲”，建“艮岳”（名园），真乃奢侈无度，以致峰烟四起，国已不国。 其四，作为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宋徽宗其实没有“悟道”。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诏求道经于天下，次年置道阶道官二十六等，他自己请法师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可见他真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然而他所沉缅于道教的并非治国方略，济世利民。毕生的追求就是长生久视，成仙了道。在《御解•治人事天章第二十九》中，他说： “根深则柢固，性复则形全，与天地为常，故能长生，与日月参光，故能久视”。 道教追求长生，仍须修炼，而宋徽宗则泛泛而谈，不尚修炼，所以他其实并没有“悟道”。最终，他客死异乡，却留下了一首哀婉绝唱《宴山亭》，其中有“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后人称这首词为“血书”。 三、几点启示 宋徽宗与明太祖，他们都是尊崇《道德经》，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治理国家的。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一个由乱达治（明太祖），一个则由治变亡（宋徽宗，徽宗以前的北宋王朝大体上来说还是稳固的）。这其中的道理，耐人深思。通过两相对照，我们至少应该得到以下启示： 一、《道德经》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如同万物皆有神一样，《道德经》本身也有一个“形”（文字、章句）与“神”（思维、理性）的问题。老子提出的“道”，是形神俱一，适用于万事万物的。而这个“用”者则是“人”。因为只有“人”才能体道、悟道、行道，这是“人”与一切生命体的根本区别。 作为单个的人，不可能是万有、万能的，它有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从政者不讲从政之道，经商者不谈经商之道，务农者不知四时变化，则离道远矣。 二、世间万物，可同类而不可同质。同为“人”，有男女之分、老幼之别，其本身的素质也有良莠之分。但“道”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无偏无私的，关键是体道之人，能否使自己的思想言行合于“道”，所谓“顺历史潮流则昌，逆历史潮流则亡”，即说明了“道”的运行规律是不可抗阻的。 三、对《道德经》的学习和研究，应反对抽象的空谈，提倡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宋徽宗之所以败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朱元璋对《道德经》的理解，也许还并不深透，但他是带着“有为”的思想来学习和运用的，他所以取得了成功。 四、当前就中国国内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小康目标，是全体中国人的首要任务。而不同战线，不同岗位的人，只有在联系本身实际的前提下，灵活掌握和运用《道德经》的基本原理，才能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就国际形势而言，和平、合作、发展是主题，但影响和平、合作、发展的暗流也不容忽视，《道德经》中关于“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及“不以兵强天下”等思想，对我们便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老子作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理论家，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无价的。但如同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一成不变的理论一样，《道德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仍需领会参悟，用其精髓，才能造福于人类。让我们共同努力，弘扬老子文化，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 （作者：张金涛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龙虎山道教协会会长，天师府住持） 二OO七年元月二十二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