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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三山鼎峙带混一三山 《志》卷11《上清品》“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传”曰：“绍圣四年（1097），敕江宁府即所居潜神庵为元符观，别敕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箓宗坛，与信州龙虎山、临江合皂山，三山鼎峙，辅化皇图”（《道藏》5-605中）。宋哲宗的这道敕令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证明北宋时逐渐形成符箓派三山鼎立的局面。 隋唐五代时期茅山派在诸符箓派中似乎垄断了对朝廷的影响。北宋初年茅山派继续受到朝廷优宠。历史表明，元代以前，茅山派一直保持着与历代朝廷的密切关系。 东汉末年，张陵、张衡、张鲁三天师的五斗米道割据汉中达三十年之久。魏晋五斗米道继续流传民间，同时深入上层社会。五斗米道至南朝多称为南天师道，以天师后裔为首领，行正一箓。北魏寇谦之改造五斗米道，自称天师，为北天师道。六朝末年至唐初，天师后裔有迁至茅山和龙虎山者，默默无闻。隋唐五代时期，南天师道的正一经法被继承下来，形成正一派，主要活跃于民间。北宋初年，汉天师后裔在龙虎山接过正一经法，举起祖先张道陵的大旗，重建教团，声势渐大，引起朝廷重视，人称天师派或龙虎山派。历史表明，该派经箓悠久古老，但教团衰微或中绝了很长时间，在北宋属于中兴或再起。 汉魏六朝时期灵宝派也是主要经派之一，灵宝科仪和经法影响很大，为各派所吸收。如茅山十四代宗师韦景昭受玄静经箓前，“惟习灵宝经法”（《道藏》5-602下）。但灵宝派作为教团的势力和影响却一直不甚显著。至北宋，灵宝经派中逐渐衍生出灵宝教派，以合皂山为中心，崭露头角，人称合皂山派3。历史表明，合皂山派的经法虽然源远流长，但作为教派却属后起之秀。 历史上的太平道、古三皇经派、洞渊派、天童派等等，均销声匿迹了。随之又有许多新教派、法派诞生。不过在北宋时期，新形成的三山符箓鼎立的局面比较重要，宋哲宗的敕令对这种新的形势给予了承认和支持。 《志》卷16《采真游篇》“黄澄传”曰：“初，三山经箓：龙虎正一、合皂灵宝、茅山大洞，各嗣其本宗。先生请混一之。今龙虎、合皂之传上清毕法，盖始于此”（《道藏》5-621中）。“先生”指茅山玉晨观主持黄澄。宋徽宗召见他，命他主持金山神宵万寿宫，累授太素大夫、冲素静一先生，领玉堂高士、左右街都道录兼管道门公事，食实封一千二百户，赐紫金方符。他是当时道教领袖。他向宋徽宗请求混一三山经箓，获得批准。 符箓各派自六朝以来，始终处于既坚持个性，又互相靠拢、融合的过程之中。黄澄提出“混一”，表明三山经箓互相靠得更拢了。宋徽宗批准黄澄顺应形势，采取积极促进融合的天都，使三山经箓增加了融合的深度，表现为龙虎，合皂二山开始传上清毕法。 到宋理宗时，龙虎山后来者居上，影响超过茅山和合皂山。理宗因势利导，于嘉熙三年（1239）命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符箓，又对融合的进程有力地推了一把。此举确定了龙虎山在符箓诸派中的领导地位，对符箓派的大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哲宗敕三山鼎峙，宋徽宗批准黄澄混一三山，宋理宗命张可大提举三山，属于国家单项宗教政策调整的范围。三次政策调整，客观上均达到了尊重宗教自身变化的规律和客观实际，既不凭主观意志去强行干预，又不放任自流的效果，及时准确，可谓得当。符箓派的融合与联合，有利于提高道士的素质，对社会和民众有益，对维护封建统治也有好处。 符箓诸派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最终混合为正一派，与元政权有意无意地引导也不无关系。但是，如果没有宋代三帝对三山符箓的自然形成和融合，相机给予支持和促进，作为符箓派大联合体的正一派的出现也许还要推迟。三次政策调整，一直影响到六十余年（就理宗而言）至二百余年（就哲宗而言）后，其积极效果才完全显现出来某些宗教政策见效之久远，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封建帝王的宗教政策与我们今天的宗教政策有本质上的不同，三帝对三山政策的调整不过是偶然中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启发。那就是，只要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以务实的精神审时度势，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高瞻远瞩，真正掌握并尊重宗教自身变化的规律和客观实际，采取因势利导的态度，就能保证宗教政策的正确性。我们比封建帝王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些，更不可能完全自觉地做到这些，而我们可以自觉地彻底地将这些坚持做下去。 2 参阅拙文《张宇初论道派》，张金涛、郭树森主编《道教文化管窥——天师道及其它》，第15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3 郭树森考证说：“合皂宗约形成于唐代中期，奉葛玄为其始祖，昌盛于唐宋时期”（《合皂宗灵宝道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9期，第39页）。可备一说。 三、 三清与玉皇 《志》卷25《录金石篇》收录张商英绍圣三年（1094）撰《江宁府茅山崇禧观碑铭》说，崇禧观中轴线上原依次排列三清、北极和本命等三座神殿，玉皇殿偏居东隅。绍圣二年（1095），张商英向主持整修工程的朝奉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军府事充江南东路兵马钤辖柱国何正臣（字君表）建议，重新排列神殿布局，改为中轴线上列三清、玉皇和北极三殿，本命殿移于左侧。他解释说：“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清气之始也。其天为清微，其境为玉清，其天尊为元始，其帝为玉皇。所谓道者，气之纯清也。其天为禹余，其境为上清，其太上大道玉晨君，其气为天皇。所谓天者，气之积清也。其天为太赤，其境为太清，其太上为老君，其帝为北极。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统于北极者也。北极者，天之中枢，以承玉皇者也”（《道藏》5-663上）。 张商英，《宋史》卷351有传。传中说，当初他任南川知县拜见上司时，曾“着道士服”， 口若悬河。后商英曾“责监江宁酒”。所谓“管库”大概指此。徽宗时商英升任相职。他撰有《三才定位图》、《黄石公素书注》、《金箓斋三洞赞颂仪》和《金箓斋投简仪》等著作传世。可知他不仅是一位官员，也是一位信奉道教的学着。故而何正臣向他讨教，并完全按照他的建议于绍圣三年将崇禧观整修完毕。张商英十分满意，不仅撰写了碑铭大加赞扬，而且建议绘制何正臣像悬于观中配享。 道教是由许多派别联合、融合而成的，各派别都有自己的最高神或主神，称号众多。在漫长的趋同过程中，逐渐形成共同的最高神三清。在署名东晋葛洪的《枕中书》和萧梁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中，已经出现了包括元始天尊或元始天王在内的三清的雏形。至唐朝的《老君圣纪》，居玉清境、上清境和太清境等三清境中的三位最高神仍是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没有灵宝天尊。《云笈七签》卷3《道教本始部》说三清境也就是清微天、禹余天和大赤天等三天，治三境三天的是天宝君、灵宝君和神宝君等三君。而在三境三天之上还有最高的大罗天，最高的神元始天尊居其中。这与《老君圣纪》的说法又不同。《道教本始部》又说，三代天尊是过去元始天尊、见在太上玉皇天和未来金阙玉晨天尊。这里吸收了佛教的三世佛的思想，但没有被道教普遍接受。 张商英继承了三境三天以及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等三神的传统说法。他试图借助《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为三清提供哲学依据，将自然、道和天解释为清气之始，气之纯清和天之积清三种状态。这也就是一气化三清的意思。这种解释当然是牵强附会，谈不上什么哲学，但是颇奇特。它与传统的无先、妙一和三元等三气，或玄、元和始等三气的说法，都不同。从崇禧观的整修和张商英的解释可以得知,北宋时三清最高神的地位在茅山已经确立，单灵宝天尊在茅山三清中还没有位置，对三清的神学解释尚未统一。 玉皇或玉帝之称早已有之。但六朝道经中所出现的各种玉皇或玉帝号，不过同虚皇、道君或天尊等称号一样，时编制神名的一种泛称，有时只是小神的名字。大约唐朝时，玉皇之称才渐渐具有独立神格的意味，但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仍较低。玉皇成为天帝、上帝、位尊望重，实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始。《宋史•礼志》记载，宋真宗于此年梦见神人传达玉皇之命，命他供奉赵氏始祖。于是，大中祥符七年（1014）上玉皇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 《崇禧观碑铭》告诉我们，宋真宗上玉皇大帝尊号后，玉皇大帝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仍不如皇帝和百姓尊崇的那么高。玉皇殿在崇禧观中偏居东隅，排在北极殿和本命殿之后，就是证明。这种违背皇帝旨意和百姓习俗的状况是不可能持久的，故整修后的崇禧观将玉皇殿调整到北极殿和本命殿之前。张商英也为这种调整编造根据，为三气、三境、三天、三尊又配上玉皇、天皇和北极等三帝、 崇禧观的整修生动地表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等因素的作用，为适应这些外在条件的变化，道教的神和神学也在自觉地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结果之一是，北宋以后，玉皇在道教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至今如此。这并没有对道教带来不良影响，反而为道教吸引了更多的信众。广而言之，任何宗教都在不停地变化，适者生存的规律对宗教同样适用。 儒家学者对天和皇帝的崇拜，总是高于对佛道二教的接受。南宋朱熹对于玉皇大帝没有调整到三清之前，仍不满足，忿忿不平。《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216引《朱子语类》曰：“（三清）岂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但这是不容易再调整的了。因为任何宗教都有自己不容易改变、不容易放弃的那部分内容。如果这部分内容完全改变、放弃了，那么这种宗教也就变成别的宗教、新的宗教，或者不是宗教了。最高神就包括在不容易改变、不容易放弃的那部分内容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