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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经》并非儒家经典 《易》古经既是占筮典籍，又与《老子》有着深切的内在思想联系，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如《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以及《五斗经》皆已引《易》入道，自汉代以后历来皆重视《易》学，成为道教义理的渊源之一。那么为什么《道藏》只收载“道教易学”方面的道书（亦即与道教修持方术及科仪有关的注释之作），而不直接在“本文”部类中收载《易》古经或《易》古经与《易传》合二为一的《周易》呢? 究其因由，道教自认属道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史记·孔子世家》皆认为《易传》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所作。东汉班固撰《汉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认为《周易》为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作，为“圣人之书”，故以后称《易经》，归为儒家经典。在学术思想史上，虽然儒、道互补，但儒、道（道家与道教）两家门户之见甚深，各为比势竞誉，道不同不相为谋，每多相互斥贬，道教虽早已引《易》入其义理，并兴起“道教易学”，但是却未直接收《周易》入《道藏》。其实《周易》一书，系《易》古经与儒家阐释《易》古经《易传》的合编典籍，儒家《易传》殊多偏离《易》古经本文的原旨，而且《易》古经成册于西周初叶，根本非儒家业绩，而《易传》成书于战国晚期，非一世一人的作品，乃是儒家弟子相继撰成，将其附合于《易》古经而已，当然不能把《周易》笼统说是儒家经典。“易学”自成独立体系，《易传》不过是“儒家易学”之前导而已。对此问题，历来学术界议论较多，这里略为引述近代著名学者的见解，以益我们明辨《易》古经、《易传》有别的认识：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认为《易经》作于周初，《易传》作于晚周，其间相去已数百年，《易传》的论述，不完全符合《易经》的本意。在高亨注本《旧序》中说：“《周易》古经不是一个时期写定，更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我们从它的内容和形式观察，它的完成当在西周初年。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文王作卦爻辞'，马融、陆绩等（《周易正义》引）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这在先秦古书中没有明证，难以置信。”他对《易传》评论说：“传的部分共七种，就是《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彖》、《象》、《系辞》各分上下两篇，因此《易传》共十篇，旧称《十翼》，都是对《周易》古经的解释。这七种都作于东周时代，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司马迁（《孔子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等说是孔子所作，是不对的。”还说：“《易传》……有许多不符合经文的原意。而且《易传》的作者们常常假借经文，或者误解经文，或者附会经文，来发挥自己的哲学观点，又夹杂一些象数之术。讲《周易》固然不能抹煞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反而使人迷乱。总之，《易传》仅仅是《周易》古经最古的、有系统的、值得参考的、有正确成份的解释”。又高亨注本《周易琐语》中说：“《周易》古经有传七种，……先儒称为《十翼》，谓《周易》古经之有传，犹鸟之有翼也。司马迁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班固云：‘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汉书·艺文志》）后儒遂谓《十翼》皆孔子所作。按孔子确曾读过《周易》。《论语·述而篇》：‘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乃引《易·恒》九三爻辞。皆其明证。至于以《十翼》为孔子所作，则非也。宋欧阳修始谓‘《易传》非孔子之作，亦不出于一人之手'（《易童子问》）。清崔述说与欧阳氏同。（《洙泗考信录》）。'”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关于〈易传〉形成的年代》中说：“关于《易传》即十翼形成的年代，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司马迁于《孔子世家》中，认为《易传》乃孔子所作。此说影响很深。直到欧阳修方怀疑《系辞》为孔子所作。其后，清朝崔述进而怀疑《彖》、《象》为孔子所作。近人同样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几乎成为定论。并且认为《易传》各篇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乃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解易作品。……本书同意战国后期说，认为《彖》较早，其次为《象》，《系辞》出于《彖》、《象》之后。十翼基本上成于先秦，乃战国时期的著述。”在《〈易传〉中的哲学问题》中又说：“《易传》的作者虽然属于儒家，但其观点并非只是来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这同儒家的大师荀子一样，其哲学思想反映了战国时代哲学发展的面貌，并非孔孟正统派。将《易传》的思想皆归之于孔子，是汉代尊孔论的偏见。” 李镜池《周易通义·前言》：“今天我们研究《周易》，首先要把经与传分开。因为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不能混为一谈。《易传》之传，主要是借解说经文来阐发作者的思想主张，是适应秦汉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就对经文的解释而言，是没有多少可取的。但自汉儒传经以来，历来抱着《易传》不放，以传解经，以传代经，所以无法还经文的本来面目。” 王开府《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说：“《彖》、《象传》，今古文家皆以为孔子所作。……然《彖》、《象》之作，孔子未曾言，孔门弟子未曾言，即《系辞》亦未曾言。”“《象传》于《革》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之说起于战国，见于《孟子》，则《彖传》非孔子所作，直是孟子以后之人所为。”“《象传》于《艮》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论语》亦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象传》为孔子作，则孔门弟子辑《论语》时，何以误孔子之言为曾子之言。《论语》信不误，则《象传》非孔子所作，直是曾子以后之人所为。” 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的《易大传著作年代新考》断定：“《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乐记》取《公孙尼子》。'《公孙尼子》总是战国时代作品。《系辞》必在《公孙尼子》之前，是没有疑问的。”“宋玉赋引过《系辞》的文句，足以证明《系辞》的年代不可能晚于战国。”“《系辞》和《彖传》基本上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又说：“《系辞》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的作品，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惠子、庄子以前。《文言》与《系辞》相类，《象传》与《彖传》相类，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从《象传》的内容看，可能较《彖传》晚些。” 总之，既然：（一）《易》古经成册于西周初期，而《易传》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甚至汉初，前者为占筮史料，后者为儒家陆续集成的对《易》古经的随意阐释，两者性质不同，何能不加区别，笼统归之儒家称儒家经典? （二）汉代之所以定《周易》（《易经》）为儒家经典，关键在于认定《易传》为孔圣之作，今经考证认定，《易传》并非孔圣作，用是战国时期儒家门徒所陆续撰成，“孔子之作”已被否定，则定为儒家经典则失去了凭藉！（三）《易传》虽说是《易》古经释文，有其正确的成份，但大多是借题发挥，阐发的是儒家的思想主张，殊多牵强，而且其所阐发的思想主张，亦非正统的孔孟思想，徒冒孔圣之名，何得而能归之为儒家经典? （四）以汉代独尊儒术的偏见，排贬百家，凭借官方声势归入儒家经典，犹如方枘圆凿，其能相合相容吗? 芽更有以《传》解《易》、以《传》代《易》者，其去则更远了！ 四、《老子》是《易传》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般说，我国传统的古典哲学的源头，学术界认为是形成于西周初期的《易》古经和形成于春秋时期的《老子》。在战国中后期出现儒家《易传》后，由于儒者将《易》古经与《易传》合编成书，统称为《易经》（亦称《周易》），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首定《易传》为孔子所作，继之班固《汉书·艺文志》归《易经》为儒家经典，尔后儒生便热衷于以《传》传《经》，以《传》代《经》，因循日久，也便曾经滋生我国传统古典哲学源出《易传》的错误说法。到宋代，始有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首先质疑，认为“《易传》非孔子之作，亦不出于一人之手”（《易童子问》）。这也便褪淡了《易传》的神圣光辉。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以其博览与精析的治学态度，关注及《易》，并写下了《周易本义》。他在览《易》中觉察出《易传》与《老子》在论说哲理精神上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如两者皆围绕“清、静、精、微”与“阴阳、刚柔”等概念议论道理。这也便透露出两者存在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启示后学究其根底，何者的立言出之于前并启迪和资助了后者的立论? 这自然成了值得探讨的课题。按，《老子》传世于春秋时代，《易传》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前后相距数百年，可是汉以后以《传》代经的学风甚嚣尘上，给人们造成《易传》先出于《老子》的错觉，影响颇深，更是高树“孔圣之作”的大旗，一般读者何敢亵渎? 芽论实际，我国传统哲学的源头应说是：《老子》出，哲学兴。《易传》为儒家易学作品，虽也有哲理内容，但它的基调，依然是以重政治和伦理道德为本质特征。就其哲学内容来说，《易传》是融摄《老子》的自然天道观理论而运作的。近代有些著名学者对此发表了十分透辟的见解：如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易传〉中的哲学问题》里说：“《易传》解经，就其对筮法体例的论述和对卦象和卦爻辞的解释说，都企图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高亨《〈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中说：“《易传》作者对宇宙形成过程的看法与老子基本相似……应该说《易传》是受了老子的影响。”陈鼓应《先秦道家易学发微》中说：“《易传》借道家的道论来解释世界变化的法则，《系辞传》谈及‘道'处有二：一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两句话非常重要，然而却是对老子道论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系辞》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可能是对《老子》42章万物生成论的一个概括。有关道器的问题，在《老子》书中已经隐约提出，马王堆帛书《老子》有云：‘道生之……而器成之（在今本51章）'，今本《老子》28章云：‘朴散则为器'，意即道散则为器（朴即道，见《老子》32章‘道常无名朴'）。”还说：“道论创始于老子，无论是万物生成之道还是变化之道、以及作为事物原理的道，在老子哲学中都有系统的论说，《易传》中虽然也有十分精辟的概括性命题，但无论就其系统完整性或是理论的建构上，《易传》都是无法与《老子》相比的。……《易传》对老子的道论虽有所继承，但有关道的论述只是片语只字，而无系统性可言。”（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辑。）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中有一段话讲得更为明确：“《易经》是一部占筮之书，《易传》则提升而为一部哲学义理作品。两者相距有七八百年之久，这期间，老子思想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又：李中华《老子与周易古经之关系》中说：“以前，我们总是把中国哲学史中的辩证法思想的来源，归结为《易传》与《老子》两个源头。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即是割断了《周易》古经——《老子》——《易传》的真正源流关系，从而既排除了《老子》对《周易》古经的继承；又忽视了《老子》对《易传》的思想影响。其实，从《周易》古经至《老子》，再到《易传》，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发展清晰线索，同时也体现了正—反—合的辩证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三个阶段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有许多共同点，其所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儒道两家对“易学”系统，其中包括对《周易》古经的不同阐释和发挥。”（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辑。）罗炽《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中揭示：“儒家易学与道家易学的发展程式如下图： ——→老子道家之学——→ 《周易》《易传》 ——→孔子儒家之学——→ 上图表明两个否定之否定过程。道家易学与儒家易学同祖于《周易》，又殊途同归于《易传》。也就是说，《易传》不能简单地说是儒家易的代表作，它既包括了儒家的周易观，又包括了道家的周易观。两家的思想在不同的传中有所侧重。”笔者摘录诸学者的论断，意在凸现当代学者对《老子》与《易传》关系问题讨论的旨趣，同时也是借重诸名家断言，表达笔者赞同的意向。 按，儒家学派初兴时，孔子对六艺之学本重诗、书、礼、乐、春秋而独轻易。《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而《孔子世家》、《论语》皆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以占筮之术，属谋求于鬼神之事，故不加理会。《庄子·天下篇》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论语》以及《孟子》等先秦典籍，均言不及“易”，此证儒圣孔子并不以《易》教学者，当然从学者亦不明《易》。《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恒修其德是应当的，但不必要是进行占筮之事。可是，孔子到了晚年却热衷于读《易》，《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刚彬彬矣。”《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读《易》以至“韦编三绝”、“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可以说是沉醉于《易》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折呢?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表明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年少好礼，有鲁南宫敬叔言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在临别老子时，“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而老子临别赠言却无片语涉“礼”，所讲皆是道家尚柔守谦、去骄寡欲的道理。孔子返鲁后，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芽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选”老子在孔子的心目中，是一位神妙无羁的人，犹如既可以潜隐不现，又可以活跃于渊、腾升于天、蔽首于云的“龙”。是一位深知进止的超人。同样是无片语涉及于“礼”，而是对老子有深厚的敬仰之情，对老子之教言，亦颇有感受。这里所说的“犹龙”之喻，明显取之于《易》乾卦爻辞。据此，我以为司马迁在这里已透露，老子更偏重于在向孔子喻以自然天道、阴阳消长的《易》理及道家尚柔的道理。对孔子来说，在他青年时代便已亲聆老子解易喻道了。只是儒、道思想各有所宗，孔子仍弘扬其重礼尚仁之学，汲汲于求得进取，志在复兴东周盛世。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路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世家》）。可是好景不长，鲁君怠政，孔子不得不离鲁而开始他的周游列国之行，到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狗”。楚国有狂人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同上。）孔子在徒劳的奔旅之中也曾对自己的意志产生怀疑，“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 吾何为于此? ”颜回安慰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之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不得志，黯然返鲁，凡去鲁已十四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经历了这一段颠沛危困的生活，使他的思想深沉了一步，增添了他对人生及世事的体悟，沉下心来开始整理、修订古礼乐文献，以成六艺，最后致力于研《易》，这既是完成他整理“六艺”古籍的文化事业，同时也成了他精神的出路与归宿。其中，老子对他的精神影响，也是不可淡抹的。尔后他传《易》于弟子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西汉司马谈即受《易》于杨何。汉易颇兴。我们从孔子门人继承孔子遗志所集成的《易传》看，不难发现有些重要思想与《老子》有联系，也可以说，《老子》是《易传》的重要思想资源。 首先，孔子研《易》，用心既在于完成整理“六艺”典籍的儒学文化事业，也在于借助解《易》，建构儒家的“圣人之道”；而孔子不与鬼神谋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与殷周占筮之法，两者在思想上要沟通却是有阻碍的。那时，能够起沟通作用的思想桥梁便只有《老子》。因为孔子的鬼神观与老子的鬼神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当时都是先进的思想家，对鬼神的存在与权威都持怀疑和怠慢态度。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老子则“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这正是孔子能够融摄《老子》自然天道观的根本内在思想因素；同时，孔子也正是以融摄自然天道观为桥梁，走向玩味《易》卦象、辞，步老子后尘继续对其哲理化的道路；同时并本儒学“尚仁”的根旨，任意比附演义，以融《易》入儒，藉此表示古圣、今圣之一脉相承，并使之为建树儒家的“圣人之道”奠基。恰如《易·系辞上》所说：“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也正是孔子及其门人热衷“研几”的自我写照。 在哲理方面，《易传》摄融《老子》思想最显著的是“天道观”。儒家原来所谓的“道”的概念，是指在在政治与伦理方面的理想准则，而《老子》的“道”则是哲学范畴关乎宇宙本原与发展规律的概念。孔子摄融《老子》的天道观，实际是开拓视野，突破其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局限性，上升到包罗宇宙万物的哲学范畴，使他所主张的政治与伦理规范，也都成为了从属于“天道”的绝对存在与绝对完善；并从而借此为解释宇宙事物变易的原理。《老子》天道观（亦称道论）的哲理含蕴要点有四：（一）“天道”为宇宙本原：《老子》中的“天道”，是无形、无名、无为的，却又是“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的“周而复始”、“周行不殆”的自然存在的有规律的运动；（二）“道”的本质是“阴”、“阳”两个对立力量的相推运化；（三）“阴阳”两方的荡激、消长，产生第三者，即“中和”，由“中和”而生万物。而《易传系辞》则对《老子》天道观的要义作了概括和深化，“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传》）。这里的“一”，乃是“道生一”（《老子》第四十二章）的“一”，即能产生万物的、处于混沌状态的原素，内蕴“阴”、“阳”，阴阳的交感运化便是“道”；进而谓，阴阳运化并非人的意识所可预测，它自然而然地产生微妙的变易，这叫“神”。这个“神”没有一定的方式方位，变易也无一定的形体，这也便界定了所谓的“神”是没有“意志”的。归根结柢，一切变易与事物的产生，都是自然而然产生和出现的，并不是有意志的“神”所决定的。《系辞》还将乾坤、天地、日月、昼夜、寒暑、刚柔、健顺、动静、男女等观念皆纳入与“阴阳”相当的属性，“阴阳”说成了它们的有涵盖性和代表性的哲学概念，皆纳入对立斗争与不停运化的哲学范畴。同时，《系辞》也效法《老子》将占筮蓍数分衍奇偶以成卦爻的程序作哲理性推衍的思维旨趣。如《系辞上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还以揲蓍求卦之法，言天地大衍之数，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十，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认为筮法之程序与蓍筮之数字皆同天地运化之道相应。认定“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便是圣人穷究的、极为幽深的道理。这表明《系辞上传》作者，效法《老子》趣旨而着力将占筮之法向哲理范畴转移、阐积的趋向。 关于探求“道”与“器”两者关系的命题，在《老子》与《易传》中皆有论及。这一命题，在实质上是探究哲学范畴的“无”与“有”的关系，即孰为第一性? 《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自然天道是第一性，“自然天道的分散溥布则产生有形之器。《易传》亦承接《老子》对此命题的理论，作进一步的阐发。《系辞上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的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皆为自然天道的体现，《系辞下传》更进一步地阐发了“道”生“器”的关系：“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细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筮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楝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总之，见不到的抽象的“道”，经筮蓍显示出卦象，天道垂象，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制作有形之器物，以为天下所利用。这与《老子》“朴散则为器”在道理上是一致的。故而在“道器论”方面，《系辞传》乃继《老子》而阐发。 儒家与道家在学术理论主旨上本不相同，儒家重封建伦理道德，道家则重以自然主义天道观为中心的哲学理论。儒家不探究宇宙本原，专注于封建政治与人伦关系，道家超脱政治，主张见素抱朴。但儒家《易传》的价值取向则明显有所转变，将伦理道德与自然天道结合，致力于哲理化，认为伦理道德也是自然天道所派生的维系宇宙的纲纪。如《系辞上传》：“子曰：‘《易》，其至矣！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辞下传》：“……《履》，德之基也。《谦》，德之炳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此处三陈九卦，以明处忧患之道，借卦象以阐发儒家的修德义旨。《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属于人道的仁义道德，乃是圣人顺应天地万物的原理和本性而制定的。 又如《老子》第五章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意在告戒人们应慎言行，议论太多，会因有所失而陷于窘迫的。《系辞上传》中也有这样的告戒，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两者的思想是一致的，《老子》语之于前，《易传》语之于后，后者据前者而继言之，十分明显。这类命题、立意、遣词之相近似尚多，这里不作赘述。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